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创作- 第23部分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张抗抗：“作”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4）

　　　　傅：《作女》中贯穿始终的翡翠鸟有什么特殊的象征意义吗？　　　　
　　　　张：“翡翠鸟”可能是我文化上的考虑。翡翠是中国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首饰是女性的装饰，翡翠它虽然是一种装饰，但它已成为女性的一种标志，于是那翡翠里面有很多的文化含量。翡翠讲起来有很多内容，尽管我自己并不佩戴这个东西。其实翡和翠是两种东西，翡是红的，翠是绿的。很偶然我看到一个报道，说翡翠是从“翡翠鸟”来的。“翡翠鸟”是有翡鸟和翠鸟，他们的羽毛传到宫中，红的羽毛、绿的羽毛，当时是帽子上的一种装饰，亮的，带有亮光泽的。后来翡翠传入宫中，没有名字。因为它是缅玉，就用翡翠来命名了。我觉得很好，因为翡翠实际上是雌雄同体的，是不可分割的，像太极圆一样，阴阳相合，不可以分割，有分有合，很有意思。我为什么会选择“翡翠鸟”呢？鸟是飞翔的，动的，它永远在寻找自己不同的活动空间，而翡翠它是一个非常物质的东西，被用来做装饰的。我突然找到了它们文化上的、观念上的差异，都极具象征性。　　　　
　　　　傅：也是对“作女”作了一个解释。　　　　
　　　　张：对。我借用了这两个东西，给人以形象的辨识的方法吧。比如说，陶陶她非常喜欢翡翠，极钟爱。是女人都会钟爱手饰，它实际上是一种物质的象征。翡翠鸟是卓尔所喜欢的，她是一直想去寻找那翡翠鸟。鸟是跳跃地，它本身就有“作”的动感。　　　　
　　　　傅：鸟的生命的那种跃动、那种追求和卓尔内在的东西是共通的。　　　　
　　　　张：对。所以说一部长篇小说，它除了是故事以外，其实我们通常还会有一些复线，使它增加一些文化的含量，甚至带有一些知识性。我们得从中国的文化中挖掘出来的，可能我们平时只关注翡翠不关注翡翠鸟，这可能也是我想借用的一种象征。　　　　
　　　　傅：可以看出，您对笔下的一系列“作女”形象是欣赏，甚至赞美的。现在回过头来看，您怎么样评价温淑贤良的中国传统妇女的代表“刘慧芳式”的妇女形象？　　　　
　　　　张：啊，那我无意对影视的人物做出评价，因为我想那是八十年代的一个作品，而且她非常受到观众的喜爱，是吧？据我知道，虽然我没有看过那个电视剧（我很少看电视剧），刘慧芳已经是约定俗成地变成一个概念了吧？　　　　
　　　　傅：我是说那类的女性……　　　　
　　　　张：她是很受观众喜爱的，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她代表当时的女性。我本人对那些温良贤淑的女性抱着非常真诚的敬意，我觉得她们还是保留着很多中国传统女性的美德。美德也是我们需要的，实际上我最终要说的不是女人都一个个得张牙舞爪，变得不通人情，变得神经兮兮了。不是这个意思。　　　　
　　　　傅：精神上、经济上要有自己的独立空间？　　　　
　　　　张：对。我只是通过文字创造人物形象，但实际上我真正要说的不是要成为卓尔，而是说告诉这样的女孩子，这样的女人，你们从她身上也许能感觉到什么——不能安于命运给我们规定的那样去做人，我们可以改变。那是一种精神上的，是一种灵魂里的，是一种本质的。至于表现形式不重要。温良贤淑的女人我也碰到过，后来，我把她归结为是一种“蔫作”。我认识好几个女朋友，非常的温柔，你跟她说什么，她永远都说“对”。但她回去以后，从来没听过我的意见，她可有主意了。我把她这样的行为归结为“蔫作”。看不出来，你一点也不觉得她好像是我们通常认为的“作女”，是活蹦乱跳的那样的，也不是。　　　　
　　　　傅：“作”也分好多层次。　　　　
　　　　张：对，分很多层。后来我在阐述我的作品时讲过：有明“作”的，有暗“作”的，有间歇性地“作”，有持续地“作”，有蔫“作”，有狂“作”几种——我觉得形式并不重要，我想讲的就是一种精神——其实我本人还是蛮喜欢比较温柔、比较有女性味道的那种女人。　　　　
　　　　傅：您觉得做女人有没有比男人吃亏的时候？　　　　
　　　　张：如果很公正的讲，那些女权主义者一定会不满意的，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有很吃亏的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弱势——创造生命，或者说造物的时候就这样的。女人是有她的生理劣势，女人要生育，生育以后要哺乳，这个角色的担当使女人消耗了很多的能量，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而且女人的青春期比较短，很快就进入哺乳期，因为她要养育孩子，女人现在还要出去工作，所以她们身心的负担都很重，到了四十岁以后，会感到家庭情感会不会有危机。而且，女人在外面做得再好，回到家里必然要照顾家庭，很少有一个家庭是女人在外面，家务可以全部由男人来承担，那样女人觉得亏欠了丈夫、亏欠了家庭。什么女强人（我们所有的报纸都是这么宣传的），回到家以后，觉得亏欠了家人很多，就要做一顿好饭给家人吃什么的，就好像女人必须要承担这个义务。当然，自然法则，如果我们是唯物主义的话，一定要遵从这种自然法则，它是一种分工，生命在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是有它的分工，男人、女人都是各有优势和劣势。我们说女性的优势在哪里呢？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合适，年轻的女孩子出去办事情显然比一个男孩子出去办事情就容易得多了吧。　　　　
