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名义租种，还有的夺佃户的田来耕作，有的霸占庄田水面种菱角，因而不许佃户用水，庄规于是规定对违犯者罚他全房月米半年；有的族人欺压义庄佃户，强行高价卖给佃户物品，对犯者义庄罚他全房月米两月，重者送官审理；有的族人干犯管庄人职权，介绍不合格的人充当义庄脚力、墓客，引领外郡族人到庄，打开仓库，使用米粮，对有这类行为的人，义庄罚他全房一年的月米，并要送官根究惩治；有的族人领养外姓人为子，向义庄要粮帛，有的族人把儿子给了外姓人，仍向义庄要月粮，义庄对此一概不予周济；有的义塾学生在学舍内饮酒作乐，则将受到罚及全房月米一月的处分。
对违犯义庄规矩的人的处罚，不仅是犯者本人，还牵连他的一房的人，这是义庄希望动员全族力量禁止不肖子弟的侵害义庄行为，以维护义庄利益及其长期存在。义庄还要把危害其利益的人送交官府处置。早在范仲淹建庄不久，范纯仁就发现有些破坏义庄的事，除进行宗法处理外，非要经过官府不可，所以特向宋英宗上奏，报告义庄设立情形，请求在政府立案，如有人损害义庄利益，请政府按国法判处，以保护义庄不受侵犯。
宋英宗批准了他的请求，下令苏州地方官准许备案，予以保护。范之柔整顿义庄，又一次在政府立案。范允临、范瑶等增置义庄田产，也无不获得政府批准。范氏义庄始终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
范氏义庄设有管理人，他受族人监督，并以工作好坏决定领取报酬的数额。如果他能保证族人领到月粮，就给他糙米20石，如能给族人半年以上月粮，则给予一半以上的酬粮。在发给他粮食以前，要由族人证明他工作有成效，如若族人不愿证明，也要申明不能证明的原因，并要在范仲淹牌位前说明。管理人如果该收的租米收不足数，就扣他应领酬粮的一半，等到他收足了，再补给他应得的数。掌管人如有侵占义庄财产的弊端，义庄将报请地方官惩处。掌管人有权处理义庄事务，不受他人干扰，尤其是有些宗族尊长爱在义庄事务中指手划脚，管事人可以不予理睬，如若他们硬要插手义庄事务，即可向官府告发他们。管理人在执行职务时，若坚持原则受到侵害，也可以告官，如族人的私生子不给月粮，倘若不服吵闹，掌管人即可将他送到官厅。
范氏义庄能存在八九百年，是其他任何义庄所无法比拟的，必有其特殊原因。我们想是：第一，它的规章制度比较严密和切合实际，它的章程是历次所定，随时根据实际情形加以补充和修订，在其章法中着重讲给族人的实际好处，而不在宣扬孝道、宗法、国法，它是令族人收到经济实惠，自然不做或少做不利于封建秩序的事，给人实惠，容易得到人们的支持和爱护，从而能维持下去。第二，办庄后继有人，而且形成传统，非办不可。范仲淹父子创业，基础打得好。但是时间长了，庄田必然遭到侵蚀，日渐短少，但在损失之后，总有族人出来补充，所以庄田最少时也在千亩以上。庄田是义庄的基础，有田就能维护。范氏后人所以继续办义庄，是因为庄子早有名声，办好它成了范氏族人的荣耀，并形成传统观念，因此有条件的人在义庄败坏时出面维护，又使其恢复起来，这样才做到常盛不衰。
义庄是一个人拿出自己的田地，作为公产，养活同宗族的人，或者只赡养同族的贫穷人，这是一种救济行为，属于社会慈善事业性质，不过它不同于养济院、育婴堂那种类型，因这些善堂靠众姓合办，或者还要依靠政府经济支持，并向全社会的人开放，所以说义庄的范围比较狭小。
靠救济来维生的族人，最低限度的生活有了保障，对他们来讲无疑是一件好事，同时也是一桩坏事。他们靠恩赐过活养成了依赖思想，因而对创造不一定想得多，但对如何占义庄的小便宜则颇为上劲，所以义庄不许做的那些事都出现了。我们看范氏义庄规矩，感到它防范族人在应得的经济权益之外侵占义庄的财产的条规不少，觉得它的消极性很大，当然义庄为保证自身的存在不得不作那些规定，但是它那种施舍性质就不是鼓励族人去创造。倘若义庄创办人把办义庄的资财用作帮助族人生产劳动，去创收，去自己养活自己，而不是让他们去领现成的米绢，或许会使族人去积极地生活。所以义庄制度本身就是养闲人的，而被养的人也只会在义庄身上打主意，吃义庄，非把义庄吃空了不甘心，甚至把义庄搞垮了，他也不痛心，因为那本来就不是他的事业。范氏义庄以外的许许多多义庄的破灭，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儒家讲大同社会，要人们有无相恤，互救互济。
