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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1）
国父姓孙，讳文，字逸仙，别号中山。他是广东香山县——就是现在的中山县翠亨村人。 国父的诞生是在七十五年前的十一月十二日。那时离“太平天国”、“鸦片战争”都不很远。所以父老们对于洪杨末造满清政府的残杀汉人，中英战起帝国主义压迫弱小国族的残酷情况，都曾身历其境。每逢茶余酒后，偶然回忆起来，便免不了滔滔不绝的讲演一番，以此孙先生耳熟能详，从小就有了种族观念，可见国父手订救国救民救世界的三民主义，首列“民族主义”，其原因是很远的。 国父在八九岁时，思想行动，已有异于常人，他对村学究不给学生讲书只叫学生高声瞎念的教学法认为不合逻辑。因此提出强有力的质问来： “先生！这书里说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懂，你也不替我讲，尽管读有什么用？” 学究先生意外地听到这种质问，气得连胡子都翘了起来。 “你敢不听教训？随随便便的胡说乱道。我非打你几戒尺不行！” “戒尺抓在你手里，我是没法子叫你不打的。不过我告诉你，你要不给我讲明书里的道理，我是不再背书的了。”国父很倔强地这样答复他。 这真出于老学究意料之外，塾中惟一的权威工具——戒尺，竟会吓他不住，只好破例地给他讲书。中山私塾教师的给学生讲书，就是由国父幼年雏形的革命争出来的。 香山是个傍海的县份，民众稍有积蓄，便免不了海盗的光顾，翠亨村当然不能例外。当国父年十一岁时，有一天村中一个新自美洲回国的侨商家里竟被海盗劫掠一空，事主忍不住地叹气说：“这些财物是我在外多年的血汗换来的。本想带回祖国给桑梓办点公益事业，现在是绝望了！假使我还在外国。那就有着法律的保护，哪里会这样呢？”国父听了，脑海中便感觉到满清政府的无能，同时并憧憬着欧美法治的精神，很想到外国去观光一下。 距此不久，国父又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刺激：原来他那村里有一家兄弟三人因为耕田致富，家里住着很好的房子，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作为农余消遣的地方。国父性好园林，每天散学时候，总要到这园里游览一下。有一天不知怎样，突然有个强盗式官吏，带着四五十个如狼似虎的兵丁，跑到三兄弟家，硬说他们是海盗。把他们捉去杀了，房子花园一律充公发卖。在未卖出以前，派两个老爷兵守在那里，禁止人们进去，国父心怀不平，故意要到园里去游玩，当被老爷兵大声阻止。 “这是海盗的产业，现在已经充公，谁也不许进去玩了！” “什么海盗？又什么充公？我全不明白。他们兄弟三个都是规规矩矩的农人，你们说他是海盗，有凭据吗？把他的产业充公，究竟充给谁呀？……” 国父正在理直气壮的侃侃而谈，那个不能打仗只会鱼肉平民的老爷兵，突然拔出刀来，劈面就砍。国父照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古话，很迅速地迈着大步跑了。 这事不久当然就消逝了，可是满廷统治之下的贪污官吏，杀人自肥的事实，已经在国父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2）
乙酉年，中法开战，清代名将冯子材、刘永福等在谅山屡战屡胜，杀得法国兵望影而逃，没有脑筋的满清当局居然糊里糊涂地和法人订了割地赔款的和约。把越南让给法人，这时国父愤恨已极，便决定了推翻满清创造民国的大计。
中法战争中在凉山大败法军的老将冯子材中法战争中在凉山大败法军的老将刘永福
