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近些年来一直在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需不足、市场疲软问题的症结。更明确地说，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制约因素还是资本形成的话，那么到90年代，特别是到了90年代下半期，需求不足就成了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说，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也就是说，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关键是看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制约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那些因素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根据前面我们的分析逻辑，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收入分配不平等主要是通过对资本形成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的话，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90年代中期之后，收入分配不平等则主要是通过对市场需求的影响而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这就是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逻辑关系的变化。
问：也就是说，评价目前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是看其需求不足的影响。
孙：是的。前面说到物价的持续下滑问题。对此，一些专家找出了一些因素，比如供大于求，重复建设、过度投资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比如，货币传导机制产生了一定的梗阻，影响了经济的活力等等。但如果我们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寻找问题发生的机制，可以对这个现象做出更明确的说明。
前一段时间，我曾经写过一篇短文，讨论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一个奇怪逻辑：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并说明，这样的一种逻辑，在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社会的发展方向。说我们社会中大部分人口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这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大多数农民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尽管官方统计数字表明这几年农民的收入还在缓慢增长，但这都是用平均数计算出来的。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在过去的几年中，就大部分农民来说收入没有实质性的增加。其次，是农民工的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近些年来，外出打工的农民人数约1亿多；而工资水平基本没有变化。也就是说，他们也没有从这种经济增长中受益。再次，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就这些人员来说，快速的经济增长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能体现在他们身上的，主要是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但社会保障标准的提高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也可以认为这个群体也没有从快速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好处。
我们回到前面讲到的我们正进入耐用消费品时代；一个社会向耐用消费品时代转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形成与耐用消费品时代相适应的消费模式。而这种消费模式是与收入分配有着密切关系的。一种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结构，意味着少数的富人获得了或拥有了收入与财富的大部分。而穷人则在收入和财富中占有一个较小的份额。多次调查的结果告诉我们，在中国9万多亿元的居民储蓄中，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另外80％的人只拥有20％。表现在消费行为上就是，少数富人的耐用消费品已经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因此，尽管他们拥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收入，但对耐用消费品，也包括其他的产品，已经不可能有与他们的收入和财富相称的需求。相反，在另外的一端，就是低收入者那里，尽管他们对耐用消费品有强烈的需求，但却没有现实的购买能力。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内需不足，市场疲软，几乎就是必然的。
因此，我们看到，即使是从效率的角度说，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访谈录失业：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1）
问：在200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我们在上次访谈中集中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您对这次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前景表示了明显的担忧。在这次经济复苏中，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劳动就业的问题好像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
孙：是的。政府公布的城镇失业率，已经连续几年都是31％。当然，这是一个明显缩小了的数字。因为这是登记的失业率，而在目前的中国，许多失业者是没有登记的。很多局部性的调查，已经证明实际的失业率比这个要高得多。但即使是我们按照政府正式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也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过去的一年中，失业的状况并没有随着经济的明显复苏而改善。实际上，这个情况在过去的几年中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1997年中国GDP增长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由此可见，就业机会的增加远远慢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人们通常将这称之为“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这当中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经济增长了，但这种经济增长对于得不到就业机会的人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失去就业机会的人来说，对这种经济增长的感觉，不仅不是积极的，反而是消极的。
如果我们将考虑的问题视角放宽一点。在过去一年的经济复苏中，不仅就业问题没有得到改善，许多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也是这样。比如，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社会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改善，城市中贫困阶层的人数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进一步放慢，许多乡村一片凋敝的景象。再比如说，许多社会问题也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如犯罪和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社会矛盾不但没有缓解的迹象，在一些地方反而出现激化的苗头；屡屡发生的恶性刑事案件就是证明。因此，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必须提出来了。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呈现为这样的一种逻辑，即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社会治安状况的改善。而在20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那种经济增长可以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改善的逻辑不复存在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治安状况却在日益让人担心。劳动就业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问：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确实对就业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特别是通过各种措施实施“再就业工程”。对此，应当如何评价？
孙：这从数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还是用政府正式公布的数字。1998年全国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的人数是609万；1999年是492万；而在2000年实现再就业的人数只有361万人。可见实现再就业的人数是逐年递减的。而且，根据一些案例调查，失业之后的再次就业，往往是很不稳定的，有的人的“再就业”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因此可以说，实际的再就业状况，可能还没有上述数字表明的那样乐观。实际上，再就业对于中国失业问题的解决，只能起到相当有限的作用，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的。
一现在的失业是一种社会结构断裂
问：现在中国实际失业率在不断上升，而且正如上面您所说的，再就业对解决失业问题的作用又是相当有限的，这究竟意味着怎么一回事？
孙：对于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大量失业和下岗现象，人们一般是从三个角度来解释的。一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和普遍的亏损；二是连年的经济不景气，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三是产业结构的转换。总之，都是一些暂时性的原因。于是，就造成人们（包括政府在内）的一种幻觉：失业或下岗是由某些暂时的原因造成的，一旦这些暂时性的问题（如经济不景气或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得到解决，这些人就会获得重新就业的机会。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幻觉，人们总是对创造再就业的机会寄予厚望。
我并不是说，上面这三个问题不是原因。而是说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一个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的幻觉。事实是，由于新的技术革命的作用，一些传统的职业正在被淘汰。当然也会有一些新的职业被创造出来。但如果我们看一下失业和下岗群体的状况，再看一下新创造出来的职业的需求，就可以发现，新的工作岗位并不会给失业或下岗者提供多少再就业的机会。目前的下岗和失业者大多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年龄基本在35岁或40岁以上，大多数只受过中等教育，过去所从事的主要是低技术的工作。而新的就业机会，则需要相当高的受教育程度，这些工作岗位主要是提供给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即使是新的经济增长来临，即使是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了，他们的状况也难有根本的改变。对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来说，第一，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二，在目前的体制之下，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根本没有可能；第三，朝阳产业不会向他们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问：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所遇到的失业问题，与常规状态下的失业是不相同的。它具有怎样的社会含义？
孙：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图海纳（Touraine）在分析法国近些年来社会结构的变化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他说，法国过去的社会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而今天则是一场马拉松，人们像在进行一场马拉松比赛，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他认为，现在在法国还在继续跑下去的只有四五百万人，其余都是掉队了。坚持跑下去的，就是那些被吸纳进国际经济秩序中去的就业者。而掉了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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