　　　　傅：至少是找男人办事情容易。　　　　
　　　　张：对呀，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好像就知道这一点，我们几个女生，要大串联，需要办一张通行证，当时我们是不符合条件的，才十六岁，我们同班的女生在一起商量说：那个办事员是个男的，所以就公推我们中间的一个女生去；如果办事员是个女的话，就要找一个男生来办。后来我想起来，我都很惊讶，怎么这么小就懂得这一点了？其实那是本能，尽管是非常正常的，只是请求他不要对你审查得太严格，打个马虎眼，盖个章。所以说，女人也有不吃亏的地方，而男人很吃亏。男人跟女人出去的时候要买单是不是？男人要经常为女人创造方便的条件，男人要承担家庭的。如果男人不挣钱的话就没有地位，老婆就会给她很多的挖苦和讽刺；男人必须成功，男人要不成功的话就非常没有尊严。　　　　
　　　　傅：比起男人来，好像女人更关注情感、艺术和家庭这些东西。另外，从您的作品中我感觉到有一个现象很有趣，好像在作品中很少把男女关系置于一个对峙的这么一种状态，是不是考虑到男女应该阴阳和谐、自由融洽、共荣共存？　　　　
　　　　张：对。每个人的写作都会打上他观念的烙印，不一定直接表现出来。在我看，“作”可能是男女关系、或者说两性关系最高的境界，就是能和谐。所以，我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我比较温和。我觉得生活冲突就是要调节，如一个时期、一个社会能把这两种调节比较协调好的，或者说提供男女双方有一种机会达到和谐，我觉得为好，而不是加强这种对立。男女之间的对立冲突只会给人类造成更大的灾难。女人越来越多地选择不婚、不孕，那么，男性更有一种恐惧感。　　　　
　　　　傅：所以说男女关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张：当然是这样的。每一个家庭都会体会到，用极端的词说——战争，实际上是一种磨合。我想磨合是带有一种修补性的，因为男人和女人的生理构造不同，有时候是很难了解的，性别决定他（她）们的方式是这样的，谁都不能要求对方变成自己这样，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磨合得不好就发生冲突、就要吵架。当然，这个都是很难避免的事情。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张抗抗：“作”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5）

　　　　傅：读者从《情爱画廊》和《作女》里面读出来了一个跟以前不一样的张抗抗。一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里面情的，甚至性的描写的场面多。您自己可以说是美文学，美文学的性爱描写和目前的让人很反感的性爱、或者低级的庸俗的性描写，您怎样来区别和界定？对性爱的描写有没有考虑到市场因素？　　　　
　　　　张：这个我觉得，跟市场关系不是特别大。因为我只是尝试面对市场，想写一个好看的故事。当时我对《情爱画廊》里面涉及到的情爱表现，主要是针对当时一些比较低俗的描写。男性作家好像有的时候对性的理解跟女人不一样，所以，我只是想表达女性对性那种审美的态度。如果灵和肉体结合，这样的两性关系是非常美好的，我想是我的感觉吧。这是由一个人的文化品位来决定的，不是由市场的需要来决定的，我是自然传达出我的这种感觉。你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你传达出来的就是你自己的东西。如果你的文化品位很低的话，你再想写得更雅一些都是很困难的。　　　　
　　　　傅：一个低级、一个庸俗的作家也达不到。　　　　
　　　　张：我想，是由他的审美品位来决定的。所以当时市场反应很强烈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没有要迎合读者的意思。　　　　
　　　　傅：我最近看到台湾旅美作家白先勇先生的一段话，他说大陆有很多作家受市场的诱惑，为了迎合市场来写作，这种写作会使一种纯粹的艺术被慢慢侵蚀掉。您怎么看？另外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当下的文字是不是有浓重的、或者说过分的市场化的色彩存在？　　　　
　　　　张：他讲的那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当然，精神这个东西是非常脆弱的，你想商品的力量多么巨大、多么强大？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性是禁区，到八十年代新时期改革开放，都没有冲破，是到了九十年代被经济的浪潮一下子冲垮了。这个力量非常强大，它磨损掉人的精神和追求，这是不可避免的。而重要的是，有良知的作家、有思想的作家，他们应该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