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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马丽达古是有夫之妇，李斯特将她强夺过来，跟她共度蜜月。他一边弹琴一边听“湖的呼吸”，跟情人长途漫步，一直走到著名的Melzi华宅，在但丁和贝亚特丽斯的塑像前面良久驻足，陷入沉思。返回Serbelloni后，他写下《看过但丁之后》和《彼特拉克唢吶》。
提起写意大利众多的外国作家，我们首先想起的是司汤达。他是在战鼓声中进入意大利的。1800年5月，一个名叫享利·比勒（Henri
Beyle）的十七岁的骑兵少尉，跟随拿破仑的军队进入意大利，从此跟这个国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转入外交界，先后成为特里耶斯特和西维达·韦西亚城的领事，直到去世。1817年，他第一次以司汤达的笔名发表了随笔《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后来几乎所有作品都跟意大利有关，如《意大利绘画史》、《踯足罗马》、《意大利传闻》、《罗西尼传》，等等。长期的意大利生活，使他对那里的乡村、城市，如罗马、热那亚、特里耶斯特等都很熟悉；对绘画、音乐，直至罗马教廷的历史，皆了如指掌，以至人家将他的作品作为游览意大利的指南。
然而，不管他在多少个城市当过外交官，写过多少个城镇乡村，真正标志他的意大利生活的是科姆湖。它那满溢阳光的湖岸，于他不只是种植橄榄树和柠檬树的地方，而是隐藏着一段浪漫记忆，有过一场似是而非的情爱的地方。他曾经在科姆湖畔生活过，到森林里去搜猎，在林中的音乐室听莫扎特，到湖岸的华宅探访朋友。在他的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中，对科姆湖的美和神秘有过描写，那是1817年7月18日，在美芝（Melzi）华宅里写的：
科姆湖的山头覆盖着栗树，直到山之巅。分布在山腰上的村庄，由于教堂的钟楼高耸在树林之上而显得遥远。被远距离和湖水的轻波减弱了的钟楼的钟声，在那些痛苦的灵魂中回响着。怎样来描绘和道出这种感受呀？必须要热爱艺术，必须要陷入情爱与不幸。
从情爱与不幸的角度来理解科姆湖，是他个人的独特视角。这位外交官作家，生活作风一贯严肃，被看作文人的模范，平生艳遇甚少，只一心将生活变成艺术作品。但他三十四岁那年，一个机会无意间来到，他跟美丽的伯爵夫人瓦朗莎同游科姆湖。那是她的丈夫恩准的，因为有其他人一起。1871年7月18日的日记中，他有这样一段记载：
使我的忧郁祸不单行的是，我要陪伴漂亮的伯爵夫人瓦朗莎去游湖。我在Smolensk认识她的丈夫。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能跟这几天在湖上，在树枝泡进水波的栗树丛中所度过的灼热而美好的夏日相比拟。
对一个生活作风严谨的外交官来说，以这样的文字来记载他毕生难忘的夏日韵事，已经是难为他了。数天的湖上生活，于他简直是整整的一生。李斯特的勇气和流氓手段不是他的专长。然而，忧郁之余，他有过一句惊人的话：
就是在那里，必须用枪在头部开杀自己。
是科姆湖美得使他想杀死自己？理解这句话无须太多神秘色彩，景物往往为衬托人而存在，也因为人的故事改变色调。但他没有当真将自己开杀，有其他办法可以解脱。他以科姆湖和湖畔的加尔洛达（Carlotta）贵族府邸为背景，写了《帕尔玛修道院》。事实他一生所有道路都通向帕尔玛。故事开始时，拿破仑带领军队进入米兰，大约十八九年后3月的某一天，拿破仑从第一次流放地厄尔巴岛返回法国，招兵买马准备复辟。消息传到这座府邸，侯爵台尔·唐戈大为恐慌。然而，在同一屋顶下，有人恐惧有人欢喜。欢喜的是法布里斯，侯爵的小儿子，他兴奋地打点行装，准备去投效拿破仑。他果然参加了滑铁卢之战，手握战马笼头的缰绳，策马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司汤达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征服了意大利，或者，他以文学的手段，将那场不可能的爱情摆平。意大利本身不存在了，它变成了《帕尔玛修道院》，一个司汤达的国度，一个以他本人的欢乐、忧郁或不幸建立起来的国度。
司汤达有关意大利的作品，如游记《罗马、那不勒斯和佛罗伦萨》、《踯足罗马》等都很成功。他漫步在街头上，就是漫步于现在和过去当中，是一场内心的历程。他谈罗马，是以历史学家、学者或政治家的口吻，从它的建城谈起，后来如何在野蛮的冲击下变成废墟，又如何经历了文艺复兴，将古代的精华复活。还指出，罗马的艺术气氛和成就，是宗教和教廷一手造就的。
