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做事爱循规蹈矩，这是有他们自己的理由的。因为在日本，只要你按规矩来，你就可以获得充分的安全感；这种规范要求抵抗外敌，并要适度调整自己对利益的要求；它要求相互间要履行义务和承诺。在德川幕府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任何集团主张废除这些规范。那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甚至连“1848年式的革命”（指“二月革命”）也没有发生。然而，事已至此，谁也无力回天。从一般平民直到幕府将军，每个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债。人数众多的非生产阶级和巨额的财政支出已无法维持。财政窘迫的大名已无力支付自己武士侍从的定额俸禄，整个封建网络都受到了人们的指责与嘲笑。在这种状况下，大名们便企图靠对农民增收更重的年贡来避免破产与崩溃，幕府更是寅收卯粮，常年预征，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幕府的统治也难以维持，濒临破产。1853年当佩里司令官率兵而至时，日本国内的危机已达到了顶点。1858他以武力夺得了日本的政权，鉴于当时日本无力抗拒的状况，日本随后与美国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
但当时日本举国上下的口号却是“一新”，即复辟，恢复王政。这与革命是完全对立的，甚至是非进步的。另外一个与“尊王”这个口号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排夷”，即打压外邦。国民仍怀着回到闭关锁国的“黄金时代”的幻想，而极少数懂得这条道路走不通的识事务的领导人，却纷纷被暗杀。似乎毫无迹象足以表明这个不喜欢革命的国家会改弦易辙，会顺应西方模式，更不用说五十年后竟能与西方国家争雄竞长。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日本发挥了与西欧各国完全不同的固有长处，达到了高层人士和一般舆论都没有要求过的目标。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没有一个西方人会对日本未来的前途看好。因为从西方人的水晶球中，在地平线的上方并没有看到巴掌大的乌云。所以他们也不会料到二十年后会有一场变革的烈风横扫日本列岛。但是不可能的事却发生了。日本的民众一反落后的、受等级思想束缚的常态，毅然选择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并坚定地走了下去。
第三部分第20节：明治维新（1）
⊙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政治领域，日本人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感到安全。所以很大程度上，虽然明治维新是反对封建旧制的，但它最终能够成功是利用了日本民众对封建等级制的无条件遵从。
“保卫天皇、驱逐蛮夷”口号的提出宣告了近代日本的到来。此口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日本免遭外国侵略，使日本恢复到十世纪的黄金时代，实行天皇和将军的“双重统治”。其中，京都的天皇朝廷最反动、最极端。在支持保皇势力的人看来，保皇派的胜利：就是要使外国人受到屈辱，并最终把他们赶出去；就是要重新恢复日本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要剥夺“改革派”在一切国内外事务上的发言权。其中，强大的大名成了倒幕派的先锋，他们试图通过“王政复古”的方式来取代德川氏家族在日本的统治。农民们希望能多留一点自己的收成，但他们却讨厌“变革”。武士们既想继续享有俸禄，又希望能挥刀上阵、建立功勋。而那些在财政上支持复辟势力的商人们，虽然希望国家能推行重商主义，但他们骨子里却从未责难过封建制度。
1868年，由于倒幕运动和复辟势力的胜利，日本结束了它“双重统治”的年代。当时，很多西方人都认为胜利者将推行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然而，新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政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就废除了大名在各藩征税的权力。另外，在审批土地使用权这个问题上，原来的政策是“四公六民”，即农民要把收成中的4份交给大名①，而现在这个“四成”由政府来提取。作为补偿，政府给每个大名发放相当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同时，还免去他们应交给政府的用于供养武士和公共建设的费用。武士和大名一样，靠从政府领取俸禄维生。随后的五年内，新政府又逐步从法律上明文规定不能由于阶层间的不同就产生特权思想，并废除了关于不同阶层人的着装规定等等，甚至下令“散发”②。贱民被解放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被废除了。各藩间的关卡被解除了，佛教的国教地位也被取消了。到1876年，政府又把大名及武士的俸禄都折合成贷款一次性发放，还款期限从五年到十五年不等。贷款的数额则按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额而定。在新的非封建的经济中，这笔钱足够让他们开个小公司了。在德川时代，商人、金融巨头和封建土地贵族的联合就已经很明显了，现在的这些措施只不过试图预防这种现象的最后一招罢了。
