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多得，特别适合于观察一个新型关系社会如何兴起。
20世纪80年代深圳建市，人口规模特别小，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之间没有渊源瓜葛，是典型的新移民城市。那时，深圳很有现代社会气息。人们找工作、办事情，多半靠自己的本事，依赖公共程序。然而好景不长，深圳毕竟是中国人的深圳，各地人群聚集多了，即开始各自扎堆，相互之间拉起山头，形成了地缘体系——“东北帮”、“湖北帮”、“湖南帮”、“潮汕帮”、“梅县帮”等等。这些民间地缘势力形成后，开始参与控制城市的组织体系。城市关系网形成后，想在深圳闯荡，光凭本事就不行了，要懂得利用关系资源，否则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大约在深圳建市十年以后，深圳社会的关系网及运作平台初步形成，托熟人办事的风气开始兴起。连一些小事，譬如过罗湖海关，都可以开后门。20世纪80年代罗湖一地特点，每逢节假日海关人山人海，排队过关需要几个钟头，十分辛苦。如果有路子，托海关、边防的熟人直接带到联检大楼二楼，就可以轻轻松松插进排队行列，直接办手续。众目睽睽，那些老实排队的香港同胞们，实在敢怒不敢言。
过去十几年，深圳的关系网从无到有，进而兴盛。这个例子彰显了中国社会的特性：只要有中国人，就有关系网。关系网作为近代泛江湖化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存在于中国人灵魂深处，是江湖习俗沉积的心理结构。
厦门
厦门是一个范例，彰显与深圳相反的情形。
深圳显示了在一张白纸上，关系网如何发育，如何枝繁叶茂。而厦门，原本即是一座海滨小城，关系网早就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前，它就是一个小型关系社会。十几年改革开放，将她从人口仅30余万的传统封闭小城，变成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型开放城市。
厦门原本是个很不“正规”的城市。二十年以前，厦门是中国城市中最能搞关系、开后门的城市之一。1979年，厦门只有三路公共汽车，从业人员很少。一次一位仁兄坐车，他上车就开始与司机、售票员聊天，下车打个招呼就走了，也不买票。下车进电影院，也是只跟检票员打声招呼，扬长而入。你问：“为什么不买票？”他答：“都是同学或相识的，您若买票，他们会笑你！”
这样童话般的经历，在今天厦门很难寻觅。但是，在更小型的城市里还是可能遇到，譬如，在厦门附近的同安、龙海，晋江、石狮、南安、安溪，遇着朋友开客车，蹭车也不算奇遇。
当然不是说小城市完全没有现代社会的宪政程序，没有市场经济，只是说，在小城市里，依托权力、利益的关系网，以及相关的惯例制度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些城市闯荡，特别是想做点大事，光跑政府部门不懂得搞关系，必然四处碰壁。
不同城市的关系生态（二）
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目前，中国城市人口90％集中在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镇，只有10％居住在大中型城市。简言之，中国城里人多是小城人，也就是最适宜关系网生长环境的居民。
“关系社会”的特征就是不通过任何公共程序，仅仅通过熟人就可以直达目的。譬如，某地机动车辆年检时，可通过朋友将行驶证拿去盖印，而无需到车管所排队，更无需开车去真检验。结婚婚检，也不需要真体检，拿上表格找熟人盖戳即可。类似例子决不限于车检和体检，而是涵盖所有权力领域和商业领域。关系社会盛行的城市有两套运作系统：一个公共系统（宪政和市场），一个关系网系统。有关系的走后门，没关系的走“前门”。这是数百年历史积聚的传统。不怪谁，这是一种惯例制度，中国人生存博弈的结果。
在上海这类特大型城市，仅城区人口就近1000万，几乎没有听到人敢称其为“关系社会”，尽管上海也有不乏会搞关系的能人，但是这样的能人凤毛麟角。大部分百姓行为都中规中矩，遵纪守法，所以关系网未泛滥成“社会”。有些生意人声称，尽管自己不喜欢上海人性格，但最喜欢和上海人做生意，因为他们做事按部就班，讲程序守规矩。俯览上海，不靠程序而靠关系“捣糨糊”的能人不足1％。然而与此相反，在其他典型的关系网生态城市，依托关系网生存的市民不低于50％，生活大小事宜一应依赖“关系”，连买一根葱都可以讨便宜。
为什么形成这种差异呢？
背后原因复杂，但是城市生态是关键，而城市生态的第一要素是人口。关系网最怕人口多，它的整合力天然不足，最佳人口规模当属20万以下，最好不超过50万，一旦城市人口超过100万，纵然长袖善舞也鞭长莫及。这是关系社会的天限，关系网必须在适当人口生态中发育。
