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的《中国史》，描述的确确实实是唐朝时期道家的情况，与战国时代完全没有关系。
虽然我们对身为史学家的鲍尔在历史研究的其他方面所做的工作非常景仰，但对他有关中国文明的叙述不能不严加谴责。不过，它们如此地与中国现实相脱节是毫不令人奇怪的。实际上，即使他把一生时间都用在他旨在从事的工作上，如果他能成功地把握住他试图描绘的所有文明的精神，那才是一个令人称奇的现象呢。一位把其更多的时间用以创建一个全球历史体系的人是阿诺德•；汤因比，而我们必须看看一位学问极大、异常勤奋的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以此对我们所作的把中国纳入世界史范围的尝试的叙述作一了结。
汤因比羡慕韦尔斯，为他遭到史学专业工作者的攻击进行辩护，说后者“严厉批评作者在历经广袤的时空漫长旅程中偶尔犯下的错误”有失公允，但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与韦尔斯的著作形成截然不同的对比。按他自己的观点，韦尔斯只是一位编纂者，幼稚地相信撰写历史就是一个编纂过程。另一方面，汤因比回避了按年代叙述历史的做法，转而采用对文明剖析的方法，不仅用世界的各种文明来表述他心目中文明发展的各个类型，而且描述了促成文明发展的动力。本书立志宏伟，洋洋大观，规模庞大，其英雄主义赢得了世俗评论者的好评，但显然不可避免地遭到专业历史学家同等程度的严厉批判。它受到严厉批判是自然而然、毫不令人奇怪的事，因为它与时代潮流相冲突：汤因比在学科专业化分工程度加深的时代竟勇敢地相信有可能撰写出作为完整整体存在的历史，并认为这种撰写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个认为“历史不再重现自身”，认为巴拉克勒夫教授所述历史的“独一无二性（the einmalikeit of history）、每一事件的独一无二、每一形势的不可探究的潜能以及不可能由历史中汲取‘教训’或‘指导’”成为时尚的时期，他竟然相信有可能展现文明间的比较模式。
他的著作在许多方面受到了攻击。他自诩利用了经验主义方法，但人们指责他虽然并非有意，但在使用史料时仅仅选用那些有助于支持他的观点、主题的史料，而且全书先验的结构在撰写第一卷时就已经预示出来了。他被指责为忽略了现代欧洲的知识和成就，随之而来的是对现代西方文明持有偏见，后者在他看来自16世纪以来就处于衰落过程之中。他受到的指责还有，在研究历史时没有利用人类学和其他具有重要意义的技巧。有些人批评他的某些关键性概念不清楚，诸如挑战与应战说法，另一些人则对把由其文明背景中抽取出来的插曲称为有关文明发展的普遍法则的具体说明提出疑问。有些人对他在后面几卷书中认同先知的作用及他对宗教所怀兴趣的改变嗤之以鼻，另一些人则攻击他的前提即“文明是唯一明白易懂的研究领域”——这一观点是作为对民族历史的人为界限的反应而引发的，但它表明汤因比与斯宾格勒一样，未能看到文明并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彼此之间互相具有重要意义的影响和作用。他还轻率地把诸如非常复杂的现代西方文明与诸如米诺斯文明这样的小型古代文明这类截然不同的实体均纳入其“文明”之列，推定它们都适用于同样的发展法则。如果把汤因比受到的重大批评均记录下来，可以写上好几卷。此处我只好打住，仅看看他的著作在汉学家眼中是个什么样子，它是否促进了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汉学家们注定会欢迎汤因比对非欧洲地区文明的态度（至少在该书前半部分，他赋予文明以一种他后来反对的哲学上的对等物），因为在欧洲中心论甚嚣尘上、普遍流行之后，这极其有利于知识健康。但是，在许多人强烈批评他对欧洲历史的阐释时，他对知之甚少的中国历史的记述一定有其缺陷。相对于该书如此大的篇幅而言，它所提供给读者的有关远东历史的资料，就数量来说实在少得可怜。造成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只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比如实现中国统一的秦代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统治，对汤因比来说才具有重要意义，合乎他的目的，而且这类事件在书中一再提到，以具体说明他构图的一部分。
