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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的启动在讲义气，朋友之间尤其如此。情义既付出，即便主人不要求回报，制度规则上也要求对方回报。既回报，便要基本对等。财物归财物，情义归情义，两路各走。若大家只专注钱财，帮助者、受惠者都对财物锱铢必较都等于一笔勾销人情背后应有的情义。往更高层次说，帮助者吃亏，是对帮助者情义的不尊重，被对方或自己践踏了。
4．人情只存于二人之间，无关群体和公共现象
两人间的事才算人情，若离开两人关系，一旦涉及团体或公共社会，利益问题就不是人情问题而是经济体制问题，是社会合作和分配问题。人情与私人关系网相互依存，二者共济组成一组组以各自为中心的交叉群落。人情是二人关系通过利益传递结成关系网的机制，同时也是虚拟的价值载体。
5．凡讲人情必有交换
民间社会交换合作需求是人情的根基，人情不过是社会交换大系统之一环节。所有人情运作都存在双向互动：假设在某个方向上（甲→乙）出现一次人情，那么必然在相反方向（乙→甲）隔一个时间差，产生一个相反人情来履行义务，类似牛顿第三定律之“大小相若、方向相反”。这是人情的互动性。人情往来遵循“来而无往非礼也”规矩，其中包含自然辩证法。一人“送人情”，就这事情本身，意味着对方开始“欠人情”，二者是同时发生的。“欠人情”，就要“还人情”。依规则，“还”还要过量（孔圣人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理当所还超过所欠，于是导致效果倒置，反过来对方欠自己人情。如此欠还相生，纠缠不清，就保证了人际关系越绑越紧，维系持久和稳定，人情活水不断更新。
交换是人情运作的内在特征，但是人情交换与市场交易相比有根本不同。人情交换中，规则故意安排明显的时间差，不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以免“绝情”、“无情无义”。人情倒更像期货生意，订立与交易，买与卖，“送”与“还”之间要错开，让人情债务拖延一段时间。拖延本身比债务更重要，它是维系私人关系的制度因素。没有时间差，就没有人情制度。除了交易时间差，人情交换还不能像结算债务一样，欠一分钱还一分钱，这样也是“绝情”。这两个特征——时间差和不结算，故意回避“交易割清”，诉求私人关系维系与凝聚。交易割清，两人没有瓜葛，维系就不存在了。恰恰是不时反复倒置的人情债务成全了两人的团结。时间差和不结算是博弈生成的惯例制度，也是非人为的巧妙设计。如果没有这两条，人情就不成其为人情，而是买卖。
6．人情本身就是交换媒介
这种媒介不是物质，不是纸币不是硬币，而是由习俗规范和个人默认的虚拟价值，是一种心理评估值。它在于心，而不在物，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价格体系。它不像货币那样，有一张纸或一块金属承载面值，用制度保障其公信力。不同的是，对于每一次人情的大小分量，都要以二人价值观的公约数（共同部分）来评估，得到彼此相近的模糊值。两人估量不接近不要紧，这也是正常人情现象的一部分。合则聚，不合则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咫尺不相逢。人情以自然主义方式维系私人关系，毋须外力压迫。
说人情是交易媒介，因为它是交易的直接操作对象。看看常见的习语，譬如“买人情”、“卖人情”、“送人情”、“做人情”、“欠人情”、“还人情”……“人情”都作宾语，是被“做”的对象，是操作客体，等效于“买商品”、“卖商品”、“欠债”、“还债”种种说法中的商品或钱财。上面说“人情”是抽象制度，这里说它也是操作客体，即交易载体，这是一词两用，统称“人情”。人情尽管是虚拟、模糊的心理载体，但它承担交换活动的媒介功能，这种功能大体相当市场中的货币。市场交易行为——买卖、送货、提货、消费、欠账、赊账、还钱……最后要用货币结算，货币是市场交易的媒介和商品价值载体。与之相像，人情交换的内容形态也丰富多样，包括钱、物、恩惠、帮助、支援、服务、提携、解难、特权……这些差别可对应商品的种类差别。货币在公共市场交换中作媒介，人情在关系网的利益交换里作媒介。
人情作媒介，可产生关系网中价值的转换和流动，譬如，恩惠换礼物，服务换权力，权力换金钱。人情场（也就是关系网）也像大市场，个人各取所需，相互交换，人情充当中介，人情制度充当监控。
总之，要准确地理解人情的含义，须将以上六条对照辨析。人情是以中国江湖社会为背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利用惯例制度进行利益交换的媒介物。人情，也泛指相应的交易惯例。
