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买什么东西、用什么用品等等。美国人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制定的法律感到特别不可思议。在美国，自尊始终是与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反对一成不变的法律法规是美国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得知在日本的德川时代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一种洋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给他的小孩买另外一种娃娃时，美国人感到特别震惊，觉得这几乎就是无法想象的。然而，在美国，虽然办事的规则不一样，但结果往往也是一样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如果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该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美国自尊自重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薪金收入。布娃娃的好坏只是由薪金收入的高低决定的，它并不是对我们道德价值观的亵渎。有钱的人理所当然地可以给孩子买高级布娃娃。而在日本，当一个人特有钱时人们就会怀疑他的行为动机，人只有做和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才是安全的。即使在今天，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人们只有在遵守现有的等级制规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自尊。美国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Tocqueville）就在自己书的引著中指出了这点。虽然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平等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他仍然只对贵族生活情有独钟。他说：虽然美国有很多它特有的美德，但他却缺乏真正的尊严。所谓真正的尊严就在于搞清自己的身份，不卑不亢。上至王子，下至农夫，皆应如此。”阶级差别本身并不是不体面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托克维尔是能够理解日本人的。
今天，人们在对各种文化进行了客观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同的人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尊严”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像人们如何来定义屈辱一样。有些美国人叫嚷道：“只有日本也推行这种美国式的平等原则，日本人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尊。”如果真如这些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他们确实希望日本是一个自尊的日本，那么首先他们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日本人的自尊的基础。和托克维尔一样，我们也认识到以前的那种贵族制度的“真正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逝。我们相信，另外一种不同的更加优越的尊严正在慢慢形成并最终取而代之。今天的日本也将如此，它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它的自尊。而且，它也只能在它自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别人的基础上重建自己的自尊。只有这样，它才能获得提升。
“对名分的情义”，除了要求每个人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外，它还要求履行其他的义务。借款人在借钱时可以把自己“对名分的情义”抵押给债主。上辈人在借款时一般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没还清债他也不会真的受到公开羞辱，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的惯例。但是，在新年来临之际，借款人必须还清所有债务。否则他只能自杀，以此来“洗刷污名”。至今，仍有一些人会选择在除夕之夜自杀，以此来挽回自己的名誉。
在所有专业性的工作中都涉及到人们“对自身名誉的情义”。在特定情况下，当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他人责难时，日本人对“情义”的要求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的。比如，如果一个学校里失了大火，然后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就会集体引咎自尽。其实他们对火灾毫无责任，只是因为火灾使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受损。还有一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被活活地烧死。他们的死，证明他们是多么珍视“名誉的情义”、证明了他们对天皇是多么的“忠诚”。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是说，有些人在一些非常庄严的场合，如宣读天皇诏书、或是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因为一时口结而偶有读错，最后竟要以自杀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的统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而误把自己的小孩也起名为“裕仁”。由于这是当今天皇的御名，在日本必须避讳，因而最后他只能杀死自己的儿子并自杀，以此谢罪。
在日本，一个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名誉的“情义”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这种严格却不一定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要保持技术水平上的先进性。教师会说：“为了保全教师的名誉，我不能对我的学生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老师不知道青蛙属于哪类动物，他也必须装作知道。即使一个英语老师他自己本身也只学了几年的基础英语，他也不能容忍别人来订正他的错误。对“教师名誉的情义”指的正是这种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自我防御性。商人也是这样。对“商人名誉的情义”就是说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公司的资金运转不良，也不能向外界宣布公司的某项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出于“情义”的考虑也不能承认自己某项外交方针的失败。这种在专业工作上对“名誉情义”的尊重实际上是把一个人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任何对某人行为或能力的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第五部分第40节：洗刷罪名（3）
日本人这种对别人指责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能的反应，在美国也在日复一日地重复上演着。比如有些人一听到诽谤就会气得发狂。但是美国人却很少会像日本人那样对自己的职业高度防御。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青蛙是属于哪种种属的动物，他会觉得老实承认自己的无知要比硬装自己知道好得多，虽然在刚开始他也很可能想掩饰自己的无知。如果商人们对自己的设计方针不怎么满意，他会考虑再进行另外一种新的方针。他不会固执地认为，要保持自己自尊就必须坚持自己的一贯作法，而一旦承认自己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休。然而，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被大家普遍接受的礼节，不在太多的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是一种智慧。
特别当一个人与他人竞争失败时，他对这件事就会特别敏感。比如，面试时录用了其他的应聘者，或者自己在激烈的竞争考试中被淘汰了，这时失败者就会对这种失败特别在意，觉得自己因此而“蒙受了羞辱”。虽然这种羞耻有时会演变成催人前进的动力，但更多情况下失败者会感到非常沮丧。他要么丧失自信、忧郁不振；要么咆然大怒，或者兼而有之。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受到了挫败，一切都是没用的。因而对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竞争在日本并不会发挥像在美国那样积极的作用。在美国，人们都把竞争看做是一件好事，对它的作用也深信不疑。心理实验的结果也证明竞争可以督促人们更出色地完成工作。有压力才会有动力，自己一个人被动地去完成一件工作时，效果当然是没有在一种竞争的状态下好的。然而，在日本，这种心理测验的结果却正好相反。特别是当人们告别了少年期，这种结果就更加明显，因为儿时的日本人多半把竞争看作是一个游戏，对它并不怎么在意。而对青年和成年人来说，一有竞争他们就会有压力，工作效率就会自然而然地降低。人们单独工作时，由于很少犯错误，因而速度也就相对提高，这个工作的进展就快。而一旦有了竞争对手，人们就容易分散注意力，因而也就容易犯错误，工作效率也就自然地下降了。如果对日本人说最后衡量工作业绩的标准纵向地与他自己以前的成绩比，那么日本人一定会尽力发挥他的最佳状态；而如果对日本说最后衡量的标准是横向地与其他的竞争对手比，那么他们就会马上慌了阵脚，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几位实验者对日本人这种竞争状态下的不良表现的原因作了认真的分析。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如果在做一件事时存在竞争，那么做事的人就会担心失败，因而精力不能集中，工作业绩自然也受到影响。在竞争状态下，人们往往对对手异常敏感，觉得自己正处于一种被侵犯的状态，因而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处理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上，因而不能专心地工作。①
在接受测验的学生中，大多数人因担心失败可能带来的蒙羞而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如教师、商人们重视自己“名分的情义”一样，学生们对他们“名誉的情义”也看得很重。在学生组竞赛中输的一队会尽快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摆脱这种耻辱感。赛艇运动员会一下子扑在船上嚎嚎大哭；输了的垒球队员也会聚在一起失声痛哭。在美国，我们会说这帮家伙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美国人比较绅士的礼节是承认更强的一方会取得胜利，然后向胜利者伸手致意。虽然人们都不愿意自己在比赛中输掉，但人们更看不起那种因失败而情绪冲动、大哭大闹的人。
因而，日本人常常会想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的竞争。日本的小学中几乎不存在什么竞争，这是美国人根本无法想象的。教师的天职只是帮助每一个小孩在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而不能拿一个学生和另外一个学生做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制或重读制，一年入学的儿童都在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他们平时在学校的表现，而不是他们的学业成绩。在小学升中学时，会对每个小孩进行一场入学考试，这时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每个老师在得知自己的学生中有没通过考试之初都曾有过企图自杀的念头。
在日本人的整个日常生活中到处都体现着这种尽量避免直接竞争思想的。日本文化中的“恩”不允许有太多的竞争的余地，而美国人生活的宗旨就是在竞争中追求卓越。日本的等级制度繁琐复杂，这样就把直接的竞争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