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种担忧看起来有道理，其实不然。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面这个基本的事实：目前在中国，除了城市中近3亿劳动力之外，还有2亿劳动力从事着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这就是1个亿的农民工和1个多亿的乡镇企业工人。也就是说，在目前的中国，非农产业已经提供了5个亿左右的就业机会。而中国全部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到75个亿。即使我们考虑到城市中存在的下岗失业问题，仍然可以说，目前中国非农产业可以为我国一半以上的劳动年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从理论上说，工业和服务业可以形成城市。既然一个社会劳动力的大部分已经在从事工业和广义的服务业的劳动，这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口，至少是半数的人口应当住到城市中来。然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格局：50％以上的劳动力在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而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却只有30％多。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再来看这个问题。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划，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每年大约要有10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从而使城市人口的比重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其实，如果考虑到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可能到不了一个百分点）。这样，经过20年的时间，我国的城市人口将会达到50％。每年1000万，这个数字表面上看起来吓人，其实不然。原因在于，其中的许多人已经在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有的甚至已经生活在城市之中，只不过我们的户籍制度不承认他们是城市人口，他们不能成为城市的正式居民。换一种理论的说法，如果将目前已经在从事工业和服务业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人口就会增加2个亿。如果加上他们的家属，就可能会有3～4个亿。也就是说，就目前中国工业和服务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也足以支持50％城市化的水平。当然，现实与理论是有距离的。我们不能否认，农民工和乡镇企业工人这两个亿的劳动力，其中许多人的收入水平并不足以支撑他们或他们的家属在城市中的生活费用，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从现实性来说，今后若干年中真正进入城市的与这两亿人并不会完全吻合。而且快速城市化对就业机会的压力，要比上面分析的复杂得多。但这至少可以说明，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受就业机会的制约程度，并不像那种想当然的推理所表明的那样严重。
如果概括地讨论城市容纳能力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说，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在不同的城市中，这两种容纳能力是有差异的。在大部分城市中，很可能是前一个方面的容纳能力超过后一个方面的容纳能力。也就是说，它们提供的生存就业机会远远大于对于居民生活的容纳能力。这种差异存在造成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涌到城市之后，能够在城市找到就业的机会，其中有些能够在城市中生存下来，而在另一个方面，在城市的生活中却出现了种种的紧张状态，并形成种种的社会问题。比如住房问题，交通问题，治安问题等等。但不管怎样说，我们应该看到，相对而言，后一种容纳能力要比前一种容纳能力更容易解决一些。当然，这需要正确的城市发展政策和科学的城市发展规划。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城市病”、“农村病”与“城市偏好”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以人为的政策因素阻滞城市化进程之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任务，已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按照政府的规划，在今后若干年内，中国每年将大约有1000万农村人口迁移进入城市。而目前正在许多城镇试点的户籍制度改革，也正在为此而创造条件。尽管我们可以设想，即使按照这样的速度，用30年的时间，中国城市人口也不过增加3亿人，即比现在的城市人口增加不到一倍，但仍然可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在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时代。
但对于这样一个城市化的进程，人们也有种种担忧，其中之一就是“城市病”。
“城市病”几乎是各个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一个问题。这种城市病的典型特征是：众多的人口拥挤在空间有限的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就业压力增加；由于人口和经济社会活动的集中，特别是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增加，环境污染严重；社会分化加剧，贫富悬殊扩大，在一些地方形成“贫民区”，甚至出现社会治安的严重恶化。
对这种城市病的担忧，在我们的社会中由来已久。在改革前实行的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当时称之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尽管有种种其他考虑，但对“城市病”的担忧，无疑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这种政策导致中国在工业化最迅速的20多年的时间里城市化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逆城市化。1960年；中国市镇总人口为13073万人；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为1975％。1978年市镇总人口虽增加到17245万人；增加了约4200万人；但市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792％；下降了近两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1961～1978年间；农村人口由53152万人增加到79014万人。也就是说；在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不仅没有进展；甚至可以说是倒退了：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反而下降了。
改革开始打破过去僵硬的城乡壁垒，长期积压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以各种形式进入城市。当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进入城市的时候，城市中的生活状态也就随之改观了：大街上出现了许多衣衫褴褛的人，特别是头戴安全帽，鞋子和衣服上挂着泥浆斑点的建筑工人；公共汽车明显拥挤了，尽管开通的公交线路越来越多，在公共汽车上还是难以找到座位，只有在春节前后那几天的有限时间里，这些农村人回家过年去了，情况才有明显的改观，然而在这时候城里人也就愈发明白，平时公共汽车的拥挤是怎样造成的了；在某些城市居住区当中，特别是在城乡结合部，那些低矮破烂的平房成了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的聚居之所，那里不仅人声嘈杂，脏水横流，甚至社会治安也往往很不好。诸如此类的现象，自然也就成了许多专家学者眼中的典型的“城市病”。最近看到的一种关于城市病的最新说法是，“沙尘暴”也是城市病的一种表现。
就在一些专家学者不断抨击城市病的同时，许多农村居民却对这充满着“病症”的城市心向往之。不但心向往之，而且不惜千里迢迢，花费路费和其他费用，办理各种证件，拥挤到这里来。为什么？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找到生存甚至是发展的机会。而在这背后，则是对另一种社会病症——“农村病”的逃离。因为在一个工业化时代，在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口和劳动力仍然滞留在农村的情况下，“农村病”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而且，与“城市病”相比，“农村病”其实要显得更为严峻。“农村病”最大的特征是贫困。从消费总量分析，中国农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2倍，但消费总量仅为城市居民消费总量的91％，从消费结构上分析，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4％，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在耐用品方面的消费仍相当低，如，1998年，彩电、冰箱、洗衣机在农村的普及率分别为3259％、925％和2281％，大大低于在城镇的普及率105％、9057％和76％。如果再加上实物商品以外的文化、教育和服务等方面的消费，城乡消费差距可能会更加悬殊。国家统计局一份研究参考资料也为上述见解做出了佐证：从消费水平看，1998年中国城镇人均消费6201元，农村人均消费仅为1893元，农村人均消费额仅为城市的3051％。1999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1973元，城镇居民为6665元。从耐用消费品城乡拥有量看，1999年底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基本相当于1988年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拥有水平。无论从消费数量、质量和结构上看，中国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至少比城市居民落后10年。
更为严峻的是，截止到2002年底，中国农村尚有2800多万贫困人口。而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按照一种很低的标准计算出来的。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国际标准。到1998年末，中国农村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约106亿人依然处于贫困状态。贫困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在一些贫困的农村地区，儿童发育不良，铁、维生素A和其他微量元素缺乏症普遍存在，一些孩子因经济原因而不能上学读书；一些地方的婴儿死亡率和产妇死亡率分别达到10％和03％，比全国平均水平至少高出50％到100％。一些贫困农村地区传染病和地方病的发病率相当高，如肺结核、碘缺乏症等。
将这些对人们来说也许并不新鲜的情况列举出来，是想说明在人们所担忧的“城市病”存在的同时，还有一个更为严峻的“农村病”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思考“城市病”的时候，必须将这个“农村病”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农村和城市共处于一个社会之中，都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但毋庸讳言，人们在讨论城市病的时候，常常会带有一种“城市偏好”的目光。蓝天白云、空气新鲜，交通畅通、公交车上有座，市面清洁，没有衣衫褴褛的人群，当然很好。但这一切不应当用阻止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来实现和保证。
快速城市化的前夜“世界工厂”快速城市化的一个契机
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加快实现中国城市化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在20世纪50～80年代最有利于实现城市化的时期，我们采取了人为的抑制城市化的政策，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