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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驹此时双眼微闭，略有所思。沅老见状问之：“伯驹有何心事？”
“沅老，我一直想收藏《平复帖》，在心■处早有备案，您能否居中周旋，如果他肯以《平复帖》作抵押，我可以借给他1万元。”
沅老欣然应允。
“沅老，此事越快越好。”伯驹又添了一句。
伯驹至平寓所，与夫人言及此事，慧素极为赞赏。伯驹很高兴，自从他花重金收藏国宝以来，家中无一人同意，还时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自从他和慧素成婚，家庭和睦温馨，因她给予了他莫大的支持。
晚饭后，夫妇二人急切地盼望着沅老的到来，待至夜深，也不见沅老的踪影。伯驹收宝心切，毫无睡意，夫人劝他早些休息，好事不怕晚。
次日午间，沅老至伯驹寓所。伯驹夫妇也怪，既想马上见到沅老，又怕沅老带来不测的消息，心中忐忑不安。
沅老未坐定即启口：“心■说，此宝若转让，只能让给伯驹君，他不仅是最早备案的，况且志在收藏。我若转让他人，不仅有负于伯驹，也将有负于世人啊！”
听到这里，伯驹夫妇脸上都露出了喜色。
沅老还告诉伯驹：“现在心■只要价4万。我看不如径直买下为简断。”
伯驹当即拿出两万元，请沅老先付心■，其余两万两个月内付竣。
腊月二十八，《平复帖》这件稀世珍宝由沅老从溥心■手里接过来，持之家中题跋后，腊月二十九送至伯驹寓所。
伯驹夫妇欣喜若狂。从此，他将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
“平复堂”满室生辉，为丁丑年的春节带来了无尽的欢乐。伯驹逢人便说：“《平复帖》伴我度过了新春佳节！”
正月里，一位不速之客来张伯驹家“拜访”。此人就是古董商人白坚甫。白曾向日本人盗卖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告身帖》就是通过他转手日本人的。他得知《平复帖》的下落，便前来登门拜访。
“我喜欢《平复贴》，愿以20万甚至更高的殊价购买，愿张先生让之。”白坚甫自认为出价高昂，定能得手。
“《照夜白图》、《告身帖》等国宝均已被民族的败类转手洋人，如今你又打起《平复帖》的主意。可惜此帖已在我的手中，只要我张伯驹在，任何人也休想得到它。”伯驹得知白坚甫居心不良，有几分气愤，话说得很不客气。
“大爷息怒，大爷息怒！白某没有别的意思。”白现出鼠相。
“金钱易得，国宝无双，收起你的臭钱。”张伯驹已忍无可忍，对白下了逐客令。
白坚甫狼狈而走。
张伯驹为了保护祖国的文物，冒着一次次的风险，经历着收藏生涯的一次次艰辛……
张伯驹怒斥古董商人不久，他应邀来到郭世五家。郭世五名葆昌，原是袁世凯的差官，很得袁的宠信。袁称帝时，郭向袁进言，应制“洪宪”瓷器，作为“开国”庆典的纪念，并要用故宫珍藏的精品作样本。袁同意，郭于是从故宫文华殿提取了大量精美的瓷器，带往景德镇。1915年，“洪宪”瓷制成，胎极薄，瓷极细，色彩清新，图样美丽，堪称一流瓷器。袁死后，郭从文华殿提取的大量精美瓷器全部归为己有，成了郭氏觯斋藏瓷中的精品。他一面将瓷器中的精品售往美国，一面在国内继续收买瓷器，郭于是成了当时国内收藏瓷器的专家。
在溥仪寓居天津张园时，郭趁其财力紧缺，又购买了《三希堂法帖》的其中二帖，即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另一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原藏故宫博物院，现在台湾）。郭得二帖后，又是企图转手渔利。张伯驹就是应邀前来就商此事的。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二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不畏权势力护国珍（3）
伯驹前来一是要鉴定一下二帖是否是真迹，二是顺便看一下其它的文物。果不出所料，他在这里还见到了李白的《上阳台帖》和其他珍贵文物。
“《中秋帖》与《伯远帖》如伯驹君愿收，我愿以20万让出。”郭世五毫不客气。
“岂止是这两帖，其他文物我也愿收，我将差人来与你再议。”郭世五愣了一下，他心里在想：“张伯驹真是豪富啊！”
其实，张伯驹在未来之前就为此事伤透了脑筋，他深知，郭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国宝在他的手里，早晚终有不测。但是，他索价如此昂贵，哪有此财力收藏啊！
伯驹唯恐两帖流落海外，《三希堂法帖》就再也不会有延津剑合之望了。不日，他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世五复商此事。
柳向郭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二帖并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20万让于伯驹，但因财力不足，先付6万，余款一年为期付竣。郭应允。
1937年夏天，“七七”事变后，金融封锁，余款到了第二年不能支付。伯驹四处筹措无望，无奈，只好将二帖退回郭氏。其他的留抵所付之款，仍由居间人协调结束。
