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他的马刀和一个银护腕认出了他；这个银护腕是那个招摇撞骗的和尚给他的，说有了它，他就能不被人看见。搜捕残余反叛者的行动又延续了数日，只有极少数人逃脱。最著名的四十七名反叛者被押到皇帝那里，每人都被皇帝提审多次，随后被交于刑部发落。
和尚对皇帝道：“皇上，您的福大（Ｎｉｔｉｆｏｕｔａ）；当您狩猎时，我在热河的一千人马原本可以要了您的命。您的福大。”所有这些坏蛋皆被依律凌迟处死。这场叛乱虽说只延续了一个月，但估计约有十万生灵惨遭涂炭。
我说过这场密谋使我们陷入了最强烈的恐慌。倘若王伦得逞，我们将面对满洲人遭遇的全部风险：我们在中国与他们一样是外族人，因此与其一样将遭到反叛者的粗暴对待。不过我向您承认，这一切对我们尚是小事一桩。耶稣会传教士离开欧洲时通常都已将个人安危乃至生命置之度外，所以我们担心的是更要紧的利益——我们圣教的利益。临清州及附近地区有许多基督徒，万一有谁忘了自身职责或因受胁迫而不幸追随了反叛者，那就一切都完了。起初，有消息说三户基督徒家庭站到了王伦一边。与此同时，舒大人上奏皇帝称，这场密谋完全因为邪教蛊惑百姓而起。他说的是被人称作白莲教的一个教派，不过并未指明名称。这个可恶的教派流传帝国各地，随时准备起事，因其要旨是要给中国一个（新）皇帝。王伦是白莲教徒，他正是利用这一教派并通过他散布的希望才组建了一个危险的派别。
上帝给信徒们以安慰，它不久就让我们放下了心，与此同时，它以动人的证据表明，它明显保护着我们。虔诚的人们从中或许能看到某种奇迹。
到了临清州后，王伦便决计把一切都淹没于血和火之中，他带着手下人满城烧杀。每条街、每幢房屋中都进行着可怕的杀戮。只有能拿起武器为其卖命的壮丁及年龄适当可供其发泄兽欲或为他们做饭的女子才能幸免一死。七十名女基督徒惊恐万状，盲目地逃命。一个天生失明的女基督徒对她们道：“你们往哪里走？你们忘了这里有一座献给圣母的小教堂了吗？我们应该去那里，仁慈的圣母是我们可靠的庇护者。”寥寥数言恢复了这批惊慌失措的妇女的信心，她们全部进了小教堂，关上了门。她们匍匐在地不断祈求圣母怜悯她们。反叛者们多次大呼小叫地逼近教堂，在周围屠杀遇到的所有人；然而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他们推开了似的，他们突然莫名其妙地远离了教堂。
有一个女基督徒不幸未能与教友们聚首，她与继母一起遭到劫持，后者当时仍是偶像崇拜者。反叛者让她们为其做饭。女儿对母亲道：“噢，亲爱的妈妈，我们在哪里啊？怎么办呢？”母亲道：“勇敢些，闺女，不会总这样下去的。听说皇上已派兵来救我们了，事情很快会改观的。”她说得太响了；王伦一个喽啰恰好在门口，闻听此言后突然闯了进来，一刀劈开了这个妇人的脑袋。女基督徒以为完了，赶忙跪在喽啰脚下祈求开恩。喽啰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她彬彬有礼并准其离去。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晁俊秀先生（2）
山东地面的叛乱彻底平息后，临清州一名优秀的讲授教理者领着八九岁样子的孙子前来看我。尽管他已上了年纪，身体仍很健旺。他名叫ＯｕａｎｇＫｏｓｏｍｅ（Ｃｏｓｍｅ）。我问他与全家是如何摆脱这场劫难的。他把有关经历统统告诉了我。他说道：“当我听说反叛者要把一切都淹没于血和火中的消息后，我让女眷和娃娃们躲进夹墙内，自己和几个儿子爬上了屋顶。我们不是没有武器，但面对成千上万疯狂的人，我们又能如何呢？我们把所有的信心都寄托于上帝。我带着一个有耶稣像的十字架，我们在屋顶上匍匐在神圣的救世主的脚下，含泪祈求它保护我们。突然，我听到一声可怕的声音：几名反叛者撞破了我家的门。我马上拿着刀从屋顶上跳了下来，解除了冲在头里的那个反叛者的武装。我真想杀了他，但想到自己是基督徒，便饶了他，只是把他重重地推了出去，随即关上了门。
我首先想到的是到夹墙中让躲在里面的女眷和娃娃们放心。但令我惊诧的是那里竟空无一人。原来，他们被吓坏了，突然离开了躲藏地逃命去了。我马上与家中其他人一起去追赶他们。在临清以东一段距离之处，我们赶上了他们。反叛者的势力尚未渗入此地。恐惧使最衰弱的人也增加了走路的力气。我们用了不多时间便到了临清以东6法里的地方，在一个善良的基督徒家里歇了脚，他以巨大的爱德接待了我们。您面前这个可怜的孩子当时已有两天未吃东西。当皇帝的军队恢复了地方上秩序以后，我们平安地回了家。家里尽管门户洞开，但人们未动任何东西，甚至连近在眼前的银子也未动。我随之拜访了临清州及周围地区的基督徒们。何等的天意啊！在共同的灾难中，竟无任何基督徒受到牵连！”