农民进了一步，要求有田同耕，有饭同吃，这种小生产社会的平均主义思想，在历史上并不能实现，大约只在农民起义时有的人作了部分实践，如张鲁的五斗米教的活动，此外，就是范仲淹搞的宗族义庄这类形式了。义庄反映了人们平均主义的愿望，即有饭同吃，但是它不鼓励吃饭的人去生产劳动，创造自己吃饭的财富，从而失去它自身长期存在的社会条件。义庄旋建旋败，其数量和重要性，在全部社会经济结构中微不足道，究其原因，还在于养闲人，不发展社会生产。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很吸引人，偶然的实践是失败的，历史的事实就是这样。平均主义对着剥削制度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它不管社会生产的发展，只在分配领域做文章，引出产生惰民的结果，因此从实践上看，只能认为它是落后的思想和制度。
政府支持义庄，是两者互相利用。义庄帮助穷人安排生活，稳定那些社会不安定的成分。而且义庄还惩办不守政府法令的人，如范氏义庄规定，族人中有犯社会性罪过的，初犯罚他本人一年的月米，再犯就将他从宗族中除名，永远不再给他族人的待遇。除名后还不改悔，“为宗族乡党善良之害者”，即向政府控告，把他驱逐出乡里（以上范庄资料俱出自《范氏义庄规矩》，见《青照堂丛书·次编》）。义庄起着维护地方治安的作用，当然是政府欢迎的，所以才着力保护它。
范氏义庄是历史上的首创，比它略晚，其他宗族的义庄相继面世，如江西铅山人、建康军判官刘辉，以田数百亩赡养家族中的穷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浙江诸暨人黄振及妻刘氏，“规义田”，“待之举火者数十家”（宋濂《芝园前集·诸暨孝义黄氏族谱序》）。刘、黄二族之救济本家，义庄的规制可能很不完备。南宋初魏国公张濬就设立了像样的义庄，朱熹说他“置义庄以赡宗族之贫者，以至母族，丧葬婚嫁亦皆取给焉”（《毗陵城南张氏家谱·魏公行状》）。由此可见，范氏义庄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宗族制度到宋代发展的必然结果。自此之后，代有兴建。它适应了宗族多穷人而又有宗族上层需要宗法的两种人的共同要求。
第二部分 婚姻家庭（二）第三节 浦江义门郑氏家族的生活
郑氏家族与前述范氏在家族共财方面有相同的地方，可是又有不同处：一在共爨与分爨，一在田产上，范氏为一人提供，郑氏为合族所有。郑姓留有《郑氏规范》，对其家族生活描绘甚详。
义门郑氏居于浙江浦江感德乡仁义里，其远祖郑绮，于南宋初年同族人共爨，四世孙郑德珪、德璋兄弟为仇家陷害，弟兄争着投监，德珪终于死在狱中，德璋待哥哥的儿子郑文嗣如同自己的儿子，以孝友为世人所知（《宋史·郑绮传》）。郑文嗣当家时，已十世同居两个半世纪了，族人不敢私藏一文钱，一尺帛，元武宗（1308～1311年在位）旌表它为“义门”。文嗣堂弟文融（太和）主持家政时，定立族规58条，管理更严格，元朝政府因而豁免该族的赋役（《元史·郑文嗣传》）。到了明朝，郑家已有几百口人，有人进入政界。郑濂以粮长到南京，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召见，询问他治家方法，表现出对这个家族的浓厚兴趣。胡惟庸案发之后，牵连到郑家，郑濂、郑湜兄弟争相赴狱。朱元璋知道后说，如此仁让的家庭，不会出叛逆，不用审问了，还进一步任用郑湜为左参议。当东宫缺官时，明朝任命郑济为春坊左庶子，征白衣郑沂为礼部尚书，郑傒清吴友如绘《郑氏义门》出任御史，郑棠官翰林院检讨。建文帝朱允炆（1399～1402年在位）给郑家题写“孝义家”匾，到明宪宗（1465～1487年在位）时重新表彰郑氏为孝义之门（《明史·郑濂传》）。郑氏历经宋元明三朝同居共爨的历史。
郑文融定的家规，经郑钦、郑铉、郑涛、郑湜等人修订补充，计得168项，名为《郑氏规范》，刊行于世。
后来《学海类编》收入，我们现在主要依据这个规范考察郑氏族人的生活情形。
郑氏的家长，由兄终弟及的方法产生，宗子不一定就是族长。据《明史·郑濂传》记录，自郑文嗣起，族长的传授如下表：
郑文嗣→郑文融↓郑钦→郑钜→郑铭→郑铉↓郑渭→郑濂→郑看名字就可知道，郑文嗣一辈排行取“文”字，郑钦一代名字用“金”字旁，小一辈的则用“水”字旁。兄终弟及是并尊年长和辈分的继承法。
郑氏田产甚多，专用作祭祀经费的田地就有150亩，用作婚嫁经费的田地多达1500亩，总计田产不知有多少，由上两项可知一定是很多的。田租是郑氏经济的主要来源。
此外，郑氏还有商店、林木、畜牧等收入。郑氏家族凭藉这些收益，得以实现共爨生活，衣食住行，丧葬嫁娶，办教育，待宾客，助邻里，一切经费均出于此。
郑氏族人的衣着由专设的羞服长掌管，族人在4月领取夏衣衣料，9月支领冬衣料，以便换季。郑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