不久，郭逝世，其珍品归其子。日寇侵华，战争席卷全国。伯驹偕妻携女，颠沛流离，但一直挂念此事。日本投降，他从西安返回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委托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
春农回复，尚在郭家。伯驹表示，愿收藏。其子让价，二帖为3000万联币，当时折合黄金1000两。居间人往返数次，磋商于郭昭俊，价能否再低一些，郭没有诚意，但伯驹并未罢休。
正在这时，教育部战时文物调查委员会副代表王世襄到平，专门调查重要文物损失情况。他第一个找到张伯驹商议。
王世襄意见，首先让德国籍某人所藏铜器和郭昭俊所藏瓷器归于故宫博物院。伯驹极为赞同。
王荫泰在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曾下令：“此部瓷器有所移动，必须先呈报。”郭氏藏之精品除郭世五生前已盗卖于美国外，其余由郭昭俊让价王荫泰。所剩瓷器已多半不是从文华殿及热河行宫提取的原物，即使收回，议价也不宜过高。伯驹建议王世襄妥善处理。
正在磋商之中，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消息传开，郭昭俊由朱桂莘引荐，攀援上了宋子文。经几次接触，一桩交易，双方默契。
郭昭俊公开将所藏瓷器捐献故宫博物院，由行政院发给奖金10万元美金，并委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郭暗地将二王法帖献给了宋子文。
故宫博物院的陈列专柜里陈列着郭昭俊所献瓷器，室内悬挂着郭世五的遗像。不知情的参观者无比景仰郭氏父子；知情的参观者窃窃私语。
张伯驹深知内情，对此事气愤不已。他和朋友商量，想登报揭露此事。朋友劝他：“宋家势力之大，不可轻举啊！”他终日寡欢，积郁难平，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二帖的下落。
一年以后的一日，他忽然接到上海潘伯鹰来函，约其撰稿。
为了不致使国宝流落散佚，他冒着风险，挥笔写了一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不久，《新民晚报·造型》副刊刊出。文中以翔实的文字列举了故宫散失书画的一些佚事，尖锐地揭露了二王法帖的不幸经历。上海文化界人士极其重视此事，各种场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宋子文见事不妙，恐惹物议，急忙派人将二帖退还郭昭俊。
《新民晚报》的艺坛通讯载：“稀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世五之子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
张伯驹看后，稍感欣慰。他依然密切注视着二帖的去向。
北平解放前夕，郭携帖逃往上海，从香港转至台湾。
这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日夜伏案疾书，连续撰文各报刊，披露故宫博物院书画散佚之惨重，大声疾呼国家应全力抢购国宝，免得外流。
张伯驹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精神受到各界人土赞扬。然而，他也受人责备。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说：“张伯驹身为本院专门委员，不为院里之事隐讳，反而还大肆宣传。”伯驹听后，一笑了之，表现出淡然无极，八风不动的意度。他的眼睛继续盯着二帖，以至穷追不舍。
不久，他得知，郭昭俊定居香港，将二帖押在英国某银行。伯驹又各方呼吁。此事后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以重金收回。故宫博物院经辗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了二帖。
伯驹自1937年见到二帖，这颗心就悬了起来，悬了整整13个春秋。岁月悠悠，一颗为民族的赤诚之心天地可鉴。
当收藏家的这颗心落下来时，他长吁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然而是发自内心的话：“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好啊！”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二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倾家荡产慧眼蓄宝（1）
倾家荡产慧眼蓄宝
历史名城北京，从金代至清代宣统退位，历时近800年，曾是四个朝代的都城。她久经风雨，饱经沧桑，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着灿烂的文化。都城皇宫内苑荟萃着历代的奇珍异宝，闪耀着历代劳动人民智慧之光。
到了清代末年，中华民族的瑰宝屡遭劫掠，不时丢失。民国十三年十月初九，溥仪仓皇离开紫禁城，带走了不计其数的历代珍贵文物，宫中的权臣奴仆趁机窃走了大量的古玩字画。民国十二年九月，宣统皇帝一次无偿送给日本人价值30万美金以上的古玩字画。后来在民国十五年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