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一些日日在曼哈顿岛上班的职员，也真的想不到其实他们中大多数人都吃过抗忧郁的标准药物——百忧解。小镇外面的9号公路上，有灰狗东站，候车室里贴着一则找孩子的告示：5月在这里丢了一个小女孩，4岁。上面有她的照片，长长的金发，笑着。还有一个告示，说孩子丢了他的布熊，晚上睡不着，想找回他的小熊。
小镇上的生活太静了，于是我总是到那家惟一的咖啡店里去写我的书。从前在德国，我曾希望过，要在咖啡馆里写一部长篇小说。现在我在美国做到了这一点，我写了《纽约假日》的大纲。可这里的欣欣向荣和勤勉开朗，总是让我想起学校的学生中心里的咖啡角，也让我想到美国清教徒背景的教堂。这里不是我的城市、博物馆、咖啡室，远远不是。理想的实现常常就是这样，你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可已经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这小咖啡店明亮的玻璃，干净的桌面，墙上的风光照片又大又精美，没有欧洲咖啡馆里那种精致的念旧与繁花似锦的随意，以及那种节制的没落。欧洲的咖啡馆，美国人可以说它们是贵族小寡妇，可美国小镇的咖啡馆，欧洲人可以说它们是乡下大胖姑娘。
咖啡店里的人也不习惯有人那么长时间地坐在角落里写东西，那个热情的女主人常常会特意送一小碟店里新烘出来的蛋糕给我，她把蛋糕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零星的蛋糕块就再切小了，用个从中国进口的小竹篮子装上，放在柜台上，客人可以在买整块的蛋糕前先尝尝味道。她以为我是和家里人怄气才出来躲清静的家庭妇女，一心想安抚我，让我可以感到人间温情，然后回家去。
小镇上很安静，那些白色的美国平房，用一块绿色的草地和路隔开，门上挂着花环，有的是干了的金黄玉米和通红辣椒。有的人家万灵节的南瓜还没有从台阶上拿走，有的人家，已经把房子用圣诞的彩灯团团地围好了，一到黄昏，家就在树枝子后面通体光明。花园外面的车道上亮着矮矮的灯，等待回来的车。那是典型的美国梦想，像农民梦想着秋天能有满仓白米一样朴实真切，不来深沉，也不来怪诞。
从我靠窗的桌子前能看到一家的门廊，那家住着一个很老的老人，连脸都缩起来了。他家早早地就在门廊上装好了灯，每天晚上，都有红有绿，闪得热闹。那个老人，穿着红黑方格子的衣服，无论多冷的晚上，都坐在门廊里看一闪一闪的灯。听说小镇上住着不少老人，在可以挣钱的大城市拼打了一辈子，等孩子都离开家了，自己也老得照顾不来自己的房子和院子了，就卖了房子，到小镇上租套房子享清福。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的老人。从前，过万灵节的时候，不少人家的台阶上摆一个穿好了衣服的稻草鬼吓人，好几次，我都以为他也是个稻草鬼。听说美国人的孩子一长大，就去找自己的生活了。不知道这老人的孩子如果从我的窗子上，看到了他爸爸的样子，心里是不是有一点难过。也许他们顾不得为父亲美国式的晚年而伤心，他们这些中年人正处在人生的战场上，而他们的孩子正在享受备受保护的完美的童年时代，他们的父母要管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心里对自我的良好感觉，而且要冒着进监狱的危险，才敢开口骂他们。
那时候，我也想起我自己的爸爸，也是那么远，想他喜欢什么，就马上去为他买，想在中国新年回家的情形，想我爸爸身上的那一股特别的气味——老式剃须水的气味，不像现在男人用的那样香。也想我的妈妈，在冬天是不是早早上床了，把头发用发网罩住，我小时候，她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打是亲，骂是爱”。不相干的人，谁稀罕真正骂你呢？
街对面的礼物店是三个女人合伙开的，与我坐的咖啡店门对着门。里面卖在美国生活中用得上的家常礼物，扎着金色蝴蝶结的软软的小布白兔可以给女儿，画了好多桃色郁金香的贺卡写明了是送给丈夫的，当杯垫的瓷砖上，烧了一个手绘的黄色大梨子，以及漂亮的门垫，上面写着“Home，SweetHome”。还有新鲜的咖啡豆，现买现磨，满屋子的香。在屋子的尽头，还有一个小小的吧，可以马上烧了喝，盘子里有切成小块小块的蛋糕，伴咖啡，那是她们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她们是在下午会烤些家制小甜饼等孩子们放学回家的主妇。一天天地，在冬天到来的时候，她们在自己的店堂里轻轻放着圣诞音乐。在那里走上一圈，会觉得美国人真的全是生活在模范家庭里，怎么也想不到还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是落单的，更不用说通奸这样的事。
