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者摧毁信任的具体技术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信息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西班牙人为了破坏那不勒斯的信任社会，便有计划地减少公民可得到的信息量”。于是，将政府的活动对公众保密，在大学中教授非怀疑性的课程，倡导宗教的盲从等。于是，神秘化和信息的缺乏一起，导致了信任的毁灭，使得人们无法正确地理解他们的公民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在西班牙的统治下，那不勒斯成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贵族阶层以其地位本来应该对共同体承担责任，但这地位却只给他们带来无知和傲慢；法律文本本应使执法人主持公正，却变成了对无休止的高价诉讼的特许；公众节日本应像罗马竞技一样鼓励平民对勇敢和对祖国的热爱，也变得只是消遣和放纵的场合。因此，“上层愤怒地对待下层，因为上层认为尊敬是他应得之物，下层却认为上层骗取了他们的尊敬；而下层也同样对待上层，因为他们认为上层人物都自视甚高，这样在各阶层之间就既无团结也无友爱。”每个人都不再关心其同胞的幸福，而只关心自己的和近亲的私人目的。在经济活动领域中，则充满着交易的不可预测性；协议的不确定性，从而使得非个人的广泛合作不可能进行，对超过群体外的人普遍不信任。经济活动领域信任的广泛缺失，必然造成商业的凋零和经济的落后。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信任的缺失与以不信任为基础的结构（2）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黑手党就是对这种信任普遍缺失状况下的产物。人是理性的；在这种自私和缺乏信任的社会中，人们惟一要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而且，由于最基本的规则和信任的不存在，人们无法用正常“市场竞争”的手段来达到上述目标。在这样的争夺中，他们的最现实的目标不是要战胜对手，而是要伤害对手。“人们惟一的目标，就是从比自己地位高的人那里寻找特权，向跟自己地位相同的人强行要求特权，并把最小的一部分分给地位低的群体”。而黑手党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无疑是最适应这种环境的。“任何时候，黑手党都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成功的群体，或者是几个群体的成功的联合。它的成功不仅在于它能够防御性地应对信任的缺乏，而且也能使用残忍的、必要的暴力手段，通过不断地排外，把不信任变成有利的行动。它最重要的行为就是在尽可能大的领域内垄断尽可能多的资源。”而且就整个社会来说，由黑手党来控制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尽管“交易成本要比一个信任社会中要高，但回报又比一点交易也没有要高一些”。
黑手党不同于一般的犯罪团伙，黑手党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更重要的，是它造就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或者说造就了一种以强化不信任为机制、以暴力为基础的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正如甘姆贝塔所指出的，在一个深度不信任的社会中，不管价值和文化规范是什么，强制和经济利益能在那些最接近黑手党的人中产生理性的适应行为。在这里，暴力成了合作的最主要的机制，同时大量存在的黑帮规范又减少了暴力的使用。但仅仅有暴力的威胁还是不够的，合作必须依赖于经济利益这个更强有力的武器。在群体内部，在面临被捕或生命的威胁时，团结一致能够减少违法活动的风险。在群体外部，可以形成更广泛的经济联系：如通过腐蚀公务员、向参选者提供支持等方式交换利益。而这就是黑手党参与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
因此，在面对社会信任严重缺失的状况时，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防止社会生活“西西里化”或“那不勒斯化”。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生活中黑社会势力的猖獗，使我们感到，这种担心绝不是多余的。
信任危机与社会秩序人对人欠了什么债？
我总觉得，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好像是互相欠了点什么债。不然的话，下面这样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几乎时时刻刻都会遇到的现象就无法解释：在商店里买东西，售货员如果不向你发点火，就像亏了一样；你到一个机关去办点事情，不折腾你一番，总觉得有点于心不甘（实际上折腾人也是要付出劳动的）；无论是谁，只要是公家人，尤其是能够有行业着装资格的，与人说话的时候，总要带着训斥的口吻……
作者亲身经历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几年前，在大北窑的公共汽车总站等公共汽车。正是晚上下班的时间，等车的人很多，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始发车，呼呼呼的飞快地掠过车站，接着在前方约30米处在另一辆公共汽车旁边停下，两车之间只有约一人通行的空间。于是，人群潮水般涌去，拼命向那只能通行一人的空间拥挤。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售票员兴奋得手舞足蹈，用极为兴奋的表情连连喊叫：“这车停得真棒，停得真棒！”
