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元，其中１０％的高收入户人均纯收入达１０２３５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３％，而１０％的低收入户人纯收入为１１４６元，反而下降３％。在农村总收入中，“人均万元”户占２３４％，而“人均千元”户只占３７％。
按照某些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在许多情况下，贫富差距往往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正面的作用，因为贫富差距可以促进资本的形成。假设总共有200元钱，在两个人中进行分配。如果平均地进行分配，每个人的月收入是100元。在这种情况下，又可以假定，按照一般的生活水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每人要消费掉90元。这样，每个人每月只能节余10元钱，两个人总共节余20元。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有20元的资本形成。如果换一个算法，用不平等的方式进行分配，假如分给甲150元，分给乙50元，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乙的生活会相当困难，但50元也可以使他生存下来。当然，他也不会有什么节余了。甲由于得到的收入比较多，他的生活可能会奢侈一些。按原来的方案，他一个月只消费90元，但现在由于他的收入是150元而不再是100元，他可能实际会用掉110元。但尽管如此，他还可以节余40元。这样两个人加起来，节余的总额是40元。也就是说，有了40元的资本形成。这后一个方案与前一个方案相比，节余或者资本形成增加了一倍。将这些资金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去，无疑会有利于经济增长。更有经济学家进一步解释说，按照第二种方案，看起来贫富差距是扩大了，但由于资本形成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其中的一部分经济增长果实，又可以通过增加就业或工资的提高，以劳动收入的形式间接流入到穷人中去。这就是所谓的“间接流下”效应。
这样的逻辑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要得以成立，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条件，这就是整个经济的主要制约条件是资本形成，是供给。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已经初步告别了原来的那个短缺的时代。尽管在今天，资本和投入在经济增长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需求已经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因素。经济能不能增长，企业能不能充分开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上是否卖得出去。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在10年前，甚至在几年前，适度贫富差距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道理还可以成立的话，在需求决定生产、决定经济增长的今天，这个道理已经不复存在了。不但不复存在，甚至是完全倒过来了。在今天，过大的贫富差别，已经成为抑制需求，从而抑制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一个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少数富人获得了或拥有了收入与财富的大部分。而穷人则在收入和财富中占有一个较小的份额。多次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在我们目前9万多亿的居民储蓄中，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的存款。表现在消费行为上就是，少数富人的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因此，尽管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收入，但对耐用消费品，也包括其他的产品，已经不可能有与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相称的需求。相反，在另外的一端，就是低收入者那里，尽管他们对耐用消费品有强烈的需求，但却没有现实的购买能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几乎就是必然的。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阶层结构与耐用消费品的市场（2）
因此，要为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消费模式创造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性条件，就应当积极培育“中等收入阶层”。从社会结构图上看，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应当是一个菱形结构的社会，而两极社会是一个金字塔形社会。对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组，许多人都认为会形成一个“中等收入阶层”。近些年来私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以及近些年来进行的企业制度改革，都使人们怀有这样的期望。应当承认，无论是私营企业主的出现，还是“白领阶层”的扩大，都似乎在体现这样的趋势。但从总体上来说，这种趋势并不乐观。一些调研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社会结构仍然呈现出“中等收入阶层”弱小的特征。因为这个阶层的发育，并不仅仅是收入政策调整的结果，还需要种种其他的社会条件，如职业结构的变迁、白领职业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发展等。
以“中等收入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之所以难以形成，另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论述过的城乡之间巨大差距的存在。这个因素对国内需求，从而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是相当明显的。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倍多，但消费总量仅相当于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农村居民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从消费水平看，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消费6201元，农村人均消费仅为1893元，农村人均消费额仅为城市的3051％。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73元，城镇居民为6665元。因此可以说，如果农民还不能真正进入耐用消费品市场，我们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就不可能顺利完成。
耐用消费品时代的挑战耐用消费品与常规性支付能力
也许我们还可以回忆起改革前的情景。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都很低，一个月三五十元的工资，是很普通的状况。但那个时候人们对钱的使用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区别。花光吃净可以说是当时许多人的消费方式。有的人还会在发工资的前几天就将工资花完了。那时候人们常常说：“不怕，过几天就发工资了”。这当然是由于当时的收入少。但实际上也不尽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有指望，这就是下个月的工资。而且他知道下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能够发多少。正是这个判断，使得他敢于将本月的工资花掉，甚至寅吃卯粮。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不是也一样吗？工资不是也按时发吗？数量不是也可以判断吗？这样说是不错的（除不能正常生产因而也就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的企业外）。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们应当注意的。在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初，或更早的时候，因为人们很少有其他的收入，工资的按时、稳定发放，就意味着几乎全部收入的按时而稳定的获得。但现在的情况是，在人们的常规性收入之外，存在着很大的一块非常规性收入，或称之为偶得性收入。由于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即使是在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中，偶得性收入也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常规性的工资收入，往往成为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津贴，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维持不了。这说明，尽管在今天工资仍然是按常规发放的，但其他的收入并不是按常规获得的。这样的收入结构，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非常规性收入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让我们首先从一个事例谈起。前几年，某个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单位搞集资建房，由于所处地段较好，户型设计也不错，三室的住宅，需要集资20多万元。一开始，人们还以为职工可能支付不起这笔集资款。消息刚刚传出去的时候，人们也是议论纷纷，“谁出得起这么多的钱”？“我们一年的工资才多少钱？”但出乎意料的是，到真正报名的时候，集资却非常踊跃，许多具有支付能力的职工（包括一些中年职工）根本排不上队。于是，在究竟谁可以排这个队的问题上，竟引起了一场争论。
20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按当时这个单位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话，相当于一个职工20多年的工资总和。如果考虑到前些年人们的工资水平要更低，对于其中的一些职工来说，他们自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的全部工资收入也到不了20万元。那么，这些钱是哪里来的？由于这个单位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职工不掌握行政权力，因而大体可以排除腐败的因素。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这些钱一般是来自人们所说的“外快”收入，即第二职业的收入，或其他临时性的收入，包括出国所获得的收入等。
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这种偶得性收入。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偶得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年，当年全体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工资劳务收入是6000亿元，而当年全国储蓄余额的增长则是6000多亿元。当然这里包含一些农民的存款。但我们都知道，农民的存款在全部存款中只占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这个数字就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一年城里人是不吃不喝过一年。但事实上，不但吃了喝了，而且吃喝得还不错。问题是，这吃喝、生活的钱是哪里来的？来源就是偶得性收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有些单位由银行发放工资之后，有些人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到银行中取一次钱，而日常生活靠的也是这种偶得性收入。
现在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这样的收入构成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概括地说，这种收入结构造成人们支付能力具有如下两个特征。首先，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那个单位的职工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用来购房的能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次，是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支出。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于一次性支付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你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