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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看上去跟贾平凹或余秋雨这样的朋友比起来，您好像是具有一点“匪气”。他们好像更有谦谦风度。我知道您和贾平凹是很好的朋友，但你在为人、性情和散文的风格上和贾先生是迥然相异的。您觉得您与贾平凹在散文写作上有哪些主要区别？
周：我觉得平凹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我非常钦佩他。可以说，他的文化里主要是风情、土地，西安的古老文化滋润了他，养育了他。同时他也有乡村的文化，土地的文化。他当过农民，种过地呀。地气很重要，他有地气。
傅：西北“三秦”的地气。
周：你没有真正在这个土地上生存过，劳动过，求生过，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你看我们这个中国文坛上，当然不是全部了，有几个农民出身的作家，真在家里种过地的，在农村生活过一二十年的？一旦他们的才气、眼界忽然间打开，那种蓬勃的才华往往是城市长大的人无法比拟的。我在想这个问题，凭什么他这么厉害。
傅：简单的说法就是它来源于地气。
周：我觉得这是他和土地的关系，而我们的欠缺，恰好是在这里。我们比他们不缺乏的聪明才智，学到的知识，看过的书，也不比他们少。最后我想了想，只缺一个条件，地气不够。
傅：如果用您自己的话说，是地气不够或者欠缺的话，您在另一个方面倒是很充足的。我觉得您的性情非常好，我读您的散文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颇有魏晋风骨，不管为人还是为文，能感觉到里面有一种狂狷之气。您对自己这种文中的品格也好，内在精神也罢，有没有一种自信、自查？
周：我觉得人家老说我狂，我并不狂。我觉着很直率、不藏话，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憋着难受呀！交友不设防，为人不设防。谁坑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知道。如果有点狂狷的话，我还是赞成这种狂狷的，狂者进取啊，狷者有所不为，进取精神应当是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状态。我不喜欢过于韬光养晦，城府很深的人，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丧于人格。我觉得人要活得堂堂正正，站着活。有的人你看他成功了，但他的成功是建立在一次又一次人格的失败上，造成了一个虚假的成功。有的人失败了，但他的失败建立在胜利地坚持每一次都建立在自己的人格的足迹上，实际上是个假失败。所以我看阳光卫视的《杨澜访谈录》印象非常深，她访梁从诫时，梁从诫说：我们家三代都是失败者，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他敢于承认他们家三代都是失败者，其实他们三个人哪一个是失败者？都没有失败。
傅：他们的价值更多是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实现着。
周：我们提起这些人的时候，往往有高山仰止，肃然起敬之感。为什么呢？他们的人格，万金难买。有些人看起来，似乎取得了个什么头衔。但是你知道他是怎么取得的吗？背后藏着多少可耻的交换，实际上走向了失败。
傅：所以有些评论家在说到您的人品、文品时，喜欢用这样一个形容词，就是顶天立地军中一血性男儿。
周：这话不敢当。
傅：我很喜欢您的《读〈古诗源〉记》，这好像是被很多读者忽略掉的。读它我总觉得您的散文在精神脉向上很大程度源于魏晋。我不知道您在为人为文或审美取向上，有没有受到魏晋文人直接的影响？对魏晋文人有没有过学术上的研究？
周：没有。严格的说，假如有相同之处，也是某种文化血脉上的相承，它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刻意去学未必能学到精髓。它既然已经存在了，今后历史上也不可能从此消失。总有相似的人，相似的生命走类似的道路。但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傅：就是说，周某人的气质与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文人遥遥相对。
周：有这么点承接关系也可能，是吧。我真正知道魏晋风骨，还是看了鲁迅的那篇《魏晋风骨与与酒的关系》，其他的史料没看过，更多一点就是余秋雨写的魏晋的阮籍、嵇康。
傅：更多的还是精神上的沟通和契合。
周：自然而然的，总是要有一些影响。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周涛：接受命运之神的一切馈赠（2）
傅：您刚才提到了鲁迅。我读您散文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如果上个世纪百年让您选一位令信服折腰的作家，只有鲁迅一个人。鲁迅的思想和人格魅力对您的影响非常大。体现在您写作或者为人的精神品格当中，他对您的影响最主要在哪些方面？
周：鲁迅我觉得我几乎没法学习。我经常看，《鲁迅全集》我是经常读的，但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学成他那样，因为他是不可模仿的。潜移默化的东西肯定是有的，对我来说那种非常理想的状态和高度是不可企及的，正因为不可企及，也就没法模仿。
