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材料由雷厦执笔，很快就搞出来。大家看了都反应不错，连齐淑珍看后也认为态度诚恳，观点正确。这小姑娘在整党过程中，猛护着指导员。主要是特想入党，三天两头到指导员那儿汇报思想。
可雷厦还不满意，继续修改。
雷厦和我的关系虽已全面恢复，却还有距离。他干这事，一点没和我商量。我想自己打架的事还没完，就没参与他的写信行动。
整党期间，还搞过一次夜间紧急集合。黑暗中，刘英红穿错了鞋，特大。在跑步行军中，不一会儿就跑丢了。她怕掉队，没吭声，赤着一只脚继续在雪中跑……等人们发现时，她的脚已肿得像圆面包一样，油亮油亮，马上被送进了团部医院。
雷厦继续冥思苦索地修改那份意见信。有时还骑上马去团部医院找刘英红商量。来回50多里地，回到连里往往都是深夜，点上煤油灯继续修改稿子。
在遥远的边陲草原，一年看不上几回电影。团部电影队来7连放映《红灯记》时，小小连队轰动了。牧区的妇女、老婆、小孩儿都赶着牛车，带着干粮来连部看电影。知青们听说晚上有电影，下午就无心工作，人人喜气洋洋。
可雷厦却放弃了看电影。远离大家，趴在炕上疾写（知青宿舍连个桌子也没有）。 他要赶在整党总结会召开之前交上去。
当老姬头眨巴着眼睛，绘声绘色讲黄色笑话时，当王连富躺在团部医院兴冲冲地吹他胳膊能让小伙子玩单杠时，当全连人都沉浸在看电影前的欢乐时，雷厦却在为一封给指导员的意见信绞尽脑汁。
他用两个多星期的夜晚，终于修改好。共20来页，既指出了连支部存在的问题，又肯定了过去一年所取得的成就。言词极客气，极委婉。我看后觉得不过瘾，缺少火药味儿，像幼儿园的阿姨哄小孩。
谁也不知道这封信的后果是什么？ 在1970年的中国，实在是凶多吉少。
金刚曾劝他：“你出身不好，在连里处境也不怎么样，写那玩意儿要得罪领导哇！”
“得罪就得罪。”
“那你图什么呢？”
“图个心情愉快。”
“别人会说你动机不纯。”
“我就是动机不纯，想向上爬，想抱老沈的粗腿！”
“你还是慎重考虑考虑。”
“没什么可考虑的，憋在肚里不说难受得慌。”
山顶也劝他不要交这封意见信。沈指导员爱讲政治，满口阶级斗争，交这封意见信可能会惹火他，小心秋后算账。
雷厦谢绝了他的好意。
最后，刘英红说信只署自己的名，由她一人交给指导员，这样做指导员或许还能容忍。因为她和团领导关系不错，又是全7师参加兵团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能给点面子。
但雷厦坚决拒绝：“我写的，凭什么只署你的名？”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担心你出身有问题，怕让人捏住把柄。”
“我不怕。”雷厦咬着牙说。
这家伙的胆子我是服了。学校“8。21”武斗时，只有他敢参加进去；在“12。7”武斗时，他被对方围住，给打得头破血流，却面无惧色。对方一小子不甘心，脱了鞋，用塑料鞋底猛抽他脸，可把他脸打肿了，还是那么从容镇定，威武不屈。
拳头、班房、兵团现役军人的赫赫权势，对他都无所谓。要知道他父亲是国民党特务，临解放前潜逃了，母亲也不过是个工厂的小会计。
交意见信那天，刘英红特地一瘸一拐从团部医院赶回连。她在前，雷厦在后，庄重地走进连部。沈指导员抽着烟，冷淡地端详着他们。王军医客客气气请他俩坐下，但他俩谁也不肯坐。雷厦对着指导员，严肃地读了一遍意见信。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刘英红则一直站到雷厦念完了为止，嘴角挂着一抹歉意的微笑。
最后，雷厦双腿立正，挺胸昂头，像递交国书一般，双手捧信，递给了指导员，指导员拒绝不接，由王军医代表连党支部收下。雷厦表情庄重，并不在意。 刘英红的5个脚趾甲全冻掉，伤势不轻，可交完意见信后，死活不再回医院。
她这种人也少见。难道不怕得罪领导，被取消参加兵团积代会的资格吗？ 当有人担心地问时，她却笑着说：不让我去才好呢。我根本不够格。还有许多同志比我强，材料上讲的那些都言过其实，吹过火了。
第二部分开门整党（3）
我在马车班也给指导员提了两条。一条是他对待知青就像对待他家的3个小丫头儿，什么都管，实行家长式统治。例如北京话里常说“白”，表示肯定，绝对的意思。他却在大会上宣布禁止说“白”。训斥道：白吃、白拿、白干、白赚……代表着一种剥削阶级意识。有的知青不愿刮胡子，怕越刮越长，他认为是臭美，流气，硬逼人家刮掉。甚至“八一”建军节食堂会餐的菜谱，也全由他最后审定，带着浓厚的山西口味儿。另一条是对待下面的合理要求不理不睬，比如连里发的料槽子，王连富就是不给我。曾数次向指导员反映，都没回音。
