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世未深的伯驹，我行我素，向不服人，但经此一事，似乎是有一丝羁绊在身。“好好上学，毕了业就到我这里来。”这句话常常响在耳边。“难道要我进入牢笼？”这个念头常常萦绕在他的心头，似乎像紧箍咒一样套在自己的身上。
袁世凯为了使模范团的学员成为忠实于他的亲军，一切待遇从优。学员的伙食津贴很高，毕业后均晋级升用。袁还不只一次地把学员集合起来，亲自检阅他们的操练，进行训话。同时，还颁发了军人训条誓词。
1915年3月，张伯驹也和其他受训学员一起，参加了宣誓大典。他也曾举手宣誓：“服从命令，尽忠报国……诚意卫民，尊敬长上，不惜生命，言行信实，习勤耐苦，不入堂会，誓愿八条，甘心遵守，违反其一，天诛法谴。”
模范团第一期毕业学员考取前十名者，袁世凯亲写命令，授以卫侍武官衔。叨此隆遇者，无不感恩图报。
伯驹在受训期间，不仅不适应，还渐生反感。依着自己的性子，早就甩手不干了。但是，为了慰父之心，他不得已而从之。在他本来就不甚愉快的受训生涯中，偏偏又碰上一个不学无术的陈兴远。陈是模范团的团副，他的顶头上司。此人本无学问，但爱装腔作势。举行毕业典礼时，按惯例，团副须训话。陈拉着官腔官调说：“你们已经毕业，由大元帅亲手培植。大元帅对你们期望很大，你们要好好地干，将来你们都不堪设想啊！”话音刚落，全体学员大哗，唯有张伯驹紧皱着双眉，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陈团副竟将“不可限量”，说成了“不堪设想”。伯驹对官场上的这种趋炎附势，装腔作势，十分反感。后来陈率领模范团编成一个师，任江西督军。此人极其贪婪，时值他的寿日，广收贺礼。广西商会用赤金特铸八仙人一堂进献，陈视之连称：“好，好，好！”过后又说：“只可惜小了一点。”伯驹目睹了官场上的腐败，更生厌恶之心，并将此事作为笑柄传之。
伯驹于模范团骑科毕业后，先后在曹琨、吴佩孚、张作霖部下任提调（秘书，从未到任）。21岁时，他在安徽蚌埠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这就是张伯驹的“宝马金鞭，雕冠剑佩，年少英姿，意气豪横”的早年历史。他虽身栖军旅，却心在营外。他素以观戏为趣事。当时蚌埠街上演乱弹《凤阳花鼓》一剧，他欣然前往。一男一女，肩挎腰鼓，头上盘髻、插花，一双大脚穿搬尖鞋，与乱弹扮相和唱调没有区别。伯驹始知乱弹戏之由来，大开眼界。他每戏必看，也不顾及军纪、军规的限制。对于这位不安分而醉心于观戏的“提调”，顶头上司也无可奈何，只能偶尔将此情委婉地告知张伯驹的父亲。
张镇芳对伯驹时而进行耐心的开导，时而进行严厉的训斥，伯驹从不顶撞，不过还是我行我素。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一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厌弃仕途倾心艺事（1）
厌弃仕途倾心艺事
举国皆知是莽操，歌功颂德亦徒劳。
人心已去军心散，誓愿空余背八条。
袁世凯称帝时，将模范团的八条誓言又推广至全军，并载入军人手册。凡军人必有之，还须宣誓背诵。伯驹已清楚地看到，人心浮动，军心未固，八条形同虚设。他在这首诗里把袁比作篡权的曹操、王莽，不难看出他对袁氏称帝的看法。面对军界人心向背，张伯驹对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一职愈加索然无味。
一次，他告假回家，见袁克明（字伯达）寓居其家。克明乃袁世凯长兄的长子，夙来居乡。自袁世凯称帝后，他自认为当有封侯之望，遂由家乡来京，专待封爵。伯驹知此，淡然笑之。克明居家无事可做，便与衡阳一个叫龙佐才的奇人相识，并拜他为师，与其学剑。而伯驹对表兄克明专待封爵之举颇有讥语，有诗为证：
不在家乡学种田，长门长子谱中传。
封侯只待无他事，更向奇人学剑仙。
伯驹还得知，袁家为了实行帝制已经是不择手段。各地掀起的反对帝制的斗争风起云涌，袁克定是知晓的，但他以“青宫储贰”自居，害怕时间拖下来，父称帝不成。当时日本人在北京办的中文报纸《顺天时报》，反对袁世凯称帝，而袁克定则另外伪造一份，言日本如何如何赞成帝制。
一天，袁世凯的三女儿给父亲进献花生米，包花生米之纸便是真的《顺天时报》。袁见之，才恍然大悟，以前所阅的《顺天时报》全是袁克定伪印的。他当即唤人把克定叫来，克定知道事已败露，忙跪下求饶。袁气愤至极。按袁氏家规，子弟有过，尊长令旁人挞之；但克定已被封为“皇储”，何人敢为？只好比划了几下子了事。伯驹戏曰：“若演一出《打龙袍》戏也。”
其实，对于张伯驹的思想触动最深的莫过于父亲在官场上的沉浮。张勋复辟事败，父亲张镇芳身陷囹圄。此事像一层浓重的阴影罩在张伯驹的心头，给他以强烈的震动。
