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有一个对“小说”的认识演变过程。
今天的读者，认为“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的头衔是光辉的。但是在中国古代，
“小说家”却是下九流人物。最早的“说书人”，高级点儿的在茶馆里说，低级的只能在
马路边说，跟要饭的也差不多。给说书人写“话本”也就是底稿的人，大都是穷愁潦倒的
落魄文人，有的甚至是烟鬼、酒鬼、嫖客、败子。他们幼年读过书，懂点儿历史，长大了
闯荡江湖，有许多社会知识和素材，落魄以后，无以谋生，就编一些历史故事出来，或者
自己讲，或者把底稿卖给“说书人”，让人家去讲。因此小说家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但不
敢争“版权”，有的还生怕别人知道，坏了名声。因为在读书人的眼光中，写诗词歌赋的
是“文人雅士”，写小说的就是“无聊文人”。例如明代的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李昌祺，
学问不浅，官儿做得也不小，就因为写了一部五卷二十二篇传奇小说《剪灯余话》，尽管
思想陈腐一些，而且有些夸耀才华，不但生前受到嘲笑，死后还为此被取消进入乡贤祠的
资格，就是明证。在“正人君子”们看来，小说家是“误人子弟”的罪孽，要受到责骂、
受到天谴、遭到报应的。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
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以此证明这是“天报应”。清代的铁珊在《增订太上感应
篇图说》中说得更其邪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①撰《西楼
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②撰《红楼梦》，终生困厄。
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
且绝嗣。”铁珊恨透了小说家，已经到了不惜用造谣来污蔑小说家的地步了。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别号署名。例如漱六山房、
花也怜侬、兰陵笑笑生等等。《水浒传》是中国最早期的白话小说，写的人物又都是土匪
强盗，作者不敢署名，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这里咱们姑且按照一般的说法认定《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或者罗贯中。那么咱们
先来看看这两个人的生平历史如何。
遗憾的是：关于这两个人的历史资料，少得简直如凤毛麟角，许多专家考证，甚至连
考古学家也参加进来发掘，所得到的资料，有的模棱两可，有的被批驳者所否定。目前一
般的说法是：
施耐庵，名子安，号耐庵，原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或苏州人，后来迁居江苏兴化或
淮安，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2）中的进士，曾在钱塘当官两年，后终生不仕，立志著书。
生卒年月大约
① 袁于令——1592…1674； 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吴县人，清初曾任荆州知府。
作有传奇八种、杂剧一种。《西楼记》是他的代表作。
② 高兰墅——高鹗（1738？…1815？），字兰墅，别署红楼外史，是《红楼梦》后四十回
的续作者或编撰者。他于乾隆六十年中进士，在“清水衙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所以说
他“终生困厄”。
为1296…1370年（元元贞二年至明洪武三年），也就是说：考中进士的年龄大约是三十
五岁至三十八岁，做官的年龄是三十九岁至四十一岁，著书的时间共有三十多年。终年七
十五岁。
罗贯中，名本，一说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陕西太原人，一说钱塘人或庐陵
（今江西吉安）人，生卒年月约为1330…1400，终年七十一岁。也就是说，罗贯中比施耐庵
小三十五岁，施耐庵中进士那一年，罗贯中刚出世；施耐庵死的那一年，罗贯中四十一岁。
罗贯中的著作比施耐庵多：有《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
代史演义》、《粉妆楼》、《龙虎风云会》等共有几十种。但是从文字水平看，有的文字
水平比《三国》相差太远，不大可能出于同一人之手，有可能是伪托。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说罗本（罗贯中）是施耐庵的门人。高儒《百川书志》说：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本贯中编次。”意思是说：《水浒传》是
施耐庵写的，罗贯中编的，也可以理解为两人合作的。粗粗一想，这种情况似乎不大可能：