他还向我讲述了其他一些特别的事，使我甚感宽慰。
这时，皇帝下了一道可怕的敕令，要求严查帝国境内的邪教。皇帝的意思当然不是把我们圣教包括在邪教之内，但完全有理由担心外省不少官员会危害和扣押基督徒，至少是想从基督徒身上捞钱。在此情况下上帝是不会抛弃其子民的：无疑正是它启发皇帝说了几句善待传教士的话。这就够了，再也没有官员蠢蠢欲动了。
这一切发生于1774年9、10月间。到了11月份，有人把蒋友仁神父去世的消息禀报给了皇帝。后者赐银一百两作为丧葬费用，这相当于我们的750利弗尔。接着，皇帝又给了我们远大于这一恩惠的第二次恩典。为在繁忙事务之余得一消遣，皇帝每隔两三天便来看望一次我们在宫中供职的教友。每当这种时刻，他几乎忘了自己是举世最伟大的君主，以令人陶醉的仁慈的神情与他们攀谈。他要教友们详细讲述蒋友仁神父临终时的种种情况。随后，他当着几名太监和官员的面说道：“蒋友仁是好人（Ｈｕｏｇｉｎ），他满腔热忱为朕效力（Ｔａｎｇｔｃｈａｙｅ，Ｋｉｎｃｈｅｕ，当差尽职）。”这些话中国人简直会以金子来换取！
过了些日子，皇帝或许担心王伦的事情会使我们不安，再或是为了让帝国显贵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看法，所以他对我们几位教友说道：“你们为死者祈祷，朕是知道的，你们用意是好的。你们集会只是为了祈求上帝赐予他们一方凉爽之地（Ｌｉｅｕ ｄｅ ｒａｆｒａｃｈｉｓｓｅｍｅｎｔ）。”
这些话表面上无关紧要，其实含义很深。因为白莲教也因死者而举行集会，特别是他们通过此类集会密谋反对朝廷。
您相信吗？亲爱的朋友，为了使这位伟大君主反对我们宝贵而不幸的传教会，有人使出了种种难以想像的手段。有人甚至上了奏章，公然指控蒋友仁神父和费约瑟（Ｌｅｆèｖｒｅ）神父参与了对葡萄牙国王所谓的谋杀。若君主不是这般圣明，可能就会相信这些谗言了。但他对此根本不予理会。伟人一眼便能识别真伪。他希望我们知道他并未受骗，因此允许蒋友仁神父阅读这份奏章，而且既不要求说明，也不要求辩解。
有人说，若中国皇帝是西方世界的皇帝，传教士便不用担心后继乏人了。另一位中国人还说过更甚于此的一些话——我真不敢在此复述。不过我曾说过，我既不愿抱怨，也不愿被怜悯，必须尝尽艰辛。如果我们具备了印度和日本使徒——我们伟大的圣·沙勿略那种高贵的情感，而且如他说：“Ａｍｐｌｉｕｓ，Ｄｏｍｉｎｅ，ａｍｐｌｉｕｓ”（主，再多给我一些＇苦＇），那我们该多么幸福。
然而说实在的，我们的不幸真是无以复加了。1775年2月，一桩触及我们痛处的灾难降临了。或许它是其他灾难的结果和对应物。我真不敢评论如此恶毒的那些人。〖＝Y（〗５31〖＝〗事情是这样的：公学（ｃｏｌｌèｇｅ）指耶稣会传教士在宣武门办的公学，“南堂”即建在该处。——中译注那里有一座欧洲风格的宏伟教堂。这幢浸润着基督教巨子们虔诚和热忱的庄严建筑俯视着这座美丽的城市，并以其方式昭示着真正上帝的荣光。东方没有比它更漂亮更震撼人心的建筑了。在圣卡特琳·德·里奇（Ｓａｉｎｔ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ｅ Ｒｉｃｃｉ；她是据说住在圣安琪儿堡［ｃｈⅲ簦澹幔酢ａｉｎｔ Ａｎｇｅ］的与之同姓的一位可敬的老圣徒的姑婆）纪念日那一天，絮克罗（Ｓｕｃｒｏ）神父（他是中国人）去做于晚上7点开始的最后一场弥撒，因为中国人通常于8点钟用晚餐。望弥撒时他感到不适：祭坛下发出的一股刺鼻气味使他很不舒服，以致难以完成弥撒圣祭。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圣器管理人。人们到处察看，却没发现任何异常。絮克罗神父便去用晚餐了。8点一刻，有人找他替一个归信上帝的偶像崇拜者施洗。使他不舒服的那股气味闻不到了，但这是表象，因为他没靠近祭坛。他刚重新回房，院子里就有人高喊：“教堂着火了！”起初他以为人家看错了地方，但一走出房间他便看到一条条火舌正从教堂各个窗口往外蹿。管理教堂财务的神父希望至少能救出盛圣体的圣爵，于是冲向火海，却被火逼得退了出来。他仰面跌倒在地，跟在后面的几名仆人扯着衣服把他拉了回来。他又以另一方式作了尝试，结果仍未成功。火势如此猛烈，而且那么多地方同时起了火，因此这幢庞大建筑物在一小时内就烧光了。
（按：我们已经谈到过这场火灾，不过没这么详细。）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四部分晁俊秀先生（3）
京城副提督带了八千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