这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却令人始终不能忘怀。这究竟是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道理上说，公共汽车司机和售票员与乘客无冤无仇，乘客拥挤得更厉害一点，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如此的高兴究竟是从何而来？更难理解的是那种不怕自己麻烦，也要将别人折腾折腾的人；这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微妙而难言的动机和心态？也许有人会说，将别人折腾一下，会满足自己的一种微妙的心理需求。即便这种回答是正确的，也仍然没有能够回答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这样的现象能普遍存在，而在另外的一些社会发展阶段中，这样的现象却极为鲜见呢？
诸如此类的现象，好像只能有一种解释：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不是人与人之间互相欠了点什么债？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说法毫无道理，因为在上面的例子中，涉及的可能都是素不相识的人，谁又会欠谁什么东西呢？有时候我倒觉得，前些年售货员们在发怒时常说的一句话；也许多少说出了一些其中的道理，这句话就是：“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从这句话中，你难道体会不出一种说话人感到吃亏了的感觉吗？我是提供服务的，你是我服务的对象，你得到了我的服务，你占了我的便宜，我提供了服务就意味着我吃了亏。背后实际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在起着作用。当然，作为这种逻辑的基础，还有一种更深一层的逻辑，只不过人们习以为常，不怎么去多想：你是在买东西的时候付了钱，我的单位获得了赢利，但这一切与我有关系吗？我不是还白白的付出服务吗？正是这样的一种逻辑弄得人们好像是互相欠了点债似的。
然而，在这样的一种逻辑中，人们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服务员所领得的工资。实际上，就是在最讲究为人民服务的年代里，除了雷锋精神之外，绝大部分人所提供的服务都不是无偿的。报酬就是工资。换言之，在提供服务者与被服务的对象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交换。但是多少年来，在我们的有关工作的思维逻辑中，付出的劳动与工资之间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关系却被割断了。工作是什么，是一种奉献，是为他人做出的一种无私的付出；工资是什么，是一种社会制度的福利，是国家必须为他的社会成员提供的生存条件。于是，在这种逻辑中，看不到工作与报酬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看不到报酬是要以付出的劳动为前提的。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中，所谓“被服务的对象”就成了一种多余的存在。没有这样的一个存在，工资仍然是照拿不误的；有了这样的一个存在，只能给所谓的提供服务者增添麻烦。
从中可见，正是工作与报酬之间的联系的割裂，或者说是交换过程的被掩盖，产生了一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独特的、歪曲的理解。而上述所谓人与人之间好像是互相欠了一笔债一样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独特的、歪曲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另一方面将自己普通的工作与一个神圣的大目标联系起来，不是可以更好地鞭策和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吗？应当说，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特别是在革命战争时期，包括在革命战争结束之后最初的建设年代里，这样的作法确实可以起到鼓舞人们工作热情的作用。但在社会生活常规化以后，这种将日常工作神圣化的作法就应恰如其分；避免过度而发生反作用。
因此可以说，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最简单但也是非常必需的工作，这就是应当恢复关于职业与工作的最基本的内涵。如上所述，本来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交换，并不存在谁欠谁的债的问题。比如一个售货员对顾客微笑服务，并不是一种无偿的付出；实际上这是售货员与顾客之间的一种交换，只不过这种交换由于中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而显得不那么清晰。当顾客为买一件东西而付款的时候，他的货款实际上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商店进货的成本，一部分是商店的赢利。而商店的赢利又包括很多的部分，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售货员的工资。从表面上来看，售货员的工资是商店的老板给的，但实际上是购物的顾客给的。也就是说，顾客的购物行为，不仅包括顾客与商店之间的交换，而且这当中也包括着顾客与售货员之间的交换。从这种意义上说，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不是什么大目标的要求，而是你拿了一份工资，就应该做到这一点；同样的，不贪污不腐败，也不是什么对一个公仆的要求，而是对一个官员的最基本的要求。你可以不是公仆，但只要你是一个官员，你就应当遵守这个最基本的规则。
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看做是一种交换关系，将人们的工作看做是一种为了报酬而进行的交换，表面上看起来是亵渎了神圣，但实际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