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如果未来还有特别合适的机缘提供给您，让您当官，您还当不当？
龙：这个问题我连想都不想，因为当初当官是纯粹的偶然，这个机会很难再出现。
傅：您觉得这偶然中有没有必然的可能性存在？
龙：好像没有。
傅：一点都没有？
龙：对，我觉得没有。
傅：那就是说，至少现在来看，即便有这样的机缘您也不当官了？可以这样说吗？
龙：我觉得不会再有这样的机缘了。
傅：您怎么可以肯定绝对不会再有这样的机缘了呢？
龙：因为这个机缘并不只是有一个官位出现，然后有人来找你，还要看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什么样的，还要看来找你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当出现的时候，到底是不是一个可以让你知识分子发挥的那个天时、地利、人和——那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我觉得再发生的几率太小了。
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可能性就是说得天时地利人和了。
龙：（笑……）对，我几乎觉得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情。
傅：外国作家当中对您影响很深的有些什么人？
龙：早期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十九世纪美国的爱默森，他对我的影响在于他对于文字的说法，是那种半夜在孤灯下读书的时候的一种顿悟。我读到他一句话，他说：文字应该真实、淳朴，就像拔起的蒲公英，你能感觉到拔起的根上还有粘着潮湿的土的感觉……没有来由的，我就突然觉得这就是我要的东西，我就希望我的文字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我的文字非常不豪华，即使是比较深的思想概念，可能还是用最干净、简单的文字表达。
傅：不复杂。
龙：对，绝对不复杂。跟这个有关。其他外国的作家就比较难说是特定的了。
傅：就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一样，你不能确定说哪一样东西给你的营养，当然是丰富的了。
龙：对对。
傅：问您一个热门的话题吧，大陆作家有着浓重的诺贝尔情结，上个世纪百年也未有机缘得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很多人很看重它，认为它是衡量文学成就高低的一个很客观、科学的标准。我不知道您怎样来看待诺贝尔文学奖？
龙：我觉得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完全是一种错置的想象，诺贝尔文学奖，在我看来就是瑞典的十八个老人家。
傅：大陆也有很多很好的作家觉得那是瑞典人的事情，是吗？
龙：也不见得就是瑞典人的事情，这十八个人是相当有阅读水准的，他们读得非常的多，而且是常年来非常专注地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挑出来的作家或者作品肯定不会是坏的作品。但是这个认定和把它当作一个什么世界的标准就是南辕北辙了，诺贝尔奖绝对是跟文化商品有关系，它跟这个世界的强势文化、弱势文化，强势包装、弱势包装，国际行销这些全部都是有关的。
傅：您觉得有没有明显政治因素在里面？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龙应台：作为一个作家，不能为读者而写（6）
龙：政治因素也在里头。我觉得不需要把它一棒子打到底，说这就是白人的东西，也没那么糟，但它也不是一个文学的圣堂，只不过就是他们推荐了不错的作家、不错的作品。得奖的话是挺光荣、挺值得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它绝对不能变成某一个民族努力追求的东西。我倒是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汉语，说汉语的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在这么丰富的传统土壤里头，你开出了什么花？或者说你有那么巨大的能量，你有没有让它释放出来，这个是中国人要质问自己比较重要的问题。
傅：不是一些表面的东西。
龙：对，完全不是。
傅：现在我听说好像是要刻意地成立一个“世界华人文学奖”，恨不得和诺贝尔文学奖分庭抗礼，你“诺贝尔”不授给我们，我们中国人自己弄个文学大奖。
龙：这个当然也是值得做的，因为华人世界里面有很多政治的樊篱、割裂，而现在完全没有做到把华语当作一个文化土壤来看。所以当有一个华语的文学奖的时候，它可能会促进华语的区跟区之间透过文化的手段彼此交流。从这个角度看，这是很值得做的；但是，你如果认为这样汉语的作家就可以出头了，得到世界的承认了，那就是非常天真的想法。更重要的其实是要问我们汉语的作者里头有多少人的作品是锁在抽屉里头，不能发表的，或者是说我们才气纵横的作者有没有机会也读到古巴的作品、俄罗斯的作品，你有没有为他提供一个海阔天空的发展的可能。这个才是汉语土壤上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奖的问题。
