冕只能皇帝用，进贤冠由文官专用，法冠是司法和监察官员用的，武冠由名称可知是给武将用的，方山冠是乐人戴的，却敌冠是皇家卫士戴的。人们看到他用的什么冠，就知道他的官职，他在执行公务时，就知道如何对待他。可见冠服有利于官员执行公务。一个政权服色制度制订得好，对于它的稳固显然是有价值的。封建时代百官服制很繁琐，形式的东西太多，那是专制制度和迷信思想造成的，不可取，但不必因此而不研究它，而摒弃它可以启发后人的因素。
一个政权制定它的公务人员的服装制度，公务人员穿着整洁的严肃的制服，会使民众尊重他所代表的国家机构的权威，使其执行公务来得顺利，可以提高行政效率，行施其政权职能。不懂得服饰制度的重要，是政治上的浅薄，也就是不知道从多方面来认识政治，来维护自己的政权。更始政权在服制上的失败教训应当说是深刻的，足资后人借鉴。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六节 晋唐间流行的发式和衣帽
西晋武帝立国之时，人们脚穿的屐，男子是方头型，女子是圆头型，用这样的型制既区别男女用屐，也区别男女身份，因为圆表示顺的意思，女子穿圆头屐，意味着顺从男子。时隔不久，妇女的屐也流行起方头的来了，于是男女无差别（《晋书·五行志上》）。到刘宋时，权倾内外的、被民间视为“真天子”的越骑校尉戴法兴制作圆头屐，“世人莫不效之”，从而改变了方头型的传统流行式样。
女式翘圆头鞋麻鞋西晋永嘉年间（307～312），妇女束发，弄得松松的，使髻不能直立，头发遮盖额头，直到眼睛为止（《晋书·五行志上》）。几十年后女子发型发生了大的变化。太元（376～396）中，公主和贵妇们的盛饰发型是缓鬓倾髻，时行戴假发，这假发装在笼子上，用的时候戴上，称为“假髻”，又叫“假头”。贫家妇女做不起，说起来就叫作“无头”，需要用时向人家借，唤作“借头”（《晋书》）。刘宋时女子发型又一次变异。彭城王刘义康府中的妇女梳头，将头发分成三分，结成髻，向上联在一起，称作“飞天”，并流传到民间女性中（《宋书·五行志》）。
《北齐校书图卷》中人物服饰北齐武成帝、后主时期，宫中妇女剃发，带假髻，其形状像只飞鸟，以为美观，地方上妇女学习，使它不胫而走（《北齐书·武成纪、后主纪》）。
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妇女作圆鬟椎髻，两鬓不再妆饰，也不擦脂抹粉，只是用乌膏涂嘴唇，令人看了是一副悲啼的面孔，这倒有点像东汉孙寿的追求病态美。白居易对这种打扮，在《世妆乐府》中有所描述：“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是成悲啼。”（《全唐诗》卷四二七）白居易赞成人类的自然美，反对违反人类本性的化妆。
唐僖宗时，宫人把头发束得紧紧的，待到黄巢起义进长安，僖宗逃到四川，宫人这种发型被当地的妇女接受，不过人们称这种型状是“囚髻”。而在长安的女子变了发式，即把头发分梳到两鬓，包住面孔，当时人管它叫“抛家髻”（《新唐书·五行志》）。
唐《捣练图》中女子服饰发式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织造毛裙，引起众人追求羽毛服的热潮。安乐公主用百鸟毛织了两条裙子，一条献给母亲韦后，一条自用。她的裙子呈百鸟的形状，正面看一种颜色，侧面看又是一种，日光下看、灯光下看各不一样。她用百兽毛制马鞍的面子，可以看出各种兽形，韦后则改用百鸟的毛制造鞍面。安乐公主出嫁时，益州官员送给她单丝碧罗笼裙，用金缕织成花鸟。自从安乐公主有了百鸟毛裙，百官之家，有钱人家都来效法，长江、岭南奇禽异兽羽毛都被采购一空。这种奢华风气的严重，使唐玄宗即位后，“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从而煞住了采捕鸟兽羽毛编造织物的风俗（《旧唐书·五行志》）。
隋唐女子发式东晋初建时，男子的上装短，短到衣带系在腋下，穿的裤腿上下一般大，不收口，戴的帽子在脖子处系带。《晋书》的作者认为这种上小下大的冠服流行式，反映下逼上的形势，是王敦反叛的征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它不过表明东晋初年人们的审美观罢了。
南齐东昏侯萧宝卷（499～501年在位）以游乐为务，“自制杂色锦伎衣，缀以金花玉镜众宝”（《南齐书·东昏侯纪》）。助他玩乐的人又制造了四种帽子，并根据形状起了名字，分别叫“山鹊归林”、“兔子度坑”、“反缚黄离喽”、“凤凰度三桥”（《南齐书·五行志》）。
唐初，太尉长孙无忌用乌羊毛制成浑脱毡帽，许多人仿造，他曾被拟封为赵国公，因此当时人把这种帽子叫做“赵公浑脱”（《新唐书·五行志》）。
唐昭宗时，十六王宅的主人们争奇斗丽，各有自己的巾帻式样，长安人羡慕不已，跟着穿戴，当去制作的时候说：
“为我作某王头。”（《新唐书》）“王头”怎么做？这话不过是说按某王巾帻的式样给我仿制，这一省语，反映十六宅诸王巾帻式样流行的广泛。
