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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您现在是比较刻意地以一种新的思考的角度，新的一种文风，来写散文？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6）
余：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一定要不断地寻找我前一本书的毛病。《文化苦旅》的一个缺点是，太像作文章了。随着我的阅历的开阔，随着我对文章之道的自由的获得，我知道更要进入到摆脱一般文章格局的方法。追求漂亮文章的这种欲望，是我写第一本散文集时所不可避免的，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我的好处是，我快速地发现，这还只是文学爱好者都喜欢的那种漂亮文章。到《山居笔记》的时候，我已经不追求这种漂亮的文章了，但我还在谈历史问题。到《霜冷长河》的适合，我给自己找了一个非常开心也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不谈风景，不谈历史，不谈文化，就谈人生。我在给《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写的序言里说，人生其实是世界上最最难谈的问题。没有一个学者说，我对人生有了发言权。但他可以对很多问题有发言权。
傅：没有人敢说，我谈透了人生。
余：我觉得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好好地谈一谈。这很难，只想试试看。谈的方法一定是，因为人生没有最高理想，在人生上谁也不是学者。谁也不是人生学的学者，你知道吧？所以你不可能居高临下地以一种学者的姿态去说，人生应该怎么样。你只能探讨我们遇到过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霜冷长河》在我的书当中是特别诚恳的一本书。事实也证明。文化界的评论为什么不能听呢？因为这本书是我的书中发行最大最快最好的。国外的一些高品味的作家告诉我，说我最好的书是《霜冷长河》，因为我是非常真诚地在谈心。
傅：那您自己觉得呢？
余：我认为后两本是用的生命代价去考察了，这很重要。如果没有后边这两本书，我对《霜冷长河》当然是满意的。对自己的书很难说一个标准的比较，那些作家讲的也是他个人的爱好。因为我的完成使命不一样，比如《山居笔记》我解剖了我心中一直没法解决的几个文化难题，关于山西商人的问题，关于清朝的问题。我的时候，《新华文摘》都转载，还有很多地方都转载，等于是我的同行们一起来解剖。我写《一个王朝的背影》以前，大家很少有人去拍电视讲清朝。我是比较早的为清朝像为康熙皇帝讲好话。
傅：包括写到他对长城的看法。
余：还有就是生命力。生命力对一个朝廷多么重要。而且像讲到明末的时候，反对清朝的那些知识分子，他们的悲剧在哪里？这都是我心中的问号。再比如对于科举制度，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也是问号。它确实产生了陈世美，产生了孔乙己这样的人格悲剧，同时它又使中国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维持了文化意义上的有序。还有比如商人，山西居然一度是晋商最发达的地方。它为什么衰落了？
傅：当时是十商九晋。
余：为什么当时会在山西，不在其他地方？这都是我的问题。我就去考察。我比较满意的是这些东西，我的考察也就成了和这个民族共同思考的一部分。所以这本书我还是喜欢的。《霜冷长河》里边加了很多我个人的感觉，比如我对老师的回忆，特别是对我最最心疼的几位老师的回忆。这很难说是做作，我觉得这很难。因为这绝对把我的心中的一些符号放进去了。这个有的时候和中国文化没什么关系。有关系的是我的人生，但是我想每个人有过我经历的人，大概都会有一些感觉。和以前的文章比较起来，确实不太像美文，我是比较随意写的。像我给中学生的回信，给朋友的闲谈，都放在里边。但好多人觉得，这就是比较质感的生活的言谈。作家最怕写了一段时间以后摆架势，永远是自己的那套拳术，打个没完没了，永远站在台上。我是打了一会就下台了，下台了以后，与台下的看客们一起做随意交谈。谈完以后我又出发了，一会“千禧之旅”走了十几个国家，一会儿又到欧洲走了96个城市。因为以前没有中国文化人在这条那么危险的路上走过，我用我的文化感觉和我生命冒险的代价与我的伙伴们走完以后，我出现了一种写作状态，每天必需写。因为所有的报纸同时在登。我也等于是带着我所有的读者一直在走路。我写的地方很可能是吉普车的车轮上，很可能是离塔利班的枪口只有20米的地方，很可能是一个破烂旅馆门口的街沿上。写了以后绝对没时间改，因为卫星发射就在半小时之后。这我就进入到一种非常险峻的写作状态，而这个写作状态和生命的险峻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对这些书的珍爱就超过以前的了。
