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导致中国目前消费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即“买得起，用不起”的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汽车。“买得起，养不起”，这是许多人对于汽车消费的感慨。也就是说，几万元的价格，对于城市中的相当一部分家庭来说，是可以支付得起的。但每年几千元上万元的费用，又使得人们望而却步。当然，这里有养车费用过高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与人们的收入结构有关。商品房的消费，也是同样的道理。购买商品房，并不仅仅要支付一笔巨大的购房款，同时也意味着每个月要支出一笔不菲的物业管理费用。这笔费用，多则一年一两万元，少则几千元。一些消费调查表明，许多消费者购买商品房时，一个重要的顾虑，就是物业管理费用的负担。在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中，住宅和私人汽车，是两个重点项目，或称之为经济增长点，但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对于这两种产品的消费，恰恰需要以较高的个人常规性收入为基础。而现实的情况却是，中国居民的收入结构，恰恰与这种要求相矛盾。
进一步说，在这种收入结构的基础上，贷款消费、信用消费、分期付款，能够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偶得性收入过大而常规性收入过少的收入特征，加上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制度不确定性的因素，所能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的存款大多来自不确定的偶得性收入，他本来连存在银行中的钱都不敢花掉，你让他去贷款购买汽车和住房，而且以后要固定按时支付一项相当数目的款项，是很难接受的。
有经济学家认为，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是人们的收入水平太低。这种说法过于笼统和含糊。真正的问题是，人们的常规性收入太少。就整个社会而言，是我们大部分收入是通过非常规性的渠道得来的，而不是通过常规性的渠道分配的。现在看来，这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的不规范，而且制约了市场有效需求的形成。
访谈录收入分配：你究竟出了什么问题？（1）
自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
有人说，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最大问题是差距悬殊，两极分化；
有人说，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的最大问题仍然是平均主义。
孙立平教授则认为，现在中国是贫富悬殊和平均主义并存；现在中国收入分配上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是，收入分配作为一种制度处于崩溃和瓦解的状态中；而贫富悬殊和平均主义都是制度崩溃的表现。
一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资源重新积聚的年代
问：改革20多年来，收入分配一直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在最近的几年中，这个问题就更为人们所关注。理论界的看法也有很大分歧。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孙：其实，20世纪90年代和80年代有个很大的不同；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改革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社会财富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中的弱势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回城的知识青年，开展个体经营，获得了稳定的收入，有的甚至成为最早富裕起来的人。同时，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小城镇开始崛起。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这样，就为基层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问：这样的趋势是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还是发生了逆转？
孙：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起，社会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整个社会的格局，也由此而发生改变。在开始的时候，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开放。据有的学者计算；在1987年；中国的全部控制商品的价差估计在1300亿元以上；利差约为200亿元；汇差约为500亿元。以上“三差”总计在2000亿元以上。1988年；商品价差在1500亿元以上；利差在113881亿元以上；汇差在90343亿元以上。三项合计在3569亿元以上；约占当年国民收入的30％。进入90年代之后；随着更多的商品价格的放开；以及对外汇进行“市场调剂”；这两部分的差价会有所减少；但利差依旧；而且由于贷款总额的不断扩大；利差的数量也在增加。除利差之外；还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项目；一是国家的税款流失。据有关人士估计；1992年国税流失约达1000亿元；其中包括偷漏税；也包括不合理的减免税。二是“地价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90年代中期之后，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进入更为实质性的阶段。最初是所谓的“圈地运动”。在1987～1992年的“开发区热”中，地方政府的有关部门，以极低的价格将土地批给房地产开发商。然后由这些拿到廉价土地的“开发商”在市场上多次转手，牟取暴利。与此同时，随着企业改制的进行，过去几十年里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开始被瓜分。这个数字有多大，是难以统计和计算的。按照有的学者的粗略计算，这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数字。此外，腐败也在财富的聚敛上扮演更为实质性的角色。如前所述，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尽管腐败现象远不是个别的，但在当时，涉及的财富数量是有限的，因而并不能对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进入90年代之后，腐败现象进一步普遍化，而且涉案金额也越来越大。几十万元的案件已屡见不鲜，上百万的案件频频发生，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个亿的案件也时见披露。其结果是，腐败已经成为分配社会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构成影响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开始重新向少数人积聚：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这特别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农村道路和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年久失修。
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
二收入分配结构显示出的弊端
问：可是，在个人收入两极分化的同时，一些地方的收入分配却存在一种明显的平均主义特征，这又怎么解释？
孙：确实是这样。可以说，在中国目前不仅是贫富悬殊和平均主义并存，甚至还存在一种两者都在严重化的趋势。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但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我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就不难发现这种怪现象何以会存在。
问：收入分配结构是指什么？
访谈录收入分配：你究竟出了什么问题？（2）
孙：首先是个人收入的来源。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时期；其经济体制；既不是纯粹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纯粹的市场经济；而是一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的混合经济体制。在这种混合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个人收入的来源也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况。个人所获得的收入主要有三个基本的来源。一是初次分配部门的收入；主要包括国家行政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国有和集体企业干部和工人的工资收入；以及由国家发放的某些生活补贴；二是来自市场交换的收入；即再分配收入；主要包括分配部门的工资收入；利息、利润和租金等收入；三是来自再分配部门与市场之间交换领域的收入。在混合经济的各个部门中，经济活动的运作是以不同的原则进行的。在再分配经济部门中；是再分配原则支配下的经济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交换；在市场经济部门；则是市场原则支配下的经济资本与经济资本的交换；而在两个部门之间的交换领域中；实际上存在一个准市场；实行的是以权钱交换为原则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的交换。这是由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交换领域。也正是由于这个交换领域的存在；目前中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呈现出一种远比纯粹的市场经济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中的个人收入分配更为复杂的状态。
问：这对个人收入的来源结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孙：直接影响到人们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获得收入。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有这样的几个方面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人的不正当收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个人的收入结构中是不应当存在这个项目的；至少应使其处于一个无足轻重、构不成一个单独项目的位置。但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这个项目确实在个人的收入中占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其原因就在于混合经济中再分配部门与市场部门之间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交换关系的存在；这种交换关系的存在为部分人提供了一种在其他社会中很难获得的收入形式；即一种由“非常规性分配”所提供的收入。具体来说；这个项目又是由两个子项目构成的。一是由国有资产流失（或国有资产被瓜分）而形成的个人收入。二是公款消费。近些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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