经过全连知青酝酿，吐故纳新名单如下：建议支部将王连富、蒋宝富吐故，将刘英红纳新为中共党员。
对于7连整党，那几个复员老战士义愤填膺，坐立不安。沈指导员也没有料到小知青们这么猛烈地给他提意见，整党开始后不久就气病了。他组织全连党员在家里密谈，用五七年反右的经验布置工作，交待任务，指示复员兵（连里党员除3名现役军人外，其余都是复员兵） 密切观察形势，及时汇报，先硬着头皮顶住，诱蛇出洞，然后再进行反击。
“指导员，这几个北京的四处煽风点火，妄图把7连党支部搞垮！”
“甭急，让他们蹦吧，早晚要收拾他们，哼，叫他们胡闹。”沈指导员噙着热泪说。他的脸潮红，头上敷着热毛巾，身上盖着两床棉被，老婆把炕烧得滚烫，还冷得哆嗦。
党员们四处活动，竖起耳朵捕捉一切对领导不满的言论，并记在小本本上。他们找要求进步的天津知青个别谈话，提醒他们擦亮眼睛，明辨是非。他们在女生排公开讲：“连里有人在整党中浑水摸鱼，搞黑串联，企图搞垮党支部，取而代之！”
那位积极要求入党的齐淑珍，扒门缝，溜窗户根，偷听人们谈话，给指导员提供着一个个最新情报。
王连富也偷偷溜回连，向指导员报告了雷厦数次到团部医院找刘英红密谈的情况。
最后的结局是：沈指导员在整党总结时，作了一个长达45分钟的发言。成绩讲了20分钟，缺点讲了5分钟。然后批判了20分钟的无政府主义。点了雷厦、刘英红的名。说他们写联名信是完全错误的，没有遵守连里规定的按组织系统提意见，而是另搞一套，打破了班排界限，私自结合。说这是把地方上的无政府主义带到了部队……并宣布免去刘英红2排长的职务，由齐淑珍接替。
哎哟，那样一封哄小孩般和气的意见信竟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罪证，我们几个都傻了眼。
接着，各班排就指导员讲话进行了讨论。被整党整得灰溜溜的复员兵们纷纷带头表态，拥护支部决定。 连“八一”节会餐菜谱都由一个人决定的小小连队，顿时掀起了一场反击无政府主义的热潮。在连部黑板墙上，用红粉笔写着“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用白粉笔写着“打倒无政府主义！”
整党时，热气腾腾的连队一下子都安静了，静得邪乎。知青们敢怒而不敢言。那些在部队靠百分比混上党票的复员老战士，却精神抖擞，个个以胜利者自居，自豪得很。
20多天的整党就此结束。
雷厦、刘英红啊，你们为什么这么干呢？ 难道不提这些意见就会掉几斤肉，牙就疼，就能入党，当干部，参加兵团积极分子大会吗？
难怪老姬头说都是吃饱了撑的，革命革红了眼，傻蛋一个！
一切照旧。党员还是党员，指导员还照样从从容容挺着大肚子四处巡视。他家的炕头上还照样铺着公家的蒙古地毯，摆着公家的镶有蒙古花纹的红柜。那个公用的150多元的红灯牌收音机，依然放在桌子上，为他们家播放着新闻和山西梆子。
第三部分决定写信（1）
整党结束后，我去4班问韦小立：“你们班都给连里提了什么意见？”
“你到连部看记录吧。” 她一扭身就走了，尴我一顿。
自从上次和她说过一次话后，发现她总是有意躲着我。干活儿时，要站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打饭时，看见我绕着走。这为什么呢？ 嫌我是等待处理的落后分子吗？嫌我外貌凶恶，尖脑袋、厚嘴唇、三角眼？ 还是嫌我父亲的官儿不及她父亲大？
每次与她相遇时，都要仔细观察一下她的面部表情，想弄明白。可从她的眼睛里，看不出她对我有任何恶感，非常友善，这就更不明白她为什么总躲着我。
联想到头一次与韦小立说话时，指导员中间进屋找人，看见了我们说话，很可能对她讲了我什么。还有那几个复员兵和锡林浩特知青也没少在背后诋毁我。
跟王连富打完架后，特别希望多得到一点理解，一点温暖。可雷厦和我仍保持距离，没事不跟我说话。连里男生还在3连学拖拉机，一天到晚没地方去，孤独感常常噬咬着自己……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正是在这种心情下，韦小立的影子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我脑海。
一次，齐淑珍和女生们聊天，绘声绘色地讲起批斗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唐的事。细细描述这个脑满肠肥的家伙怎么挨撅，怎么戴高帽游街，怎么耍滑头装死。
韦小立听着听着，扑簌簌地流泪，弄得别人莫明其妙。问她怎么回事，她一句话也不说，径自走了。
齐排长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