傅：另外，我想鲁迅先生他强调或者自己坚持一点，就是在写作上作家要有纯洁的内心和高贵的精神和心灵。对这点您是否认同？
周：我是认同的。
傅：您在文章中提过的一件小事我印象非常深刻，这让我对作为一个诗人也好，或者作为一个普通的周涛也好，多了一分敬重。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媒体召开一个诗歌朗诵会，当主持当众请您为大家助兴朗诵诗的时候，您勃然大怒，当众绝拒，说我的诗歌不是用来给大众逗乐的。我觉得这反映出您作为一个诗人的品格，您的这种精神力量来自于哪些方面？
周：我内心是不太容忍在这个问题上被人侵犯，在酒桌上朗诵个诗，我肯定变脸。这让我非常痛心。
傅：他们可能没有恶意。
周：当然更多还是好意，但你不能触犯我。他们没有和我商量，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可能还觉得是表彰我，但我认为这是对我内心深处某种东西的无理侵犯。
傅：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是涉及到了大众对诗和诗人的普通心里存在了问题。
周：诗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诗意，只能是独自品尝的，不是拿来共赏的，它不具备表演性。一旦进入表演，就是非诗。所以，我不听诗朗诵。再好的朗诵家朗诵诗，我一听就起鸡皮疙瘩，受不了。我听到过诗朗诵，只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兴致到了那个程度的时候，有朋友借着酒兴朗诵出自己的作品，那股深情，那个好呀！我记得叶文夫有一次在70年代，给我朗诵过他的诗。我听得热泪盈眶，真好。没人能这么朗诵。就像《橘子红了》有一首片头歌，周迅唱的，如泣如诉的那种低语，太动人了。
傅：您有没有在没有人的时候自己朗诵自己的诗给自己听？
周：没有，我朗诵诗不行。我有时候哼哼歌，唱歌也是没人的时候自己唱，有时还唱得自己挺感动。没听众的时候可以。
傅：感动不了别人，感动自己。
周：歌唱家唱才能感动别人。
傅：我觉得您的散文好的多是写自然的，像《猛禽》、《巩乃斯的马》、《稀世之鸟》等，至少给作为读者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难忘的印象。但似乎您在写人上稍逊一筹，就是说您与自然的生命对话，是您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的特长。我觉得是不是您对人性的琢磨比同自然的契合沟通，在把握上欠一定的功力火后？
周：当然，但差一些不等于没有。我承认差一些，因为我这个人不大琢磨人。
傅：是不是人比自然难琢磨？
周：难琢磨，复杂。因为我比较简单，可以说为人处事比较喜欢简简单单，有什么事咱们直来直去的。
傅：您善于和动物打交道，不善于和万物灵长的人打交道。
周：万物灵长的人太聪明了，像我这样的人，脑子比较直，懒得琢磨人，也不太琢磨别人。这还体现出诗性和文性的一个差别，所以有的人是诗人，有的人是小说家，这里有非常大的差别。不但他们的文体，还在于他们的取向。
傅：我觉得您写起自然来灵性实足，而一写起人来好像就拙钝了许多。
周：诗人吧，关照内心，观察自己，琢磨自己，琢磨自然和动物多。而小说家琢磨社会多，琢磨别人多。当然，他同时也琢磨他自己。因为没有自己的深度也不可能认识社会的深度。这两个有很大的区别，也是散文家和小说家的本质区别，有时候是不可取代的一种差别。
傅：现在散文界有个说法叫“南余北周”，南方余秋雨，北方周涛，您自己认同这个说法吗？
周：我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很友好，他的影响肯定比我大得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出版了以后，我拜读了，一直到今天，不管别人说好说坏，我是不改初衷。我认为这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学者散文所达到的最高的高度。比如过去有很多学者，学问并不次于余秋雨，像徐志摩、朱自清那批人，都是留洋的，很有学问的。但他们写的散文还是作家散文，不是学者散文。他们并没有把散文和学者的某种长处结合起来。
傅：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余秋雨开拓了百年来散文创作的新境界。
周：他是第一人。他的文章写得很长，还很耐读，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他是普及文化的一个学者。有些学者知识多，但没有他这么好的文才，才情。有作家有他这个才情，却没有他这么多的知识。他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
傅：我自己对您和余先生的散文区别，有一个小的概括，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同。玩笑话说就是我的“三性说”，余秋雨的散文更多的透露出知性、智性和理性，而您的散文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