由社区、行业、私交、裙带诸种关系网编织而成的关系社会，遍及依赖关系营生的本地人群。由于关系传递衰减规律的制约，任何关系生态圈生长的规模都有限，不可能无限滋长，不可能通达全省全国。在自然条件下，关系的传递呈一种阻尼性衰减，像地上滑出去的石头，越走越慢。这决定了关系社会必然是一个封闭社会，最终有一个尽头。论规模，它比宗族村落大，但比现代社会小。现代社会的规模在理论上是无限的，能够达到地球村。而“关系村”，顶多一座小城。
作者通过比较南方沿海中小城市，以观察、数学估算和推测相互印证，认为50万人口是关系网规模一道上限。亦即，50万人口以下城镇容易被关系网制度征服，50万以上人口城市只能部分被关系网统治。
前面我们说过，关系每传递一次，办事成功概率衰减一半。传递三次后，效率低于10％，关系网机器就近乎不能转动。于是，我们就依三次的假设来估算上限。
假设甲是第1人，第2人乙替甲平均办事效率为100％，第3人丙替甲办事只有50％；依此，第4人丁的效率是（50％）2=25％，第5人戊的效率为（50％）3=12。5％。这个数值已经接近10％，也就是关系机器接近停滞，俗说称其“多半不可能”、“可能性很小”。除非是救命之急，或非干不可的大事，否则人们不会选择只有1/8成功率的关系路径，宁可更换路径，改弦更张。
初步结论是：关系网内的传递平均次数约为三次，从甲至丁为止。
现在我们来估算在自然传递状态下，关系社会的规模极限。
实际估算过程只需要考虑二种因素：
①效率的加速衰减；②关系网重叠部分的剔除。
因为第2人认识的熟人中，也有相当部分是第1人认识的，因此不能认为二人的关系网延展总人数，就是甲乙二人熟人数乘积，而应该扣除部分重叠因素。根据作者对福建南部城市一般的观察和估计，更新系数大约70％，亦即重叠系数大约30％。也就是说，平均七成朋友是独自的，三成是共有的，是要剔除的“交集”。
估算过程如下：
设定私人关系网平均人数200人；设定本人甲传递第2人乙的效率为100％。
甲（第1人）托乙：传递效率100％，可传递范围200×100％=200（人）。
乙托丙：效率50％，相对于甲的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
200×50％×70％=70（人）。直观地说，丙本来认识200人，扣除乙也认识的，再扣除动力衰减因素，丙的新关系资源只有70人。而不是想象中的200人。
丙托丁：效率25％，更新系数70％，可传递范围200×25％×70％=35（人）。也直观地说，丁本来认识200人，因为是甲的事情，精气神儿只剩25％，还有少量与丙的关系重叠，最终只有35人的新资源。
三数相乘：200×70×35=490000（人）。
也就是说，关系网生态系统的极限，理论上可以达到50万人左右，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这既是基于一部分假设的估计值，也符合我们对中国城市的观察结论。
换言之，在一个人口少于50万的城市（或者社区）之内，通过关系传递所营造的关系网可通达社区每一角落，形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关系社会”，这也是我们实地比较不同城市后的结论。置身此种地方，人们有一种感觉，“说起来大家都是熟人”，你的二婶是我大嫂的姐姐，你的同学的哥哥是我的表弟，你的熟人也是我的熟人。身在小城，熟人遍地开花，这种感觉甚为明显。
如果城区规模超过50万人口，则纯靠关系链条来联系新人，就会产生困难。城市越大就越困难，越不容易靠关系保障日常生活。随着城市人口规模增大，关系网逐渐淡出主流社会，蜗居城市一隅低调运作，同时宪政制度和现代公共体系逐渐占上风。
在中小型城市或城镇，关系网是一种主要组织模式和惯例制度，这是中国社会高度江湖化的重要表现。在中国不同地域，关系现象兴盛程度不同，产生的特权和社会分配不公程度各不同。
即使是大部分认为自己吃亏的底层平民，事实上默认了关系网这种中国近代移民阶级创生的惯例制度。因为，在宪政制度功能不健全的共同体里生活，关系网是共同体居民首先可以依赖的互助体系和保障体系。
尤其在20万以下人口的小城市，居民出门满街都是熟人，习惯上倾向于靠熟人办事。在这样的小城市，推行现代法治和市政程序非常困难。以司法诉讼为例，原告、被告、法官和律师之间都是熟人，背后渊源瓜葛一言难尽，难免有内幕交易。
小城市虽然不代表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但是代表了中国90％以上的城市人口，因而是中国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
不过，当城区人口增长至约50万左右，这时人口规模已接近关系网整合力的极限。此时，城市市民会自发产生宪政秩序的需求，对“正规办事”的呼吁就具有真正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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