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缺少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存钱就成为一种迫不得已的办法。
孙：如果明白了这个道理，人们也就会明白，为什么银行中有大量存款，市场却是那样的疲软；人们也就会明白，信用消费、借贷消费对于消费的刺激究竟有多大。如果一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安全感而储蓄，如果他对于自己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这时你对他说，我可以贷给你钱，你可以用贷款的钱来买汽车。他会做何反应，不是可想而知吗？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津津乐道西方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但要知道，这种行为是在一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下发生的。他敢于借贷消费，是因为他对以后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至少是可以形成明确的预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在促成消费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从这一点来说，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即使仅仅对于形成适应大规模耐用消费品生产的消费市场来说，也是势在必行。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一个现象。即从20世纪80年代的收入预期到20世纪90年代的支出预期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人们非常重视收入的增加。许多人都在经常盘算，明年每月的收入会增加多少多少钱，并依此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种收入预期。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现在人们更多地不是考虑到收入是否会增加，而是考虑今后会出现什么样新的支出项目。如上面所说的子女的教育、购房、养老、医疗等。人们也在根据这样的预期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这可以称之为支出预期。为什么支出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在于收入增长幅度与支出增长幅度的对比。因为在目前正常的情况下，月收入最多只能以三位数增加，而上述的支出项目，往往是五位数的，甚至是六位数的。相对于可能会出现的五位甚至六位数的支出项目而言，三位数的收入增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使得人们能够依据制度的规定对自己的生活做出预期，可以说是形成有效市场需求的非常重要的条件。
四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常规性收入比重过小的收入结构，也会妨碍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问：那我们现在来谈一下第三个因素，也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问题。近些年来，财富分配的问题，人们已经谈论了许多，但主要还是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谈的，而很少将其看做是经济增长的条件。
访谈录经济复苏背后的隐忧（3）
孙：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在最初实行的那些改革措施之下，在原来体制中处于不利位置的社会群体得到了程度不同的好处。比如，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多种经营中得到了利益；城市中的无业者从发展个体经济和广开就业门路中得到了好处；随着放权和财税体制改革，基层组织和企业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中小城市获得了生机。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初期的平等化效应。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趋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基层空心化，边缘区域的发展明显地落后，更重要的是，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此，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都进行了许多研究。尽管具体的结论有差别，但对于以下的几点，人们是认同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比之20世纪80年代有了明显的提高，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已经接近世界上高度不平等的国家，社会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的手中，而另外80％的人口，则只拥有20％的财富。
问：这样的财富分配格局，对于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对于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不认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会是有利的吗？
孙：对于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过去人们更多地是从社会正义或社会伦理的角度加以关注，而很少关注这种财富格局对经济增长本身的影响。甚至有人认为，社会的不平等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有利于资本形成。这后一种看法看起来有道理，其实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说，在生活必需品时代，由于资本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因贫富分化而有利于资本形成并有利于经济增长还有一定道理的话，在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特别是不可能有海外殖民市场的情况下，贫富差距悬殊，就会妨碍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形成，从而无法形成为耐用消费品的大量生产而提供必须的市场条件。
除了贫富分化会阻碍耐用消费品时代市场条件的形成以外，在我们的分配结构中还有一个问题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个人收入的结构。
问：你说的个人收入结构指的是什么？其对经济增长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孙：也许我们还可以回忆起改革前的情景。许多人都会记得，那个时候人们的工资都很低，一个月三五十元的工资，是很普通的状况。但那个时候人们对钱的使用方式与现在有很大区别。花光吃净可以说是当时的主流消费方式。有的人还会在发工资的前几天就将工资花完了。那时候人们常常说：“不怕，过几天就发工资了”。这当然是由于当时的收入少；但实际上也不尽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指望：这就是下个月的工资。而且他知道下个月的工资什么时候发，能够发多少。正是这个判断，使得他敢于将本月的工资花掉，甚至寅吃卯粮。
问：现在不是也一样吗？工资不是也按时发吗？数量也可以判断吗？
孙：这样说是不错的（除不能正常生产因而也就不能正常发放工资的企业外）。但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人们应当注意的。在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因为人们很少有其他的收入，工资的按时、稳定发放，就意味着几乎全部收入按时而稳定的获得。但现在的情况不同于，在人们的常规性收入之外，存在着很大的一块非常规性收入，或称之为偶得性收入。由于目前中国收入分配上的畸形结构，即使是在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中，偶得性收入也占有相当重要的部分，而常规性的工资收入，往往成为仅能维持生存的生活津贴，甚至连基本的生活也维持不了。这说明，尽管在今天工资仍然是按常规发放的，但其他的收入并不是按常规获得的。这样的收入结构，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问：应当如何评估目前中国社会中常规性收入和偶得性收入的比例关系？
孙：非常规性收入在人们社会生活中占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这是一个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让我们首先从一个事例谈起。前一段时间，某个素来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单位搞集资建房，由于所处地段较好，户型设计也不错，三室的住宅，需要集资20多万元。一开始，人们还以为职工可能支付不起这笔集资款。消息刚传出去的时候，人们也是议论纷纷：“谁出得起这么多的钱”？“我们一年的工资才多少钱？”但出乎意料的是，到报名的时候，集资却非常踊跃，许多具有支付能力的职工（包括一些中年职工）根本排不上队。于是，在究竟谁可以排这个队的问题上，竟引起了一场争论。
20万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如果按这个单位的平均工资来计算的话，相当于一个职工20多年的工资。如果考虑到前些年人们的工资水平要更低，对于其中的一些职工来说，他们自从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的全部工资收入也到不了20万元。那么，这些钱是哪里来的？由于这个单位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职工不掌握行政权力，因而大体可以排除腐败的因素。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这些钱一般来自人们所说的“额外”收入，即第二职业的收入，或其他临时性的收入，包括出国所获得的收入等。
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这种偶得性收入。问题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偶得性收入所占的比重过大。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年，当年全体城镇居民所获得的工资性劳务收入是6000亿元，而当年全国储蓄余额的增长则是6000多亿元。当然这里包含一些农民的存款。但我们都知道，农民的存款在全部存款中只占很小的部分。因此，这个数字就给人一种印象，即这一年城里人是没吃没喝过一年。但事实上，不但吃了喝了，而且吃喝得还不错。问题是，这吃喝、生活的钱来源于偶得性收入。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有些单位由银行发放工资之后，有些人几个月甚至一年才到银行中取一次钱，而日常生活支出靠的就是这种偶得性收入。
现在我们需要分析的是，这样的收入构成对人们的消费行为有着怎样的影响。概括地说，这种收入结构造成人们支付能力具有如下两个特征。首先，一次性支付能力很强；就像我们在前面所举的例子中，那个单位的职工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用来购房的能力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其次，常规性支付能力不足。人们能够一次性拿出10万、20万元来，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轻松地在日常生活之外支付每个月几百元或者上千元的支出。更确切地说，他们对于一次性支付与常规性支付的实际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不同的。你让他们一次性地拿出一个较大数目的钱来，他可能咬咬牙就拿出来了，但如果让他每个月固定地拿出一笔钱来，很可能就拿不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感觉到后者的压力太大。原因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收入结构。一次性支出，使用的是以前偶得性收入的积累，而常规性支出，意味着要以今后的稳定收入为基础。
访谈录经济复苏背后的隐忧（4）
这就导致中国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得起，用不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