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头的时候，执法者并不上前提醒他不要随地扔烟头，而是悄悄地跟在后面，一定要等到这个人将烟头扔下，才猛然间蹿到跟前，拿出罚款的票证开罚。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在这样悄悄跟踪了几百米之后，那个拿烟头者一直将烟头拿在手中，而没有扔在地下，这个执法人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是庆幸，还是失望？如果是失望，那么他（或她）在盼望着什么？
其次，这样的罚款，也为执法部门注入了一种不公正的利益因素。因为罚款的措施所要制止的一般都是比较轻微的违规行为，而在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许多不适用罚款的方式来制止和惩罚的严重得多的违法犯罪行为。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可能，对轻微的违规行为的制止可以为制止者带来利益，而对于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制止却可能无法为自己带来利益，甚至要由自己做出牺牲。一个负责对吐痰现象进行罚款的人可以从中获得自己的收入，那么一个舍身同杀人犯进行搏斗的执法人员用什么来获得自己的利益呢？如果这种最基本的公正原则遭到了破坏，靠什么来维护我们的社会秩序呢？
3公共事业的削弱
在一个功能配置正常的社会之中，绝大多数的非赢利性的公共事业都是由政府来负责的。特别是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就更是如此。然而，在近些年来，凡是由政府所负责的公共事业几乎是无一例外地处于削弱之中。
4政府的超越性降低
这里所说的政府的超越性问题是指政府不为任何个别的利益集团所左右，具有不受这些利益集团的左右来制定相对独立的政策的能力，更具有整个社会的利益取向。然而，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可以相当明显地发现，某些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在加大，特别是在有关经济调控的政策方面更是如此。
5政府官员腐败机会的增加
由于政府直接从事赢利性的活动，政府官员介身于其中，导致一些官员出现严重的腐败行为。近些年来，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在某些领域，腐败已经成为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其中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如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缺乏，但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企业化。因为政府行为的经济化、市场化、企业化会大大增加官员腐败的机会。由于政府是如此之深地介入到经济生活中去，加上其他一些制度因素的作用，如经济生活中大量现金的使用等，由此所造成的腐败在很多情况下具有一种“不可监督的性质”。
政府职能转变与社会秩序社会惩罚为何失去效力？（1）
一社会惩罚无力症近些年来，虽然不断地反腐败，但腐败之风依然愈演愈烈；虽然不断地打击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等违法事件；但这些事件仍肆无忌惮地发生；虽然不断地镇压，违法犯罪却有增无减……
所有这一切，使人们不得不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这种过程是怎样发生的？难道我们社会的惩罚机制失去了效力吗？
关于人性的善恶，哲学家们争论了几千年，迄今没有定论。但无论人们的本性是善是恶，有一点是没有问题的，即任何社会秩序的维持，都需要有系统而完善的社会规范。而社会规范的有效施行，则有赖于一整套必要的社会奖励和惩罚的措施。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奖惩措施，社会规范就是一纸空文，社会秩序就无以维持。
可以说，社会惩罚失去了应有的效力，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在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重建社会惩罚的有效性，整个社会将失去惩恶扬善的能力，社会秩序将处于严重的混乱。
那么，在我们的社会中，社会惩罚是如何失去效力的？
二法盲：是原因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惩罚实施的过程，是一种社会惩罚的实施者与社会惩罚的施予对象之间的较量过程。
在我们的社会中，人们惯于用法盲的原因来解释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就是某些违法犯罪者本人也往往是在痛哭流涕，“沉痛忏悔”的同时，异口同声地表示自己是法盲。似乎人们之所以违法犯罪，是由于不知道某些法律条文的存在。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缺乏分析的简单化的解释。
不能否认，由于不懂法律而发生的违法犯罪肯定是存在的，但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违法犯罪行为是与所谓的法盲无关的。只要稍加分析，人们就可以发现，大部分的违法犯罪行为，特别是相当普遍的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和重大刑事犯罪，都是在清楚地知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不但清楚知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且在他们与执法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场持续不断的较量。一种违法行为发生后，被发现的概率有多大，如果被发现能不能通过金钱和关系在司法机关进行通融，如果不能通融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有这一切，往往都是要经过仔细考虑甚至试探的。