如果对这些重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的理解有误，那么整个结构必定成为假冒伪劣产品。书中确实有重大错误观念，仅此一点就不会为汉学家所接受。任何一位没有尝试削足适履地把中国历史纳入由西方推导出来的模子的人，都不会奢想中国这一被普遍认为展现出非同寻常的持续性文明真的是由两个不同的文明，一个是古代的“中国”（sinic）文明，一个是自约公元475年开始的“远东”（Far Eastern）文明构成的，而汤因比本人在“反思卷”中也放弃了这一看法。任何一位不是先入为主地按照杜撰的结构形态研究中国的人，都不会把周代早期视为汤因比意义上的发展时期，其中文明经过一个社会和谐时期发展成为完全以其自身创造性为根基的不受外界影响的实体。除信奉刻板教条的人之外，没有一个人会把公元前224年秦国与楚国间的战争视为中国特色文明破裂的标志。任何一位认识到构成周代晚期和汉代的特征、为中国帝国时代伟大文明尊定了基础的知识思想活力、疆域的扩大、制度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的人，怎么会把此视为任何意义上的衰落时期呢？
汤因比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学说也太过离谱。他认为，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尽管黄河流域比长江流域的自然和气候条件远为恶劣。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地理事实。长江流域沼泽众多，丛林密布，黄河流域却拥有肥沃的营养丰富的黄土，便于灌溉，而且森林不那么茂密，当时的气候条件也比现在要温和。文明是回应气候和地理等方面的困难而产生的，这一理论容易流于刻板。对中华文明起源于北方而不是南方的另一个看似更为有理的解释是北方离外部刺激更近，但这一学说与汤因比的文明区分说不合。
中国与历史学家（一）中国与历史学家（九）
汤因比试图系统地归纳概括文明行为中的相似性，但这一尝试只不过成功地说明，研究各个文明的意义不在于找到相似之处，而在于寻找其差异，正如传记比医学报告更让人感兴趣一样，后者把人分成类别门科，分析其症状。如果要对社会加以分析、比较，并表明它们按照固定的法则行事，那么其目的肯定比汤因比的目的要狭窄得多，专业得多。随便说一下，这在经济学领域可能会起作用，但在历史学领域却不适宜，因为历史学的目的是要对社会作出无所不包的、复杂的描述，就像传记描述人一生的各个方面一样。相对于文明这样复杂的事物来说，汤因比的构图过于刻板、严格，由生长到分裂和衰落的转变过于突然，没有看到在所谓衰落的文明中一些因素仍对挑战作出回应，仍然繁荣、发展。选择单一的文明发展和衰落标准，这一谬误只会使历史学陷于贫困。
汤因比的尝试是一次悲壮的失败。或许它注定要失败。这是知识增长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是知识被分割成片时反对把知识支离破碎的一次英勇的斗争。他注定要依赖第二手资料，而第二手资料往往把许多有价值的东西遗漏在外。在经过汤因比的过滤后，它们非常易于变得更加使人误入歧途，因为正如欧文•；拉铁摩尔所指出的那样，“当一位像汤因比那样大胆和富有冒险精神的思想家不仅接过二手权威的事实而且接过其思想，把它们进一步往前推导时，情感的表露与其说增强其力量，不如说易于显露出其瑕疵和弱点”。
虽然汤因比卓尔不群，博学多识，勤于耕耘，但他的失败可能迫使我们得出结论，即撰写一部普遍历史实非孤立无援的个人力所能及。这不应成为悲观失望的理由，而应对人类经历的多样性感到惊奇。吸取并评估人类经验的能力可能只有超人才能具有，而我们应对人类的局限性感到庆幸，这使我们免受无所不能所带来的单调乏味之苦。我们需要普遍历史，但它未必要由单个人单枪匹马来完成。
与此相似，我们应对下述事实感到荣耀而不是失望，即历史根本不是一种能够以科学的准确性分析人类经历的一门学问。这永不可能如此，因为历史的资料不能从其所处环境中孤立出来，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考察。进而言之，历史学家是他原料的一部分，而科学家不是；历史学家撰写的历史注定要显现出写作时所处时间和地点的痕迹。它将受到他个人历史细节的制约，受到写史时科学知识状态的制约，并受到所处时代之历史概念的制约。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应当对无望做到不偏不倚、找到终极历史这事感到失望，而反过来人们应当对能够给世界事件作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感到高兴。
我们必须记住，历史学家的工作远不是仅仅收集资料。在兰克及其门生的影响下，历史——用约翰•；莫莱非常妥当的说法——“具有使人类社会各重大时期和重大运动广泛概括退化成庞大的不可计数的非重要事实、无用的知识和无足轻重的古文物收集的危险”。这是一个与现代劳动分工和大生产主题完全相合的发展。偏离这一刻板乏味的态度的一个明确的反应出现了：GM特里维廉撰写一部著作提醒其史学家同行说，克里奥是一位缪斯女神，但文学风格往往有受到猜疑的危险，因为它看上去可能扭曲真理，尽管显而易见一位打算向人类历史提出新观点的人除了仅仅拥有收集资料的能力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知识和精神品质。历史学家既需要勤奋，也需要想象力，艾默里•；内夫的话含有某些真理：“知识与技术彼此协调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