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要做一点校正，剔除其中不属于关系、根本不能办事的人，譬如孩童和老人，以及那些凑热闹的间接关系——譬如“关系的关系”、“亲戚的朋友”、“熟人的熟人”，这部分来宾与新人并不熟悉，将来不能直接互助，依赖别人介绍。依闽南习俗，喜筵以父母名义操办，是“某府喜筵”而非“某人喜筵”，这是一种家族主义文化，是家族里的大喜事，部分宾客属于父母朋友或其他亲戚熟人。剔除这部分人后，剩下来基本上是新郎官个人关系。对普通市民而言，这部分人平均大约在200人左右。
换言之，个人关系网的平均规模大约是200人。这个半定量数值虽不精确，但勾勒了关系网的大致规模，决定了关系网作为一种组织体制在制度上的前景，最终制约了关系网不可能成为一种开放社会。通俗说，搞关系搞不出现代化，因为它才运作了200人，这是关系社会的天限，尽管改革开放初期关系网大有用武之地，但它必然会被现代制度代替。以200熟人为中心，经过人际传播的层层传递、引荐，重新配置资源与合作，最大也就能涵盖数十万人的规模。关系网繁荣兴盛之地，总是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或城镇。50万人口这个约数与200人平均关系网有内在联系。在中小城镇，关系经过介绍人三传两递，就可以通达本城任意角落。常听人说：“咱们这地方真小，说起来都是熟人。”相反在1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不可能找着这种“遍地熟人”的感觉，茫茫人海偶然遇着一位旧识，直可比古人“他乡遇故知”，其欣喜丝毫不逊色。在大城市，尤其对于大城市的新移民，因为熟人太稀少，托关系的难度也增加了，这个格局抑制了作为城市主体的新移民们利用关系网的活动。譬如北京和上海，新移民最难搞关系谋取特权。
通俗说，城市越小，关系越好搞；越大，越难搞。关系运作难度与社区规模呈反比。
关系传递：寻觅熟人的熟人
过去几十年来，经常发生如此这般凡人小事。你办一件事情，遇到难度便要托人，如果自己的熟人当中无人胜任，就要委托熟人再寻找关系，然后前赴后继，一直请客送礼推动下去。譬如，早年出国办护照不容易，你跟出入境管理处不熟，便可能找公安局其他部门的朋友：“最近要出国办事，你跟出入境管理处熟不熟？”如果熟，这事交给他去办，事后你负责答谢。这就是关系网默认的社会规则。申领护照本来是你的权利，但是改革开放初期，诸多法律制度尚未建立完全，公共制度的交易费用高得惊人，于是个人保障权利不光靠法律，也靠关系。直接关系不行，就靠间接关系。老江湖道：“有关系要上，没有关系创造关系也要上”。这不是俏皮话，而是江湖的真谛。
在中小城市生活，市民都需要托关系，极少例外。这些托关系情形，又可分成两类：一类在自己的熟人小关系圈内就可办成；另一类直接托熟人还办不了，须请求熟人转托他们的关系才可办成。将事情通过熟人转托他们熟人的过程，这里称作“关系传递”。前面说过，普通人的关系网规模一般在200人左右，且因职业、家居等原因集中在职业、居地的周围。譬如，教师的关系网多集中在教育界，艺人的关系网多集中在娱乐圈，警察的关系网的多半在公、检、法，东城区居民在东城认识人多……这是由生活圈子及其“面对面”交往性质决定的。与此相反，现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恰恰是突破狭小群体，实现更大范围的生存合作，什么都讲究一个“大”字，大经济、大合作、大循环、全球村。在哲学上，读者可以将关系网的发明和诞生理解为全球现代化的一条岔路。现代制度、关系网制度都诉求突破传统家族，扩大社会合作。开放社会和现代宪政制度是一个世界通解，关系网是一个儒教特解，由儒教家族主义制度蜕变出的特解。这是关系网的特征，对家族视野而言，它是外向型的，是努力超越家族的。为什么拉关系？就因为家族帮不了忙。希冀通过关系网承办的事务首先是外向的，全方位的，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幼儿入托涉及幼教，子女读书涉及教育界，购房涉及地产和家装行业，看戏涉及文化界，看病要有医院熟人，买便宜货跟商家打交道，出国跟公安局联系，开店办厂要工商税务有人照应，开发房地产要跟规划局、土地局打交道。一个普通人不可能认识如此多的熟人，如果正统渠道走不通，就只有托人。
两相对比，问题就来了。
