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才我讲过对《红楼梦》的兴趣，从小就有，家族的影响。那怎么就进入研究领域，还有这么一个坎儿。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现代派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起了震荡波，这是件好事。过去“文革”特别禁锢，对西方不了解，一下子信息大爆炸，发现有那么多有趣的作品，包括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于是，很多作家就要艺术创新。有一个人说过，不是我说的，艺术创新好像疯狗追人，你得狂跑。我当时也很认真地从西方现代的文学当中去汲取营养，这对我也很重要。但我不懂外文，通过翻译当然就隔了一层，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的人，对我们的民族传统，对我们自己的民族的小说创作的积累，那些财富，采取了一种比较轻蔑的忽视的态度。因为正在那个时候嘛，有的作家宣称说，我从来不读《红楼梦》，没读过《红楼梦》。当然，他可以不读《红楼梦》，但不读《红楼梦》成为一种美谈，我觉得就是个问题了。
傅：写小说的不可以不读《红楼梦》？
刘：可以不读，我仍然认为可以不读。那是他个人的爱好。但认为不读《红楼梦》应该推广成为一个写好现代小说的前提，我觉得就荒谬了，是不是？另外，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一方面要吸收西方的现代派文学的营养，一方面我要在从我们这个祖传的这些小说文本里面寻找资源。这时候我开始有些出国访问的活动，国外有一些邀请，接触到一些汉学家。我深刻意识，我是不可能用西方的语言写作。后来，中国出现比如像哈金、戴思杰，直接用西方语言写作，当然也是一种写作的路数，路数也是很不错的。但我不能那样做，我就是要汉语写作，我始终是一个汉语写作者，我的首要的资源应该是我自己的汉语文学。
傅：母语。
刘：对，应该是母语当中的这个资源。从这儿，我就对《红楼梦》从一个爱好、感兴趣，或者说是一般的借鉴，进入到研究的境界。
傅：有人觉得您研究《红楼梦》，好像对现实关注的少了，或者说是觉着现实中值得写的东西少了，您觉得研究《红楼梦》对您写作反过来有帮助吗？
刘：那他可以看看我的作品。我在研究《红楼梦》的同时，推出了多少的作品啊。正是在研究《红楼梦》同时，我推出了我的长篇《四牌楼》。后来，又推出了很多个中篇，很多短篇，都是写现实生活的。我并没有转去写一个三十年代妓女的故事，或者我出生以前一个朝代里面的野史，那也是很好的创作路数，是不是？你看我写的恰恰说明我对《红楼梦》的研究，促使了我对现实生活的拥抱。我这些营养不是都融化进我自己的肌体，生出我的新的“孩子”嘛。
傅：您研究《红楼梦》坚持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形象入手，由曹雪芹的暗示“画梁春尽落香尘”来解读《红楼梦》，并且现在，很自信地说，可以确立一个“红学”的新分支叫“秦学”，由此引起“红学”界的一些争论。您怎么看待他们对您的这种不同的评价？
刘：有争论是非常好的事情。我现在只怕什么呢，只怕他不来看我的东西，他哪怕看一两篇也好，我对那种看都不看就予以否定，或者甚至就封杀的；是反感的。看了以后，干吗非得人家同意我的意见？当然，我之所以腰杆儿硬，也是因为有“红学”老前辈支持我，像周汝昌先生，他跟我通信当中，很真诚地支持我。他不尽同意我的意见，但是他认为只要你有几分有理的话，这几分就很可贵。
傅：三分学问，七分尊重。
刘：对。他这个话我觉得非常好。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说我的研究是开辟一个“秦学”分支，也未为不可。我是这样一个看法。我欢迎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比如说上海有一个陈诏；他原来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编辑，研究《红楼梦》，他始终不同意我的观点，而且也形成一些文字。我觉得我对他保持一个很亲切的感情，因为他读我的文字，对我做出的反应，是根据我的研究呈现出来的部分成果。我也不要他全读，他把代表性的文章读了以后，做出反应。他不同意我的见解，但是我觉得很愉快。
傅：是学术上的一种探讨。
刘：对。怎么能认为自己就一定正确呢，是吧？（笑）不好这样来看问题。
傅：您觉得您的“秦学”研究对当前“红学”研究来说，算是一个突破吗？
