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不表明立场，不设法影响香港执政当局，即使是“天经地义”的事，却仍然是“不合法”的。李校长又说：“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教学和研究……大学应该避免空谈，更不必博取群众的喝彩。至于少数人不明真相，随着大家人云亦云指责中大：这一件事应该由中大领导，那一件事应该由中大负责，如果每一件事都要中大答复和表明立场，实在难以一一应付。”我对于这段话要提出下列问题：我不反对教学和研究，我也赞成大学应该避免空谈，然而中文大学在教学和研究上到底有什么表现？请外国专家、写报告、开会、请教员上山听训，这不是“空谈”是什么？发表印刷精美的施政报告、出版歌功颂德式的校刊和资料、借了别人古董来开展览会、在报纸上出特刊宣传，不是“博取群众的喝彩”是什么？
我觉得中大校方为了“博取群众的喝彩”，特别是香港政府和太平绅士的喝彩，已经下了很大功夫，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实在应该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既然自称为香港的“唯一中文最高学府”（报告书第6页），既然要“尽力服务社会”（报告书第65页），中大当然要在某些有关香港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重大事件——譬如中文法定——上出面领导，所谓“难以一一应付”，恐怕只是推辞之举，是怕惹麻烦的心理作祟而已。
《西潮的彼岸》 第四部分我对于香港中文大学的观感（3）
一个大学如果有其一贯的精神，就不会唯恐“应付”不了，而会尽可能地事事采取主动，对内领导师生，对外领导社会，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然而在中文大学，采取主动的往往是学生，而不是学校当局。学生首先要中大对“中文法定”表明立场，李校长才写信答复；学生参加保钓运动，甚至被捕，中大部分教员曾发表声明，但中大校方却毫无表示；学生在自己的刊物上讨论国情和中国文化，举办公开演讲会和座谈会，谈辛亥革命，谈五四运动，谈香港青年的“失落”，而中大校方所出版的《中文大学校刊》除了报道名人行踪、歌功颂德之外，内容实在空洞之至。三院校方或曾主办过演讲或讨论会，而由中大校方主办的，可谓绝无仅有，而其所办过的少数演讲——如世界史——则一无是处。
李校长说中大可以“意指一个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的大学”，我不知究作何解。所谓中大的“中国文化背景”，除了新亚留下来的一点基础之外，可谓别无所有，新成立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宣传做得很好，新建的楼房很漂亮，但却未见有任何新的作风、新的表现。林语堂的中文字典是否就能代表中大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我个人颇表怀疑。
要培养中国文化，要“在一个现代学术环境里充实中国文化传统”（报告书第6页），首先要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承担的精神，而不是空谈口号，或出版不三不四的书籍可以成其事的。这种对中国文化承担的精神，应基于中国人在西化影响下的自觉；海外的华人多多少少都受到“西化”的侵蚀，不少留学欧美的华人更体会到西方文化本身的危机，所以我们在知己知彼之后，可以不再重蹈西方的覆辙。中文大学至今仍听信西方专家之言，热衷于西方“现代化”的制度和组织，募款，盖房子，成立委员会、小组、中心，对中国文化只提出表面的口号，成立表面性的机构，却没有全心全意去网罗海外华籍人才，更没有全心全意去教育学生。总而言之，中大注重的是组织架构，而忽视了“人”；中大的实力在于物质金钱，所以中大没有精神。
我并不完全同意《新亚学生报》中几位作者的意见——认为中大已经毫无救药。所以在他们哭、笑、怒、骂之后，我建议中大全校师生公开讨论，谋“自救”之道；中大校方也不必再作官样文章的“解释”，应该主动地以事实表现改革的诚意。现就本文所论到的各项问题，以个人的立场提出下列初步建议，以供讨论：
一、应立即取消教职员“本地”与“海外”待遇之区别，中外一视同仁。
二、尽量争取和吸收海外华籍学者，不拘背景，而以学术造诣、教学热忱和对中国文化的关怀为选择原则。
三、由三院全体教员共同讨论改革教师等级制度以及任免升迁的原则，该项讨论一有决议，校方应立即施行，任何高级教授或主管不得否决或阻挠此种决议。
四、应由三院学生选派代表参加中大最高当局（UniversityCouncil）的会议，并有投票权。
五、大学校长及各单位主管应亲至三院听取教师及学生意见，至少每月或每两月一次，并于三院分设意见箱，鼓励全体教职员及工友以书面形式提供意见，每月由大学秘书处派专人收理送交校长。
六、因大学精神与大学校长（即名义上之副校长）的识见、能力关系密切，今后中大应由三院师生职员选派代表组成“选拔”小组，物色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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