葛洪在《抱朴子·讥惑》篇讲东晋初年的服饰变化之快及其原因：“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裁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高半额也。”（《外篇》卷二十六）他说人们“以同为快”，道出了中国古人“求同”的一种审美倾向。当某人首先穿戴某种衣服、帽子、鞋子，首先梳某种发型和作某种化妆时，在他是创新，是不想同于别人，不安于现成的，这是求异。但某种式样出现，众人纷纷学习，特别是宫中的、贵族的新装饰，人们模仿得非常迅速。达到目的了，也就满足了。模仿，希望和别人一样，是求同心理的表现；认为别人的衣饰形式好，加以学习，是一种求同的审美观。可以这样说，我国古人在服饰上求同的力量大于求异的力量，认同的审美观大于求异的审美观。衣饰求同，使自己的装束同于他人，既不会有怪式样遭到别人指责，也不会因为衣着古板遭人讥讪，跟别人相同了，心里也就安生了。
衣饰的求同，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是长期的大一统的国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和专制主义的文化统治，使人们无论在政治思想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都要统一，不许有差异，反映到服饰上就是追求一致；第二，民众的认同是受社会上层的影响。社会上层地位高，受人尊崇，他们的爱好被认为是高尚的，下层人士多向之学习，所谓求同，就是社会下层求着与上层相同，在服饰问题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到先秦两汉人们着装时指出上行下效的现象，本篇所列举的事实也反映这种趋向，这就是求同。
中国人的认同的哲学思想和求同的审美观，有着悠久的历史，这种思想和审美观对社会发展起什么作用，对服饰美起什么作用，是应当研究的课题。对此哲学界已开始注意了，如果哲学社会科学界都来开展讨论，我们就可以提高认识了。
第四部分 民俗世风（二）第七节 汉人采用少数民族生活方式
《先秦两汉时期几种服饰的流行》篇中提到汉灵帝喜用少数民族的衣服器物，这在秦汉不多见，而两晋至金元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时期，随着少数民族的入主北方和统一全国，汉人采取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就多了起来，甚至有一定的普遍性。
着帷帽骑马女子《晋书·五行志》记载：“泰始（265～274）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貊，及为羌煮貊炙，贵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会，皆以为先。太康（280～289）中，又以毡为头及络带袴口。百姓相戏曰：‘中国必为胡所破。’”晋武帝建国之初，中原的达官贵人就爱使用少数民族的床和盥漱器皿，家中必备少数民族的煮烤等烹调用具，宴请客人，首先上的是少数民族器具所盛的食物，这表明当时以使用少数民族器具和食用少数民族食品为时髦。接着又时兴起少数民族的毛毡，用毛毡作帕头（包头巾），以毡条缘衣带袴口。民间的戏言反映晋初汉人上层人士崇拜少数民族物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并有不可扼制之势。而普通老百姓没有条件用少数民族器物，对上层人士的享用有所不满，这也是自然产生的心理。
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必须面对坚持本民族生活方式或改行汉人生活方式的问题。从实际情况看，他们是融合各民族文化，制定了相应的礼仪制度，而不是纯粹哪一个民族型的，所以《旧唐书》说北魏、北齐“舆服奇诡，至隋一统，始更旧仪”（《舆服志》）。北朝政府对属下汉民的衣着，有时加以规定。汉人一方面有坚持本民族生活方式的习惯，一方面也吸收作为统治民族的少数民族的文明。
南朝中书郎王融上书讲到北朝汉人的生活情况，说：“前中原士庶，虽沦慑殊俗，至于婚葬之晨，犹巾为礼。而禁令苛刻，动加诛”（《南齐书·王融传》）。北魏强迫汉人遵从鲜卑人的一些生活方式，汉人部分地接受了，而又保留本民族的一些习惯。它主要表现在婚丧礼仪中，在这时人们还要穿戴汉式衣巾，王融说的“巾”，“”是衣，汉人交际时的盛装，可见北朝汉人在重要家事的时候还要穿着本民族盛装，以示对那件事的重视。在这时候，不按少数民族的婚丧礼仪进行，是不同民族不同生活方式的体现。但也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环境里就随便了。我们知道在清朝，满人强迫汉人接受其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