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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华德说的话，亚当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把手放在亚当斯的肩上，对他说：“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能够做的，只是把你看见的那几个人抓起来，可是我不可能把所有这伙人都关进监狱。我不能抓的那些人，可能回过来杀了你、你妈妈和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一家处在危险中，现在我要求你，忘记自己看到了什么，永远也不要讲出来。”
恐怖最终阻挡了所有的证人，很可能也阻挡了大陪审团。他们也许和亚当斯一样，并非缺少良知和勇气，可是他们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刑事案件的起诉权归在州一级。联邦只能参与调查，没有起诉的权力。寻求公正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案子到了大陪审团前，却没有被起诉。整个邻近地区，包括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黑人社区从此留在一片深重的恐怖中。在四个受难者的葬礼上，一些亲友不敢出席，来的人都一言不发，不敢对谋杀事件有任何表示。受难者们被匆匆安葬，渐渐地，没有人再记得他们的墓地在哪里。
这就是六十年前的佐治亚州，这就是六十年前的小镇门罗。
三、逃亡的一生
1946年7月25日，在暮色中那个惊恐万状的马背上的十岁孩子，一点没有想到，“摩尔滩事件”将永远改变他的一生。
如此恐怖的童年经验和强烈刺激，使亚当斯开始经常作噩梦，几十年都无法停止。
不仅如此。不久，一个KKK的庄园主来要他们一家成为他的佃户。“只要你们在我这里，我就保证，你们不会因为这小孩子‘看到的事情’出麻烦。”这是他们家得到的第一个威胁。一家人从此在那里辛苦地干，拿很少的钱。妈妈劝他一定要忍，为了那个潜在的危险。亚当斯自己也懂了。不懂也得懂，那些凶手们，他经常都能够在附近碰到。四目相对的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个喜欢亚当斯的黑人拖拉机手，教会了他开拖拉机。几年后亚当斯想，他们应该忘掉他了。他试着离开那家农庄，用他的技术挣更多的钱。可是很快两个当地警察就来找他，转告说，假如他不回去，那个庄园主说了，“不能保证他们一家的安全”。他只好回去。
整整八年过去了，就在亚当斯刚满十八岁的时候，警察霍华德找到他，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你还是参军去吧。就这样，亚当斯参军走了。在外面两年，亚当斯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1956年退役回家后，年轻的亚当斯想，十年来他一直保持了沉默，不管怎么说，那些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把它忘掉算了。那些KKK也不应该为十年前他看到些什么，再找他的麻烦。可是他又错了。
刚刚到家，两个警察就又来找他，对他说，你在附近这么晃着，总是叫一些人感到紧张。你最好还是离开吧。
于是，二十岁的亚当斯离开了门罗。可是，“摩尔滩事件”却没有离开亚当斯。
从此，亚当斯开始了他逃亡的一生。不论他到哪里，总是不久，就会有KKK身份的警告跟来，威胁着要他离开。
离开门罗的那一年，亚当斯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玛约丽。玛约丽刚刚离婚，还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辛迪。辛迪对我们说，对她来说，父亲就是亚当斯。“他是多么好的爸爸！”辛迪回忆说，小时候只知道他们家永远在搬家。她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半夜了，妈妈把她推醒。父母匆匆地把能够装上车的东西塞满一车，家里还扔下好多东西，就这么逃一样地离开了。
童年时代的恐怖经验，给亚当斯带来真实的恐惧。亚当斯从小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他曾对自己发誓要守着秘密，他觉得有责任保护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安全，现在他更要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辛迪说，妈妈后来告诉她，从一开始她就凭直觉知道，亚当斯有什么“大事”瞒着她。他经常夜半从噩梦中惊醒，惊呼出声。问起来，他总是不肯说。当然，还有他们莫名其妙的频繁搬家。有一次玛约丽忍不住问，我们难道就不能定居下来吗？亚当斯脱口而出说：“只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就定不下来。”玛约丽没有再问。最后，在又一次连夜逃亡之后，亚当斯终于把自己的童年故事告诉了妻子。
连辛迪一起，他们有了六个孩子。可是因为不停地流动，哪怕有了一个好工作也保不住。他们就一直是贫穷的。穷得有时候只能住在车子里。可是他们有一个和睦的家，孩子们都是好孩子。也幸亏美国在变化，南方也在变化。至少，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读到高中了。当然，因为始终在迁徙中，孩子们不能有固定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不能和小朋友有稳定的友谊。非常的童年经历，令亚当斯的孩子们深受伤害。