施耐庵辞官不做，开始著述的年龄是四十二岁，这时候罗贯中还是个三岁的小孩儿。等到
罗贯中成人，施耐庵的小说已经写了近二十年，应该定稿了。一般说来，老师水平总应该
比学生高些，但是事实上罗贯中的水平比施耐庵要高得多：施耐庵著述三十多年，一生只
编撰了一部《水浒传》（也许还有别的著作湮没了），而罗贯中一生却写了十几部书；罗贯
中写《三国》，战争场面写得十分生动，地理位置也大都与实际相符，而《水浒》所写的
战争场面大都出于想象，地理位置更是错误百出，是名副其实的“纸上谈兵”；《水浒传》
如果经过罗贯中编辑整理，战争场面应该写得比现在的版本更好一些，作为学生，而且参
与“编次”，总不会眼睁睁地看见老师的作品中错误百出而无动于衷吧？
《水浒传》里的地理性错误相当多，单是常识性的，就不下几十条，这里不一一列举，
只说几处最突出的：
第一，从大名府运送生辰纲到开封去，几乎是一条向南的直线路线。书中通过杨志的
口说，要经过黄泥冈、二龙山、桃花山等强人出没的地方。最后生辰纲在黄泥冈被劫。这
个黄泥冈，按书中介绍，却在大名府的正东面，属于济州管辖。后文又说：二龙山、桃花
山和清风山同属青州管辖。青州在济州的东北，离大名府到开封的路线相距千里！
第二，戴宗从江州（今江西九江）出发到开封去送信，不走直线经汉口、信阳，却绕了
一个大圈子跑到山东去，在梁山泊经过！
第三，为了救宋江，梁山好汉二百来人不远来回六千里路从梁山到江州劫法场，回去
的时候，还收了四个好汉和近一千人马，一路冲州撞府，平安返回梁山。这样的军事部署，
不懂打仗的假冒伪劣军师吴用也许敢于这样做出，懂得三国纷争的罗贯中，敢于这样写么？
不要命了呀？
第四，为了救史进和鲁智深，梁山泊出动七千大军，沿黄河而上，经过都城开封和
“泥丸可封”的天险潼关，直达华州，半路上还劫持了钦差大臣的“金铃吊挂”，救出史
进和鲁智深，又平安回到梁山，也是来回三四千里！——这简直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独一
无二的神话！宋代的军事力量的确比较薄弱，被称为“宋鼻涕”，版图最小，四周都是强
敌，国内还有许多“独立山头”，但也绝不可能让宋江等人“横行”到这种程度。宋江如
果仅带一两千或七千人马就能够做到“纵横天下”，“大宋”的江山不拱手让给宋江，也
早已经被“异族”所吞并了。
像这样的笑话，熟悉三国战事艰辛的罗贯中，会这样写么？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水浒传》中的地理性错误，只错在北方地区，到了后面，宋
江大军一开到浙江去“征方腊”，据我高中时代的同班同学、浙江水浒学会会长、杭师院
中文系主任马成生教授的研究，作者对浙江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杭州地区的地理描述，小到
一个村庄、桥梁、山头、庙宇，都具体、详细而准确，真是熟之又熟，一点儿错误也没有。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撰者没有到过北方，是个南方人，
而且就是杭州人！——这身份，与施耐庵、罗贯中完全符合。
除了地理方面的错误之外，气候方面的错误也不少。下面也随便举两个例子：
“风雪山神庙”之后，那雪依旧纷纷扬扬地下得紧，可是林冲在严冬岁末走了十来天，
到了梁山，看到的梁山泊居然是“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他也还能够坐着小喽啰划的船
上了梁山。不但这一年梁山泊湖水没有结冰，整部《水浒传》，梁山泊就从来没有结过冰！
这对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华北来说，简直就是亘古奇迹！
再例如呼延灼用铁甲连环马进攻梁山泊的时间，也正值冬令，先不说这种连环马根本
就不可能上战场（只要射倒一匹，就得拖着走），就那冰封的湖面，所有的马匹都要滑倒，
哪儿还用得着徐宁的钩镰枪？
有人从语言方面分析，认为《水浒传》中使用了大量山东、河南方言，据此而否定了
《水浒传》是身居钱塘的施耐庵或罗贯中编写的说法。其实《水浒传》的故事来源是宋元
话本，而话本的主要流行地区是河南、河北、山东，话本所使用的文学语言是当时的“官
话”，也就是“首都语言”开封方言，这是不足为怪的。有许多方言语词，很可能是直接
照抄话本底稿的。
三、怎样理解《水浒传》的积极意义
《水浒传》多年来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被封建统治者所痛恶，这与它的积极主题
分不开。这个积极的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官逼民反”四个字。
杀贪官，老百姓绝对高兴，当然拥护；有人造反，朝廷必然震惊，肯定要镇压。
《水浒传》就是号召人民起来反抗贪官、反抗朝廷的书。它的前半本，通过各种典型
事例用形象思维来说明以宋徽宗赵佶为代表的朝廷和以高俅和蔡京为代表的官府是多么的
昏庸和可恶，特别是通过林冲的故事指明了老百姓要想活就只能上山为匪，其真谛是“官
逼民反”；后半部书是用生动的事例说明“造反必须彻底”，不能投降，如果投降了，就
会走到“造反”的反面，第一是当了朝廷的鹰犬，去打同样是造反的弟兄；第二是兔死狗
烹，最终免不了还是要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