有时候在我的桌前写到一半，就听到火车在经过小镇时发出的汽笛声，我想起来，在上海电台做节目的时候，有一次用的背景音乐，是美国铁路上的声音。那时，我不知道我会在后来，坐在小镇咖啡馆的白色格子窗前，静听那火车的声音。我写的那个上海女孩子，到美国留学，不喜欢小镇的生活，因为它们的简单和单调，不符合她在上海培养起来的令人意乱神迷的美国梦想。于是在夏天，她从中西部的大学，来到了纽约城，来找她策划好了的爱情。比起小镇上的美国女子，她才是真正不安于室的。
有时，写书写腻了，就写一些从礼物店里买的明信片回家去。写好了，就去邮局寄，那个脸红红的邮差总是大声地问：“你好吗？”
我说：“好啊。”
他说：“很好。”
我说：“你好吗？”
他说：“忙啊，忙啊。”
他看着我的信，说：“是寄到中国去的啊，好长的路。”
他是邮局里的人，所以才知道中国不是缅因州的一个什么小镇的名字，而是外国。听说有个纽约的出租车司机不知道巴黎在哪里，气得从巴黎来的记者暴跳如雷。他对我说了那样的感慨，简直让我在付国际邮费的时候，格外地心甘情愿。
冬天的时候，4点就开始天黑了。天上开始出现蓝色的星星，我想起来从前我英文课本里的一句话：“星星像冻在了天上。”
沿路上，看到房子里亮起了灯，照在了里面窗子前的圣诞树上。亮灯的人家，是在厨房里，我想那是主妇在做晚餐了。在别人家的台阶上。我看到了亮着的胡桃夹子灯。那些在暮色中闪闪烁烁的，是圣诞节的装饰。灯光闪烁，我走着回去，感到头发冻得像冰一样凉。
维也纳：施瓦茨伯格咖啡馆
这是家在维也纳繁花似锦的环道上的老咖啡馆，褐色的桌椅，褐色的护壁板，加上屋子里经年留下的土耳其咖啡的苦香，维也纳蛋糕的烘香，男人留下的古巴雪茄的膻香，女人留下的巴黎香水的暖香，让人一进去，就心里一沉，然后就多愁善感起来。有时候，桌间有人夹着一把小提琴拉波西米亚曲子，带着老欧洲的那种微微的矫情，细细的小提琴声揉着弦，揉着，让人想到黑发上插了一圈百合花的茜茜皇后，然后，雨果的珂赛特，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奥斯丁的乡村爱情故事，白郎宁夫人的十四行诗，拜伦的威尼斯诗歌，排着队伍从咖啡馆的深处、那些阴沉的冬季下午的暗影里走过来。
这就是欧洲的老咖啡馆给人的感觉，像是古董铺子一样。
听说，这家店，是维也纳上百年的老店了，像活着的咖啡历史，上了维也纳的旅游明信片。从前，咖啡从土耳其传到欧洲旧大陆，第一个被接受的城市，就是维也纳。
以后，咖啡成了欧洲的象征，说起欧洲来，就能闻到那种要是加了糖，在苦香里会有种微轻的酸气的芳香。
到了意大利，有了上面浮着一层奶沫的卡布基诺；到了法国，有了用大碗喝的牛奶咖啡；到了西班牙，有了加烈酒的浓咖啡；到了瑞士，有了不用烧，像糖一样即冲即饮的速溶咖啡。
当它们到了上海，几乎成了一种时髦。
随着来上海淘金的外国人，在沿江的街道上开出了最初一批咖啡馆，老上海人那时将它称为咳嗽药水。可这样的天真很快过去，为外国人做事的中国人勉力喝着那激烈的饮料，然后习惯了它的让人头晕的香气。
80年代初，去看朋友带着红标签的雀巢咖啡的方玻璃瓶，是最体面的礼物。那时家里放一只玻璃装饰橱，要是咖啡喝完了，也常常要把那深咖啡色的玻璃瓶继续放在那里，那是为了保留家中有咖啡的情调，而且是外国来的咖啡，也许里面放的是当时在上海食品二店里买来的云南咖啡。
90年代，上海咖啡馆里的菜单上开始在“咖啡”这一栏里，分出爱尔兰咖啡、意大利咖啡、日本鲜奶油咖啡、法国皇家咖啡，热咖啡和冰咖啡，还有卡布基诺。台湾人开出来的咖啡馆更加仿欧，也有蒙着深绿椅背的褐色圈椅，在卡布基诺上撒了些月桂粉，还隆重地送一小枝月桂条子代替勺子。只是一杯卡布基诺的价钱是意大利本土的五倍，而且上海绝少看到有人倚在吧台外面，匆匆说一声：“两杯卡布基诺，一个甜面圈。”吃了就走，赶去上班。这是上海早点店里卖大饼油条豆浆的情形，在上海，喝卡布基诺是隆重得多的仪式。
在咖啡馆里坐着，能够看到这个城市的风格，我觉得。
靠窗坐有一个美人，鲜红的嘴唇，十指尖尖地捧着一张报纸在看。而上海咖啡馆里的小姐们，那一季嘴上的流行是褐色，像犯病的哮喘病人缺氧时的颜色。
实在的，咖啡也与所有的东西一样，传着传着，就走了样，在南为橘，在北为枳。
我心中永远的幽秘之所——天真庵臼子间咖啡屋
我心中永远的幽秘之所——天真庵臼子间咖啡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