张镇芳开始经商，后入仕途。袁世凯督直时，张任长芦盐运使，对于盐务熟识。袁任总统时，张建议创建官商合办的银行，由财政部及私人各出资100万元，名盐业银行。袁批准办理。时财政总长为周自齐，认为盐税为财政部主要收入，如由银行经营，财政部即不能独自掌握，乃拖延其事，仅由盐业署入股8万元以应命。袁死后，官商合办一事作罢，遂成商业银行，张镇芳任总经理，成立北平、天津、上海、汉口四分行。北平行由岳乾斋任经理，为北方成立商业银行之创始。
1914年，河南农民起义军白朗军不断发展壮大。袁命河南都督张镇芳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力量。河南城池不断失陷，袁慌了手脚，1月20日将张镇芳先行撤职。白朗军节节胜利，国内外反动派惊恐万状，纷纷指责张镇芳无能。2月23日，袁免去张镇芳的豫都。这是张镇芳步入官场后一次重要的沉没。后经人说合，才又任了参政。
1917年，张镇芳与雷振春参加了张勋复辟，并为中坚人物。时张镇芳为度支部尚书，雷振春为陆军部尚书。张勋复辟失败后，张镇芳与雷同去天津，行至丰台被捕，扣押在陆军部。张伯驹认为，此事系段芝贵所指使。
段芝贵与张镇芳本为结盟兄弟。当时庆亲王奕劻长子载振至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接待办理此事。天津有一女伶叫杨翠喜，色艺俱佳，载振一见，大为赏识。段为了讨好，将杨翠喜买来献给了载振。载振回京，禀报奕劻，段由侯补道一跃升为黑龙江巡抚。御史江春霖劾奏，载振不敢纳，杨翠喜转嫁于天津某盐商。载振以查无实据免究，段芝贵另以他事革职，永不续用。张镇芳因此对段表示过轻蔑。袁任总统，授段芝贵为镇安将军，兼奉天将军，总揽东三省军政。段为人上谄下骄，不得军民之心。张作霖当时为师长，派他的赵参谋与张镇芳通音，说段卑鄙，总统何以重用此人？张镇芳复函说可以撵他。张作霖又命赵持函来，说如此举动，担心总统怪罪。张镇芳复函说：“总统方面由我去说。”张作霖接函乃布置军队在上将军署外呐喊鸣枪，入告将军兵变，段次日狼狈入关。张镇芳向袁力保张作霖继任，于是袁任命张作霖为奉天将军。后来段知此事，对张镇芳深深衔恨。①
张镇芳被段捕后，伯驹得知，甚为焦虑。在父亲被押时，段芝贵任京畿卫戍总司令，他派吴鼎昌接任了商业银行总经理。有些人落井下石，一再搞名堂，目的是要压缩张镇芳在银行的股权。这时，张作霖多方进行营救。当时近畿发生水灾，熊希龄为近畿水灾赈务督办，他和张镇芳至友王祖同商量，希张镇芳捐款助赈，可救济灾童流离失所者。后来，由张伯驹出名捐公债、交通票、现洋各10万元，毁家助赈。熊便以此款救济水灾难童，办香山慈幼院，在香山修建一楼，名“镇芳”楼，以资纪念。后来，张与雷以发往前敌效力结案，并授予张伯驹二等大绶嘉禾章。张镇芳六十寿辰及■庵寿辰时，伯驹发征寿文启，记康南海联云：“述孝承先，兄弟相携，永锡难老；以忠获罪，缧绁之中，虽败犹荣。”说的就是张被囚禁一事。①
镇芳出狱后，曾往奉天答谢张作霖的营救，交谈期间，涉及商业银行一事，张作霖认为太不公平，即致电商业银行质询此事。后经张勋出面调节，推举张镇芳任董事长，吴鼎昌仍任总经理。②
父亲几经沉浮，甚至身陷囹圄，伯驹对此伤心、烦恼、厌倦。他的心绪一直抑郁不安。
他厕身军界，看清了上层人物在权贵面前奴颜婢膝，对百姓敲骨吸髓，彼此之间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腐败与黑暗。他不顾双亲的极力反对，跳出了旧军队，辞去了提调，挣脱了羁绊。
《一代名士张伯驹》 第一部分《一代名士张伯驹》 厌弃仕途倾心艺事（2）
对这一段“光耀门楣”的军旅生活，张伯驹在“三十自寿”词中说：“悔觅封侯”，在另一阕《凄凉犯》词的小叙中更坦率地说：“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真实地表露了他对往日的愧疚、轻蔑和厌倦之情。
伯驹退出军界，回到家里，母亲甚为不满，絮絮叨叨地骂他没有出息，不争气，要他加入金融界。他对母亲既不公开表示反抗，亦无听从之意。他一度十分困惑，苦闷，终日无言。
此时伯驹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于《老子》、《墨子》读来兴味十足。他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寻找到一方天地，各种古书伴陪他送走了漫漫的夏日冬夜。
他不愿意与军界、政界人士来往，但很乐于与文人学士结交。此期间，他与方地山、袁寒云等交往甚密。袁寒云为袁世凯的次子，方地山是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