傅：一个城市的建筑可以说体现了城市的品格、气质和格调，您走了那么多国家、那么多城市，有没有哪个城市是您特别喜欢的，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龙：我毕竟是在北京接受这个专访啊——但是我的答案是，罗马。因为它保存了它的古城墙，并在那片土地上建立了文明的记忆和遗迹，你在两千年之后的今天到那去，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你都能感受到人类智慧的结晶和人类的感情的累积。所以说罗马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为什么我今天在这里要说罗马，是因为我深深的觉得北京本来也可以这样，甚至保持北京的完整性，它可以作为整个人类的花朵在这里，本来北京也可以跟罗马一样的伟大。但是很遗憾，北京不是了。
傅：如果说您作为北京的文化顾问，对于未来北京的建设，建筑的表现，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思考？如果北京的文化局长让您来做。
龙：北京的文化局长还管不到城市的规划方面，可能必须是市长或者党的书记。
傅：我是说如果北京全盘的规划由您来做呢？
龙：我觉得北京的决策者可能一定要体认到北京特殊的历史地位，它并不只是一个中国的城市而已，你必须要想到它跟罗马一样的重要，它比巴黎还要丰富，它的历史的重要性也超过伦敦。当你这样体认，把它看作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的时候，你要碰一砖一石都得非常非常的慎重。而且不但要知道北京历史的重要性是在那一个层级，甚至要知道你作为决策者要负责的对象并不止是眼前，开发商跟我说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变成什么样，还要想到一百年以后，人家要怎么看我这个城市。两百年、一千年以后的北京要变成什么样子，心里要有个底。我这个城市到底是将来要变成一个毫无特色，就是一些光怪陆离的现代建筑，变成国际的建筑师们来表现自我的地方，还是为整个人类建设透过保存以后唯有来北京才可以看到汉语文化最精华的过去。我觉得北京人要在心里有这个谱，有这个定位，你才知道有一些“开发”是绝对不能让它发生的，有一些要保存的东西，是除非你走过我的尸体才能让他拆掉的。工程是可以让一个城市大，可是只有文化才能让一个城市伟大。大和伟大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很多城市想要伟大也很难，但是北京，你本来的伟大的因子就在那里，你的土地往下看十公尺、二十公尺都是那些伟大元素。如果我是决策者，我对未来的想象绝对不是一个大的问题，而是伟大的问题。有了这个定位之后，你才知道怎么对得起历史。
傅：让一个城市永恒不是靠它表面上的建筑，而是看它的历史和文化。
龙：它的未来一定是建筑在它的过去上面，你不可能斩断过去而期求有一个未来，你用斩断过去的方式来建筑未来的时候，真正到未来回头看，你就什么都不是了。
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龙：谢谢。
（采访时间：2003年10月20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张抗抗：“作”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1）
傅光明
傅：您的小说《作女》被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其中的女主角卓尔由青春靓丽的袁立来饰演。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是作家的一种触电，您觉得这种触电会不会对作品原来的内质有 “肢解”或者曲解，您有没有这种担心？
张：我想这可能是一种间接触电吧，因为有很多作家直接去改编电视剧的，还有直接写影视剧本的，我这是由别人来改而不是我自己来改。你提出的那个问题也正是我所担忧的，我想，影视是一个综合的视觉艺术，它有独特的艺术方式的要求——它要通过画面来呈现，那样很多心理的活动就不能表现出来；另外影视的受众跟小说也不太一样，它可能会更大众化一些，它要求故事更好看。可能我在《作女》里想要表达的那些更深刻的思想在电视剧里就会打很多折扣。这种担心肯定是存在的，以往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都存在这种缺陷。当然，最糟糕的就是对原作精神的曲解，或者完全不能到位，或者只涉及了一些皮毛。为了影视的艺术需要对故事进行改动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对精神实质掌握不好的话，那我就觉得比较糟糕了。
傅：如果由自己改编您会感觉把握得更好？
张：对。
傅：您会不会亲手把《作女》改成影视？
张：这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时间。要知道，改编电视剧还需要重新投入一遍时间，而且可能会再三地修改；还有一方面，导演或制片人会根据影视的需要要求作者做出某些改动，有可能是你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用同样的时间从事创造性的劳动更有价值，在小说的基础上改编成影视作品还是由别人来做。
傅：小说创作完了，改编由别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