傅：您可以忽略掉您在这种局促的状态下所写的这种文字的讲究。
余：对，对。不去太在乎学术和资料的考证，也不在乎文字的探研，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写作方法，是一种“行为艺术”的写作方法。像我写草书的时候，就是哗啦一笔，不要去描啊画啊，因为它是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的。
傅：您更多的是在乎这种时候写作的生命状态，而不是在乎这个写作的过程和结果是怎么样的。
余：对个人是这样，如果在整体上看来，尽管我没有带书，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惊讶，我想信我这个惊讶是代表着多数中国人的惊讶。因为我是普通的中国人，我相信，我会惊讶，普通中国人都会惊讶。我会愤怒，普通的中国人都会愤怒。在那儿走的时候，我以一个非常普通中国人的态度来写这些感觉。吉普车上肯定没书，这样，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在以一种边缘状态的生命冒险来写作，就群体来看，我又是代表着很多中国人去走中国人以前没有走过的路。两个组合在一起，我觉得后面两本书的这种分量就重了。所以外国像日本、韩国他们以最快的速度翻译是后面两本书，他们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亚洲文化现象，依靠生命、依靠体力一路走来。后面这一种特殊的重要，和前面的不一样。
傅：我在访周涛先生的时候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当前散文界有种说法叫“南余北周”。您和周涛先生也是好友，您觉得您和他在散文的风格上有些什么异同？
余：我们俩是同龄的好朋友，互相讲起的时候都非常开心。称谓随便怎么叫都可以，我们都不会感到难过。我相信我们有些很共同的地方，最大共同的地方是，认为文学的最终目的是表达生命的强悍和灿烂。这一点我想我和周涛是一样的。
傅：单从写作上来说，周先生更多似乎是源自自然的人性，而您更多的是源自历史和文化的一种理趣。
余：但是我也去撞击自然界，比如我从大西北开始写，也面对大山，也面对大海。但你讲得很对，他是直接保持着和自然的对话，我是在对话当中去寻找了历史和文化的中介。周涛有的时候不太在乎这个中介，直接就和自然对话上了。他这个方式挺好的。我这个方式也是跟我的经历有关，我长时间在大学教书，在南方文化很发达的地方。这大概都有关系。但在文学后面主要是寻找生命魅力这一点，我们两个完全共同。我们喜欢的作家，中国的比如苏东坡、辛弃疾，外国作家里边特别喜欢雨果，喜欢他的《九三年》。这都完全一样，一拍即合。
傅：我还看到过一些评论针对《行者无疆》，觉得您在写作当中比较多的沉湎于了历史事件，而没有去表现《文化苦旅》当中面对一种灿烂文化时的激情。您自己怎么看？
《生命与创作》 第一部分余秋雨：人格独立是文人的第一生命（7）
余：那是他们没看懂，或者说看得太粗了。我在序言里边讲清楚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必须让欧洲人明白，他们的文明不值得那样骄傲，他们也是从野蛮过来的。我整本书要观察这个思维，就是你们是从海盗文明进入到文艺复兴的。我要让我们的同胞中国人明白，欧洲文明是从海盗文明过来的，也是从野蛮过来的。你们不是白衣天使，你们可以居高临下的来评判中华文明和评判伊斯兰文明，不是这样。 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基罗怎么死的？伽利略是怎么死的？他们被宗教裁判所，被当时各种各样的小人包围，都经历过非常黑暗的时代。我必须要把这些他们自己忘了的那段历史来告诉欧洲人。他们以为他们天生是高于中华文明的，高于伊斯兰文明的。作为中国人，我要告诉他们，你们不是天生的，人类其实一样都是从野蛮过来的。我们一起走到了文明，有没有可能让我们一起来共建世界文明的大业？在写欧洲的书里，不断地讲到他们的历史的时候，强调他们从野蛮的边缘走过来的这一刹那。把他们推到底线，让他们想一想他们的来源。他们有点忘了。而这个来源对我们中华文明也很重要。我们有的时候轻视外国人，而我要告诉中国人，他们真是走向了文明。海盗也是听了教堂的钟声以后，慢慢的改造了他们的后代。另外一种就是对西方文明过于膜拜，只要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那我要告诉他们，并不是这样。
傅：这倒让我想起周涛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好，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余：都是平等的。不必要这样。前两天我们还讨论到赵本山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