也许别人会想，南方在六十年代以后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KKK已经被民众所唾弃，即使在门罗，KKK也从一个“显文化”逐渐退出舞台，亚当斯为什么还要逃亡？但作为一个当事人，亚当斯看得很清楚。对于KKK来说，大形势越是明朗，他们被起诉、定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对亚当斯的存在就越不放心。亚当斯一家也就越危险。他心里很明白，他面对的是一群亡命之徒。他们的残忍，他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就这样，几十年来亚当斯的一家先是在本州的各个城市奔走，希望离门罗、离妈妈的家不要太远，后来他们不得不离开佐治亚，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州，不断搬家、不断逃离。
辛迪对我们说：“我们一家也是摩尔滩事件的受害者。只是我们受害的方式不同罢了。”
四、一个人的战争
在如此艰难的人生中，亚当斯从一个孩子变成年轻人、中年人，接近老年。他不仅在做着噩梦，不仅在KKK的逼迫下逃亡，他也在思考虽一年年远去、却跟随了他一生的“摩尔滩事件”。在他刚刚长大的时候，他只想忘却。那是太悲惨的事情，他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重负，本能地想卸去负担。可是他忘不了。
他几十年在夜晚的噩梦中煎熬。后来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以后，他开始更深体会到乔治的妈妈突然失去两个孩子、家庭被毁灭的悲惨。亚当斯开始有了成年人的思考。他对正义不能伸张、暴徒没有被绳之以法感到愤怒。他还对妻子说，他始终内疚，觉得自己眼睁睁看着乔治被杀，自己只是躲在一边，什么也没有做。他恨自己怎么如此懦弱，没有站出来阻挡暴行，救下他的大朋友。这种悔恨的心情，越来越强烈。妻子安慰他说，你没有责任，你只有十岁。你站出来也一样救不了乔治。可是玛约丽知道，亚当斯在内心里，是一个传统道德观念很强、对自己的品质要求很高的人。回想“摩尔滩事件”，他总是非常自责，总觉得自己见死不救，是生命中的羞耻。
那是一个人内心惊心动魄的战争。亚当斯既感到恐惧，要承担保护家人的责任，又被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感所深深折磨。几十年来，他苦苦挣扎。“摩尔滩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乔治死的时候留下一个两岁孩子，被人远远地领养走了。没有人再重提旧事。除了暴徒们，惨案真正的目击者只有亚当斯和艾默生。
艾默生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艾默生的死讯传来，亚当斯感到分外沉痛，他明白自己是“摩尔滩事件”惟一的历史见证人了。
亚当斯有一次回门罗看妈妈，路过凶手之一哈里逊的家。哈里逊正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亚当斯突然忍不住，决定走过去，作几分钟直接的对话。亚当斯站在哈里逊面前，直直地问道，你们KKK干吗老盯着我？哈里逊冷笑着说，这么些年，难道有谁动了你吗？亚当斯回答说，没有，可是无论我走到哪里，你们总是在盯着威胁我。哈里逊接着说，只要继续闭紧你的嘴，就没人会来动你。
就在这一瞬间，亚当斯决定向凶手质问那个始终令他不解的问题，他知道罗杰是在吵架时刺伤了一个白人。“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乔治？！他是我看到过的最善良的人。我父亲死后，他给了我们家那么多帮助。他是个好人！”
这么些年来，以往的凶手们和这个证人之间，维持着一种奇怪的威胁和被威胁的关系。哈里逊没有想到，亚当斯会面对面地突然对谋杀直接提问。可是，也许这么多年来，他认为已经能够把亚当斯捏在手心里。所以他傲慢地回答说：“他在参军前倒是个还不错的黑鬼。可是，当兵回来以后，他以为自己可以和我们一样了。”
亚当斯扭头就走。他终于证实，乔治死得多么惨——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没有伤害任何人。他被残杀仅仅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多年的伤痛变成愤怒。他觉得他长久的秘密要冲出胸膛。可是想到可能给家人带来的危险，他又压下了自己的冲动。
1989年，亚当斯一家搬到了佛罗里达。多年的逃亡使他身心疲惫。他们带大了六个孩子，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亚当斯没有文化，干的是最吃力的体力活儿。可他总是尽心尽力尽养家的责任。
不幸的是那年11月9日，亚当斯在一场意外的工伤中，失去了一条腿，也失去了劳动能力。失去一条腿，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也是生命的一个转折。亚当斯躺在病床上，伤口慢慢愈合。回想死神擦身而过，他相信，假如当时不是上帝用一双手扶住他的肩膀，他早已经随死神而去了。躺在床上，亚当斯痛定思痛，回顾自己的一生。他终于意识到，虽然自己还不算很老，可是也许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他问自己，他还有什么事情必须去做？他还亏欠着什么、还有什么令自己这一生深感遗憾？
那时的美国，劳动保险制度已经完善。在养病期间，律师为了争取最大的保险补偿，谈话中问及他的个人历史，追问着一个个问题。他避开“摩尔滩事件”，可是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