追溯人情名称由来
翻阅史籍，发现今日所谓人情并非自古有之。相反，今天的人情概念很晚才出现，大抵是在清朝初年。唐宋以前，古人也说人情，但不是这个意思。用计算机检索史籍，发现明代以前“人情”，主要指民心、世情。
譬如，宋代小说《太平广记周穆王》：“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此处所谓“人情”乃人之常情，而非今日的人情债务，含义相去甚远。
又明代洪武元年所编《元史张起岩》：“起岩奋谓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诛此人，以杜奸谋，虑妨大计。’”此处“人情”则是民情、局势，与上述人之常“情”又不同。另外，《元史叛臣李鋋》：“至是，人情溃散，鋋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此处“人情”仍是人心、局势。还有《元史奸臣》：“翰林学士赵孟畹龋嘁晕廊俪跻圆聘匙匀危笔比饲椴桓以ち希奖鹩蟹绞酰梢栽鲆婀谩保室馔稀！对贰纷芄渤鱿帧叭饲椤绷危未蔚比诵摹⒕质平玻虢袢杖饲槲奚妗？
综合检索历朝文献，“人情”由古至今历有三变，分别以上古、中古、近代为界，前后各不相同。在魏晋之前，人情作人的感情解释。譬如，《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到了唐宋，人情又主要作民心、局势、世情来讲。到了清代，人情在民间社会主流话语中才被注入新含义——一种囊括了情义、社会地位和利益交易的载体。这个现象标志着一种特殊的交易制度逐渐形成，它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意义。人类各种文明都有类似的人情现象，但是人情作为一种系统的惯例制度，甚至当做民间社会运行的支柱，是中国近代独有的现象。
那么，近代以后的人情概念具体起源于何时？用计算机检索经典文献发现，现在流行的人情概念出自明朝中叶后的市井口语和白话文学，与官方规范语言无关。
先说官方规范语言文本。在以文言文、书面语体为基础的官方文献系统中，直到清朝、民国初年都没有类似的现代“人情”概念。清初顺治年间编修《明史》，全书有四十六篇出现过“人情”，都当人心、局势讲。甚至到民国初年，柯劭忞主编《清史稿》，在《志八十三文科武科》中依然有“王道本乎人情”说法，依然指民心、常情。可以肯定，这是“人情”的传统书面语含义，也就是中古史以前的含义。
再说民间文学。从口语白话文学的传统看，明朝出现大量白话小说，记录市井生活的流动状态，也就是移民生活方式。这批白话小说最早涌现了类似今日概念的“人情”，这里列举一二。元末明初作家施耐庵作《水浒传》，在第七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中写道，“薛霸道：你不要多说，和你分了罢。落得做人情，日后也有顾俺处。”这里“人情”完全是今天含义。不过，《水浒传》全书一百二十回，只在这一回出现“人情”，其他章节未出现，这一现象值得细细咀嚼。依该书题材，内容存在丰富的人情、利益互动，只讲一次“人情”反倒不相称。推测的可能性，便是那时人情观念刚刚处于萌芽状态，话语并不频繁。到明中后叶石玉昆著《三侠五义》，全书有三回讲到“人情”，勉强称得上正式运用了“人情”一词。譬如，第十五回《斩庞昱初试龙头铡 遇国母晚宿天齐庙》：“人在人情在，人亡两无交”，其谈论人情口气之自如，形同今日之酒桌应酬。
至清朝，小说资料反映“人情”进入日常生活主流。譬如，清初小说《儒林外史》大量出现“人情”说法，全书有五回说到人情。最典型者莫如第二十七回说到“份子钱”：“归姑爷也来行人情，出份子”，基本是今日凑份子习俗的雏形。凑份子习俗，当时就已成型。清朝中叶以后，人情就开始从市井渗透上层社会，譬如，曹雪芹著《红楼梦》第五十五回《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的做人情。’”又譬如，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很显然，类似今日的人情概念以及背后的惯例制度已进入上流社会，而不再局限江湖草民。
从文献史料的分析结果看，人情观念的萌芽、发展历程贯穿明清两朝，与江湖社会的兴起、成熟过程同步。究竟是人情生江湖，还是江湖生人情，作者无意断言二者的因果关系，但是二者在产生时间上的同步及高度的相关性是存在的。因此，推测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整合，江湖借用和吸收了人情惯例，而人情促成了江湖的成熟。人情惯例在时间上伴随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