他想革命一事，无疑的兼有艰难危险的成份。必须和社会时时接触，然后便于鼓吹，更要有一种外幕，遮掩清廷的耳目，行医自然是最适合这种条件的，于是考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习医，一方潜心医学，一方就同学中物色革命的人才，首先就结识了潮州郑士良（弼臣）先生，这位郑先生本是该校的优秀份子，同时也是我们洪门的龙头大爷。 国父一和他谈到革命，他就笑着拍起手来： “这是我极端赞成的，因为我们洪门本是一种革命的团体，虽然没有革命的口号，但是全体抱着“灭清复明”的宏愿，恰和足下革命的宗旨不谋而合，我很希望两方面异途同归，联为一气，将来足下起事，我们洪门兄弟是可以尽量帮助你的……” 国父听说大喜，于是以郑先生为“拜兄”，——就是“恩兄”，这是国父与帮会发生关系的开始，后来许多革命事业，都与它有密切的关系。 国父在广州学医的一年余，听说香港英文医学校学课很好，那里又是着名的自由口岸，这与革命一事无疑是有利的，于是征得士良先生的同意，改入该校肄业，课余之暇，常到各处去鼓吹革命，有时更往澳门做同样的工作，同时得到几个忠实的同志，那就是现在人们艳称的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位先生，不过当时为传统的封建思想所蒙蔽的民众们，是把他们三位和国父称为“四大寇”的。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3）
孙中山的革命同路人、洪门的龙头大爷郑士良
后来又得了一位同志，就是革命先烈陆皓东先生。 陆先生也是士良先生的拜弟，因为经商到上海去了几年，这时才回广东，他和国父既是革命同志，又是洪门弟兄，所以彼此非常的关切，工作也比别人更努力些。 国父在英文医校毕业后，就在广州和澳门两处行医，其实却是实行革命的开始，首先派郑士良尽量地结合帮会，联络防营，作为他时起义的根本。自己与陆皓东先到燕京去窥察清廷虚实，接着又到武汉去探长江的形势，一切“成竹在胸”，恰值甲午年中东战起，国父认为这是很好的革命机会，便偕陆皓东等几个人往檀香山和美洲创“兴中会”，心想纠合一般的侨胞，以收指臂之效，只因那里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因此鼓吹了好几个月，仅仅得到邓荫南、邓德彰兄弟和其他的亲友三数十人的赞同。
兴中会成立时，举行宣誓仪式的楼房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图为兴中会宣言。
这时清兵屡败，不但把高丽丢了，旅顺和威海卫也失陷了。平津一带，岌岌可危。满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完全暴露出来，一时人心愤激，不可言状。上海同志宋跃如先生，函促国父回国共商大事，国父也感到时不可失，遂罢美洲之行，偕同陆皓东、邓荫南等匆匆归国，和宋先生会商的结果，决定取广州为根据地，于是在香港设乾亨行，在广州设农学会，这些都是表面的名色，实际却是预备起义的干部机关。当时协助国父处理干部事务的是陈少白、邓荫南、杨衢云、黄永裳诸同志。协助国父筹划广州机关一切的是郑士良、陆皓东和欧美的技师将校十余人。国父本身是往来省港，足无停趾，这样惨淡经营了六七个月，各事筹备就绪，声势也很浩大。本是大可有为的，但是不幸，一班归心国父的海员弟兄，因为运械不慎，被海关搜去手枪数百枝，以致事机泄漏，领导海员运械的陆皓东先生就此做了为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海员丘四、朱贵全也因此被捕殉难，同时被捕的还有广东水师统带程奎光，和其他的海员同志七十余人。后来或囚或释，也有庾死狱中的，这是乙未年九月九日，国父第一次革命的失败。 那时，国父在广州，可说随时随地都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国父自领导革命以来，早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以此泰然不以为意，十余日后，始从间道赴香港，与郑士良、陈少白同赴日本，侨居横滨。因一时不能回国，于是断发改装，重往檀香山鼓吹革命，并嘱郑士良秘密归国，纠集残余的同志，预为布置，以备卷土重来，少白同志则留居日本，考察彼邦的国情。
孙中山与起义失败的革命分子在日本东京合影
第四部分国父与帮会之关系（4）
孙中山在檀香山鼓吹革命时与家人的合影
国父到达檀香山以后，首先召集同志，推广革命运动。虽然也有少数人闻风向义，终以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