在刚开始，明治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激烈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拥护。与这些措施比起来，当时的老百姓可能对1871年至1873年的侵朝战争更为关心。明治政府不仅从未动摇自己的改革方案，而且还彻底否决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施政方针与绝大多数为建立明治政府的初衷发生了强烈的冲突和对立。到1877年，这些矛盾竟演变成了西乡隆盛领导的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他的军队是前封建年代保皇派所有愿望最集中的体现，而明治政府却在复古后的第一年就背叛了这种愿望。随后，政府又利用招募来的一支平民义勇军击败了西乡隆盛叛乱的武士。虽然叛乱最终被平息，但它本身就说明了日本民众对当时政府所实行的改革政策是何等的不满。
在农民中也存在着对新政府强烈的不满。1868年到1878年明治统治的头十年之间，日本至少暴发了190多起农民起义。直到1877年，新政府才开始逐步减轻压在农民身上的重税。所以，也难怪农民们感到新政府太忽视他们了。另外，农民们还对许多问题表示极为不满，包括建立学校、征兵制度、丈量土地方案、遣散方案、给贱民以平等待遇问题、官方限制佛教问题、改用阳历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欲改变他们早已习惯的生活方式的努力。
那么，是什么导致政府采取如此激烈的变革，以至成为众矢之的呢？最重要的恐怕要数日本那种独一无二的下层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这种联盟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有滋生的土壤。这些商人曾都是大名雇佣的心腹，亲自经营和管理过各藩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政治斗争的技巧得到了磨练并逐渐成熟。然后，这些商人纷纷购买了武士身份。并在武士阶层中普及了生产技术知识。这种武士和商人的联盟迅速把那些自信且干练的人才推上前台，为明治政府的改革出谋划策。不过，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他们出身于哪个阶层，而在于他们为什么能变得如此精明、强干和务实？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才刚刚脱离中世纪不久，它的国力与今日的泰国差不多，在这种综合实力薄弱的情况下却能产生出这样一批审时度势的领导人实属不易。他们齐心协力、成功地推进了一个最需要政治手腕的改革大事业，这是任何其他的民族都未曾尝试过的。这些领导人所有的优点和缺点都源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而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正是本书的写作目的。这里，我们暂先了解一下明治政府期间的政治家是如何完成他们的改革事业的。
明治政府从未想过要把这次改革与意识形态挂钩，他们只是把它当作一项工作来认真对待罢了。他们改革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使日本在世界上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家。他们并不是彻头彻尾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既没有把封建阶级批得体无完肤，也没有完全没收其财产，而是对他们实行利诱，使他们最终能支持自己的统治、默认其统治的合法性。另外，农民的境遇毕竟还是有所改善的。至于早期农民暴动的原因，与其说是阶级矛盾的激化，还不如说是由于明治初期国库的亏空。
不过，明治政府中那些精明强干的实权人物，却都是极力反对废除日本的等级制思想的。通过强调天皇的最高统治权和削弱将军势力等手段，“复古维新”运动使社会的等级结构更加清晰明了。他们废除了藩，从而消除了忠于藩主和忠于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等级制的习惯，只是赋予了他们一个新的位置。为了更好的推行自己的施政纲领，那些被称为“阁下”的新领导人甚至还加强了中央集权。他们交替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腕，恩威并施，使国家的统治能够正常有序的进行。但是，他们却从未想过要去迎合公众舆论，虽然公众不赞成改用太阳历、要求建立更多的公共学校、要求废除对贱民的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等等。
第三部分第21节：明治维新（2）
谈到恩惠，有一条就是1889年天皇颁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明确规定了人民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并建立了议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在对西方各国宪法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之后精心拟定的。然而，在起草的过程中，制定者极力要“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以防止公众舆论对政府工作的干涉和影响”③，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隶属于皇家内务部，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明治政府的政治家们对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宪法的草拟者伊藤博文公爵派金子侯爵④前往英国，就日本目前遇到的问题，听取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意见。经过深入的交谈，斯宾塞将自己的意见以书面形式呈递给了伊藤。在提到等级制时，斯宾塞写道，日本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任何国家都无以伦比的经济腾飞的基础，那就是民众对“长辈”的尊重和服从，对天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