考虑和试探的结果，决定着行为的选择。如果知道代价太高，就可能会放弃违法犯罪行为；相反，如果一开始就知道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不大，就有可能选择违法犯罪行为。在这中间，受到惩罚的可能性和可能的惩罚程度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而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法不依，在执法过程中徇私舞弊的现象，舆论上已经多有披露，在此不再赘述。在这里要讨论的是社会惩罚执行的严格程度问题。可以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惩罚过轻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特别是对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的惩罚过轻。这里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据报道，最近某市出动上千人上街进行物价大检查。报道说，这次大检查共查出违纪现象800多起。之后，对违纪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共罚款10000多元（《中国工商报》94712）。罚款10000多元，听起来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如果简单地进行一下计算，就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800多起违纪行为，共罚款10000多元，平均每起不过十多元。应当说，这样的现象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绝不是个别的。在社会惩罚过轻的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过轻的惩罚甚至成为鼓励人们越轨的一个因素。因为过轻的惩罚会导致试图违法犯罪者的一种行为预期，即由此而承担的风险成本并不大。
除了这种惩罚过轻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这就是社会惩罚的实施标准不严格，特别是在执行的过程中伸缩的余地太大。人们往往看到这样的情形：一位实施社会惩罚者对一位被惩罚对象训斥道，“凭你这态度，多罚50”。似乎罚多罚少，全然没有固定的标准，而是要取决于被罚者的态度。有的时候，甚至社会惩罚执行者心情的好坏，也会决定着惩罚程度的轻重。在这种情况下，严肃的社会惩罚已经成了一种儿戏，更遑论其尊严了。
三变通、变通、变通！
社会惩罚之所以失去应有的效力，无疑与社会惩罚执行的不严格、不得力是直接相关的。只要观察一下我们社会惩罚执行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社会惩罚实施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变通。处罚不处罚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给予什么样的处罚没有固定不变的标准。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重复了不知有多少遍的说法，叫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虽然用意良苦，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成为进行种种变通的借口。
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变通的普遍化，是与这种社会惩罚在其中实施的社会关系的特点直接有关的。严格而有效的社会惩罚的实施是需要有特定的社会关系作为基础的，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普遍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对事不对人是最基本的准则。而在我们的社会中，特殊的人际关系则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中，规则往往要服从于关系。关系不同，应用的规则和标准也就不一样。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已经严重的损害着社会惩罚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惩罚都是要由人来实施和执行的。当人情渗透进社会惩罚的实施过程的时候，社会惩罚就会发生种种的扭曲和变形。最近的《中国青年报·经济蓝讯》有一篇报道《基层央行执法乏力病因透视》，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本来，对专业银行进行稽查监督是基层央行的基本职能之一。但许多基层央行在履行这项职能的时候，却往往是软弱无力。原因之一，就是“央行与专业银行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裙带关系，结成了撕不开、扯不破的人际关系网”。文章写到在央行和专业银行之间“利用职权互相代为安排子女、亲属的现象屡见不鲜。……基层央行，其人员来自当地，他们的家属、子女抑或亲友被安排在专业银行上班，似乎更能找到充分的理由。可是，一查出问题，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是否处理、处理轻重又自然而然地成了令人挠头的事”。
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人情”、“关系”虽然是造成社会惩罚实施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对其中纯粹的关系、人情的作用也不能过分高估，必须看到，在所谓的“人情”、“关系”的背后，往往存在一种更为恶劣的权钱交易。据报端披露，前几年东北某省曾经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杀人犯被通过“关系”保释出狱。事后经查，除一人外，其余参与此事的人员均与被保释者没有直系亲属关系，而是金钱在其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这使人们不能不注意，在那些以关系为名而对社会惩罚措施进行的变通中，究竟有多少存在着实质性的利益的交换。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就是有关系，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