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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第三个困难与下面这个难题有关。在以思维的我的名义进行讨论的哲学家看来，始终是偶然性的祸根把纯粹的人间事务领域贬低到本体论等级中的一个相当低的地位。但是，至少在哲学家看来，在近代之前，存在着——不是许多，而是少数几条——经常有人行走的遁道。在古代，有bios theōrētikos（沉思生活）：思想家居住在必然的和永恒的事物附近，分享这些事物的存在，因为这种生活对终有一死的人来说是可能的。在基督教哲学时代，有修道院和大学的vita contemplativa（沉思生活），但也有上帝安慰人的观念，指望一种死后的生活，在尘世看来偶然的和无意义的东西在天国可能像水晶那样明亮。灵魂“面对面地”注视，不是通过“一面黑暗的镜子”注视，不再“部分地”认识——因为他应该“认识，就像（他）被认识”。对一种死后的生活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希望，连康德也认为人的生活过于悲惨，没有意义，令人生厌。
不容置疑，近代世界的加速世俗化，或者更确切地说，非基督教化，似乎与对将来、对进步，因而对非必然的和非永恒的事物的全新强调联系在一起，使人比以前更彻底和更无情地想到一切人间事务的偶然性。自古代终结以来被提出的“自由问题”，现在好像被纳入到历史的偶然性之中，而历史“充满了喧闹和疯狂”，是“由一个白痴讲述的故事……毫无意义”，源于自由意志的个人决定的偶然性与之相符，因为自由意志既不是由理性，也不是由欲望指引的。这个古老的问题换上新时代，即进步时代的外衣重现。只有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因为进步迅速接近世界上的人类状况所给出的极限），进步才到达它的终点，并在19世纪的哲学历史中找到了其虚假的解决办法，其中，最伟大的代表人物提出了一种天才的理论，发现了隐藏在世界事件过程中的理性和意义，指导具有偶然性的人的意志走向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个最终目的——黑格尔似乎相信，历史终结的起始年份是法国大革命——通过思维的我的纯粹努力，哲学家的回顾能内化和记忆（erinnern）展开的运动的丰富意义和必然性，因此，他能再一次与存在的和不可能不存在的东西居住在一起。最后，换句话说，思维过程再一次与真正的存在相一致：思维净化了纯粹偶然事物的实在性。
《精神生活·思维》 第一章新事物的问题（1）
4。新事物的问题
如果我们重新考察哲学家对意志提出的反对意见——反对意志能力的存在，反对包含在其中的人的自由的概念，以及反对自由意志所固有的偶然性，也就是说，按照定义，也可能选择不做的一个行为固有的偶然性——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哲学家更多地求助于作为用于将来和等同于创始某种新事物的能力的意志，而不是求助于传统所说的liberum arbitrium（自由意志），即在两种或多种值得拥有的东西或行为方式之间的选择自由。Liberum arbitrium在呈现给我们的、在萌芽状态中好像作为纯粹的可能性和同样可能的诸事物之间作决定，而创始某种真正新事物的能力不可能先有任何的可能性，因为可能性能被理解为已经完成的行为的原因之一。
我已经在前面提到康德“在讨论……自发地开始连续的系列事情或状态的能力”时遇到的困难——例如，如果“我在这个时候从椅子上站起来……那么新的系列在这个事件中就有其绝对的起点，尽管（他补充说）就时间而言，这个事件仅仅是先前的系列的连续”《纯粹理性批判》，B478。。棘手的问题是绝对起点的概念，因为“发生在世界上的系列事态只能有一个相对第一的起点，始终有另一个事态在它之前”，这种情况对思维者本人来说也是真实的，因为思维的我从来不是在诸现象之前的一个现象，不管我如何持续地在思想上逃避现象。无疑，一个绝对起点的假设能追溯到《圣经》的创世学说。该学说不同于东方的“流溢”学说，因为后者主张世界的形成是由于预先存在的力量的展开和发展。不过，只有当我们补充说，上帝从无到有创造世界，创世学说在我们的讨论中才有充分的理由，但希伯来的《圣经》对这样的创造一无所知；这是对后来的思辨的一个补充。Hans Jonas：《哲学中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成分》（Jewish and Christian Elements in Philosophy），见《哲学观点：从古代贪欲到技术的人》（Philosophical Essays：From Ancient Creed to Technological Man），Englewood Cliffs，1974年。
当教会神甫开始用希腊哲学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也就是当教会圣师发现希伯来语对此没有任何解释的存在的时候，这些思辨就产生了。从逻辑上说，似乎相当明显的是，世界与存在的同一应该意味着“虚无”是它的对立面；但是，从虚无到某种东西的转变在逻辑上是十分困难的，以致人们有点怀疑是意愿的另一个我不顾学说和信条，发现了一个绝对起点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适用于计划形成的体验。这是因为在康德的例子中，有某种基本的错误。只有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并且想到他想做的某事情的时候，这个“事件”才开始“新的系列”；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习惯性地站起来，如果他站起来是为了拿他当前工作所需要的某种东西，那么这个事件本身就是“先前的系列的连续”。