刘：突破不敢说。但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推动，应该是一个刺激。特别是周先生和我通信，他公开和我通信，而且内容就是关于秦可卿的探讨。我们在《文汇报》的“笔会”上通信，还得了《文汇报》“笔会”的一个大奖，周先生很兴奋。后来我们俩对这个奖项的这个通信，又在《文汇报》的“笔会”上刊登出来。他个人认为，当时跟我开玩笑说，你因为得过好多奖，我确实得过一些奖，文学上我得过一些奖，他说你不稀奇。但是对他来说，他是第一次得奖。他说是以得奖的形式肯定了我们在“红学”研究上我们的基本取向和我们的基本成果，他感到非常高兴。
傅：您的“红学”研究和其他“红学家”很不同的一个路数，是您写探佚小说，是用这种探佚小说的方式来把您的学术研究成果表现出来。因此也就会引起人们说，您是小说的形式，学术上不太严谨。您怎么样回应这种批评，您觉得您的这种探佚小说是不是本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写的？
刘：这种批评它没有道理在哪里呢？如果仅仅是发表探佚小说，就说自己是在学术上开辟了一个领域，这个比较牵强。因为小说毕竟是小说，我有大量的“红学”研究的论文，有大量的“红学”随笔。这个都几次更新，出了三本书，现在我要出第四本，叫《红楼望月》，明年年初就出来。我是有学术论文论证的。我只是为了在“红学”上实行普及，觉得“红学”不应该是宫殿里面的、象牙塔里面的学问，或者是一个机构里面的学问，或者是一个小圈子里面的学问，要把它推向民间。这点我也是向周先生学习。
傅：大众“红学”。
刘：对。周先生，比如说他的《红楼夺目红》，几个月之内，现在“七刷”，第七次印刷，每次一万，我觉得是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什么？他把他的学问化为深入浅出的、很有趣的、很亲切的文字，使所有喜欢《红楼梦》的人都能读得懂，读得愉快。因此我也把我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地向民间推广。为了把我的研究成果加以推广，我把它写成探佚小说，是我的学术论文的一个副产品。
傅：是延伸出来的副产品。
刘：对。所以探佚小说只是我学术论证一个整体当中的一笔，不是整体。我为了让大家读起来比较顺畅，所以我加脚注，基本上少或者没有，但是我目前公布的这三篇学术小说，探佚小说，它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都是建筑在我个人考据的基础之上。
傅：是基于学术研究本的。
刘：我只是没有罗列那个繁琐的脚注而已。
傅：您怎么评价高鹗的后四十回？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6）
刘：我认为后四十回也还是有优点的，比如说写宝黛的爱情悲剧，写黛玉焚稿，它之所以后来能被改成戏曲，特别是通过越剧的进一步传播，造成很大的影响，说明它本身在这部分文本里面是有优点的。但整体来说后四十回是不行的，它不光没有能够按照前八十回提供的那些线索来续书，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而且有一些地方还恶意地篡改了曹雪芹的原意，他有很多政治见解、社会见解、伦理道德见解，包括他的美学见解，和曹雪芹是相抵触的。这例子就很多了，大量的是这种文字 。
傅：我记得周汝昌先生用四个字来形容高鹗，说他“居心叵测”。
刘：是周先生对此有他的一个完整的论述。不过我没有正式去进入这个领域进行研究。
傅：在红楼人物中，您好像最喜欢的是妙玉。
刘：对。
傅：为什么？
刘：这个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我个人的性格和妙玉有很多契合点，我有时候确实是过分的离群儿。这不是什么优点，但也很难说这是一个罪恶，是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是多元的，人的性格也应该是多元的存在，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人嘛！不是说，我这样的性格就特别好，或者我要求别人像我这样，我没有这个道理。可我觉得，一个人可以这样生存，如果有条件，他可以这样生存，很自尊的，维持自己的一份尊严，是吧。他不随便进入别人的领域，他更不能容忍别人随便去进入他的领域。
傅：所以喜欢一个什么的人物，跟自己的性情、性格是密切相关的。
刘：妙玉保持环境的洁净，更重视保持内心的洁净，也保持人际关系的洁净。她很率意，喜欢贾宝玉。并不是说要爱宝玉，但是她认为宝玉是一个“些微有知识的人”，在贾府那么多人里面，看得出宝玉比较懂事儿，这个懂事儿，不是懂一般的人情世故，她看出来，比较能有禅悟的是贾宝玉。所以贾宝玉过生日，她下贺帖。像这些地方我都很欣赏、喜欢，我觉得她这样为人处事挺有趣的。
傅：作为一个作家，您总是不断出新，最近还有一个“新”，您把“老舍之死”写成了歌剧。
刘：对。
傅：您自己觉得有很多的新意，比如在艺术上这种浪漫的氛围的营造。您怎么想起把“老舍之死”这样一个题材以歌剧的形式来表现？
刘：老舍之死这件事情首先是一个写作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