然而，奇怪的是，司汤达是最著名的，不为他的时代所接受的作家。生前默默无闻，作品少人问津，连《红与黑》也不例外。这部杰作当年被杯葛，因为他写一个木匠的儿子和贵族夫人的恋情，超越了当时的社会等级界限。到底是十九世纪的上半叶。他孜孜不倦笔耕数十年，不时有作品问世，就像不时将一只瓶子拋到海里，可惜谁也没有捞到。直到1935年，才开始有人阅读他的作品。
其实巴尔扎克对他评价甚高。早在1840年9月，他在《巴黎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修道院这部著作，只能在欧洲头一万二千或者一万五千人当中找到读者。因此，我在这里说的话，是向那些高贵而纯粹的心坎说的。他们生活在每一个国家，像一些不为人所知的杰出人物。”他又认为，该书的结尾可以引出另一本书。又说：“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们，我将《帕尔玛修道院》的作者，看作我们时代的有思想深度的最好作家之一。他所占的份额将会大于人家给他的那一份。”那时候司汤达还在罗马，同年10月份看到了那篇文章。瓦莱里也别具慧眼，看出这部作品独树一帜，称作者为“偶像的杀手”。
更使人感到遗憾的是，1841年3月，他脑溢血病发逝世时，报章发出的讣告中，他的原名Henri Beyle 被误写成M。Bayle
，笔名Stendhal 写成 Stendhall，还白白送给他一个姓Fédéric。
大家将他的名字跟另一位作家混淆了。巴黎一半以上刊物不知道他的名字该怎样写。还有哪一位作家跟他的时代弄得这么糟糕的？直到他逝世几近百年，才开始被读者接受。一旦被接受，就开始膨胀，被崇拜，被封圣，出现了“司汤达主义”，成立了“司汤达俱乐部”。时代终于把他找回来了。他的《红与黑》风靡世界，被拍成无数电影。现在，提起有关意大利的作品，大家首先想起的是他的《帕尔玛修道院》；提起科姆湖，会想起他与贵妇人瓦朗莎之间欲说还休的故事。是他那管笔，将意大利、科姆湖以及湖畔的加尔洛达府邸变成了光闪闪的晶体。
这要怪卢梭
记得我们初到法国时，曾经到埃尔默侬维尔瞻仰过卢梭的陵墓；去年，又到沙尔梅特参观过他的故居。埃尔默侬维尔的陵墓，当年拿破仑也去过，那时候的“第一执政”，路经时顺道去看看的。他在杨树岛墓前对侯爵吉拉尔丹说：
“为法国太平起见，这个人最好不存在。是他引起法国大革命的。”侯爵说：“我觉得似乎不该由你这位‘公民执政’来抱怨这场革命吧？”拿破仑回答：“后人将会说，为天下太平起见，最好没有卢梭，也没有我。”卢梭博物馆卢岚摄
一代霸主，尚且将自己与卢梭放到同一天平上，可见卢梭这个大人物之大。也可见天下间的伟人、圣贤，往往是扰乱天下太平的。庄生有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卢梭这个人物之大，你不能将他一眼看得完，也不能用一个框框把他框得住。歌德认为，“新世界由卢梭始。”他是新时代的第一人。作为思想家、哲学家，他被认为自笛卡儿以来，对人类思想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作为文学家，他是浪漫派的宗师，现代传记文学之父；他是儿童教育的先锋，开创了“积极方法”教育，直到如今，这种方法在所有学校沿用；他也是“自然之子”，当代的绿色主义者，还遵循着他的基本法则。文学评论家圣伯夫说，是卢梭第一个将绿色写进文学作品中。看，我们的现代生活，还有哪一处地方少得了这位十八世纪的人物？
然而，现代人谈起卢梭，跟谈起与他同时代的伏尔泰、狄德罗两位启蒙哲人，完全是两码事。后两位哲人使人想起阳光，高雅，正气；而卢梭，却使人想起阴冷，暗晦。他人格上的自相矛盾，是个永远的话题，恍如这个卢梭是由若干件块组成，而每一件块各自脱节，各自分离，互相间衔接不起。他创立了现代民主的原则，却思想古老，反对由民主带来的现代科学。他认为，在埃及、希腊、罗马，一如在所有现代国家，“进步”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他提倡返回大自然，却千方百计进入巴黎社交生活；他关心儿童教育，却把自己五个孩子送入孤儿院；他提倡社会平等，却喜欢结交权贵，投靠贵族，成为他们的门下食客，最后死在埃尔默侬维尔园，这是他的贵族朋友吉拉尔丹侯爵的领地。
这个卢梭，你真的要提防。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