但是，我们暂且假设，这是一种疏忽，康德明确地想到“自发地创始……的能力”，因此，事情是关于“新的系列行为和状态”和被这个“新的系列”打断的时间连续体之间的一种可能一致：在当时，关于问题的传统解决办法仍然是亚里士多德关于潜在性和现实性之间的区分，通过假设“新的系列”被潜在地包含在“先前的系列”中，这种区分就能保全时间概念的统一性。但是，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其不足之处是明显的：人们是否都能真正认为一位作曲家谱写的交响乐“在成为现实之前是可能的”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论意识的直接材料》（Time and Free Will：An Essay on the Immediate Data of Consciousness），F。 L。 Pogson译，Horchbook，纽约，1960年，13页。？——除非人们仅仅把“可能的”理解为“并非完全不可能”，当然，这种理解完全不同于它在一种潜在状态中的存在，等待某位音乐家作出一番努力，使之成为现实。
《精神生活·思维》 第一章新事物的问题（2）
正如柏格森清楚地认识到的那样，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从记忆的观点看，也就是说从回顾的观点看，一个自由做出的行动已经失去了它的偶然性成分，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行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基本组成部分。现实的影响是不可抵挡的，因此，我们不能“在思想上取消它”；在我们看来，已经完成的行动在必然性的形式之中，这种必然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意识错觉，或仅仅由于我们想象可能选择的有限能力。最明显的事实是，在行动领域中，没有一个行动是完全做不到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尽管以一种非强制性的方式，在由人类生产活动不断添加到世界和世界文明中的无数新产品中，也有艺术品和消费品；在思想上取消我们文化遗产中的伟大艺术品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如在思想上取消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或已经对我们的现实结构产生影响的其他事件也是不可能的。用柏格森自己的话来说：“由于已经成为事实，现实把自己的阴影投射到无限遥远的过去之中，因此，在本身实现之前，现实看来以一种可能性的形式预先存在。”（“Par le seul fait de sacplir； la réalité projette derrière son ombre dans le passé indéfiniment lointain； elle parat ainsi avoir préexisté； sous forme de possible sa propre réalisation。”）同上书，15页。
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从意愿的我的角度来看，表现为意识错觉的东西不是自由，而是必然。在我看来，柏格森的观点既是基本的，也是绝对充分的，不过，由于这种观察虽然具有其真实性，但在必然与自由的无止境讨论中不起任何作用，它是有意义的吗？据我所知，在柏格森之前，只有一个人提出过这样的观点。这就是邓斯·司各特——意志凌驾于理智之上的唯一辩护者，此外，他也是在存在的一切事物中都有偶然性因素这种观点的辩护者。如果存在着基督教哲学这样的东西，那么邓斯·司各特不仅仅应该被视为“中世纪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文德尔班在其著名的《哲学史教程》（History of Philosophy； 1892）中的说法，纽约，1960年，314页。他也把邓斯·司各特当做“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425页）。，而且也能被当做不寻求在基督教信仰和希腊哲学之间的妥协，因而胆敢认为，（说）“上帝以偶然的方式行事是真正的基督教徒的标志”的思想家。邓斯·司各特说：“如果有人否认某种存在是偶然的，那么这些人应该受到折磨，直到他们承认这一点为止。”邓斯·司各特：《哲学著作：一种选择》（Philosophical Writtings：A Selection），Allan Wolter译，自由艺术出版社，印第安纳波利斯，纽约，1962年，84页和10页。
《精神生活·思维》 第一章新事物的问题（3）
偶然性——在古典哲学看来最无意义的东西，作为一种现实性突然出现在基督纪元的最初几个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