一个人认识的人有限，而要办的事情无限。所办事务，如果恰好能在熟人中解决，便属万幸；如果熟人解决不了，只好再托人，求助于“关系的关系”，请“熟人的熟人”帮忙解决。从社会学说，这个间接方法等于将一个人关系网带入另一人的关系网，为了一个临时目标，暂时并网运作。此时，假若还解决不了，那就再转托一次，委托“关系的关系的关系”，循环往复以至更多……将大量人员牵连进来产生链式的社会合作模式。在合作中，凸显一种链式人际关系：A→B→C→D……你传我，我传他，正是关系网突破了家族窠臼，扩大了人们交往的空间。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家族主义文化，从“薪火相传”价值观到“宗法”制度，再到经济生产组织，都离不开家族二字。至现代以后，生活格局改变了，国际环境开放了，传统家族生活解体了，唯有家族主义文化延迟落后。在此背景下，出于家族胜于家族的关系文化应运而生，适时地扩展了国人交往的范围，大幅度增进了社会交换。换言之，国人不依靠西方式的契约和法律，而依靠旧式人际关系的反复传递，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以达到个人扩展交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关系网和关系社会在中国必然会发生，而且会长期延续下去。
关系传递突破个人熟人的局限，使原本不容易办成的事变得可以办成。这种功能把传递链上所有人的小关系网串联起来，变成一张硕大的网——复合关系网，产生组织人数上的“规模效应”，使得小关系网望尘莫及。关系网有能力与当代法治相抗衡，譬如“递条子”、“打招呼”通达法院和检察院，死刑能跑成死缓，无期能跑成有期，就因为它在小城市组织的人群规模和累积的权力，与宪政和行政程序等量齐观，形成一个对峙的局面，形成一个“体制外”运行的惯例制度。关系网最大的江湖属性即在于此。
打折扣，传递加速衰减
我们看一个典型例子：
甲受他人委托办一件事，请乙帮忙。乙通常要问：“他同你什么
关系？”
甲的回答通常有两种：（1）“他是我很好的朋友。请将这件事当做我的事来办”。（2）“他同我一般关系。能办就尽量办，办不了就
算啦”。
此处看到，不同关系享受不同待遇，关系传递在传递过程中可能被打折扣。
作者跟踪大量实例，发现如下规律：
经熟人介绍，委托间接的熟人办事，效率和成功概率都比直接熟人办事降低，不论具体路经和情景，只要不请客送礼，大势必呈衰减。
如果再辗转二三道，关系被转托两次以上，几乎只剩下情面上的应付和敷衍，办事效率极低，实际上经常办不成事。关系在传递过程中，它的动力逐渐减弱，办事效率和成功概率呈加速衰减趋势，此处称之“传递加速衰减”。“加速”是指衰减趋势呈几何级数，越衰越快，而不止数学级数的均匀衰减。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金钱礼物作推助剂。没有金钱的传递，称自然传递。
假使一切用金钱作推助，凡事靠利益驱动，经关系转托达到的程度几乎无限，转托的次数也无限。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是，这涉及到一种制度下交易费用问题，假如交易费用大到超过事务价值本身，这样的行为是无价值的，不能凡事都靠金钱开路。金钱开路，仅限于吃小亏占大便宜，譬如行贿。以市井头脑的精明计算而言，除非特别重大事项，没有人请客送礼会不计成本，成本不能大于办事的价值。除了政客和商人，老百姓要办的事都是日常生活小事。既然要计较成本，托人办事打折扣便是大趋势。市井生活的期望值，总是以收益来确定成本，决不做亏本生意。收益固定，所以成本最好也固定，托N次最好跟托一次开支差不多，因为事情还是那件事情，它的价值不变。所以，在没有或者有限利益驱动下，关系的自然传递呈现一种渐次衰减规律。所谓“没有利益驱动”，即纯粹基于人情关怀，纯属情面作用的关系越传越弱，辗转多次后跟没委托一样，几乎办不成事。不可能转托一百人后还能办事。不论如何长袖善舞，都需承认关系是有限的，长袖之长，终有鞭长莫及之时。
为什么衰减？
属于直接关系的两人处在义务压力状态，当甲求乙办事，乙不能直截了当地拒绝。这是习俗，是一种惯例制度，即便不情愿也要勉力为之。习俗压力被表述为碍于情面。但是，当丙帮助乙的朋友甲——丙并不认识甲——办事时，这种义务状态立时松绑，由“义不容辞”变成一个问号：“那人跟你什么关系？”潜台词说：你的事情麻烦我尚可；别人的事也来麻烦我，那得看方便了。
这个问题很重要。此时，乙已经基本松绑，原本由关系网惯例制度赋予的压力此时步入悬疑区。如果甲与乙关系密切，丙愿意承担的义务就多一些，办事卖力点；如果甲与乙不那么密切，丙就择顺水推舟态度，方便就做“顺手人情”，不方便就不了了之。
这个问号显出一种微妙意味：关系被传递到第三人后，第三人的动力取决于第一、二人的亲疏。前二人关系亲密，第三人就积极；前二人关系一般或疏远，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