邦自己的说辞。欲望，被隐藏在名义之后。
名实分离，乃是基于个人名分的面子制度之必然。在此情形之下，所有名义皆不可信，真相又不外露，遂有做人城府这一概念。在人与人之间，认知的过程，交流沟通的过程，甚至劳动合作的方式，如何由名义而事实，如何由形式而内容，如何由现象而本质，互动变得十分困难。
逢场作戏
阳货拜见孔子，孔子讨厌其为人避而不见。为不违于礼，孔子特意派人去打听，趁阳货不在家时，前往登门拜访，以所谓还礼。阳府门前，不期阳货办事返回，撞个正着，孔子十分尴尬。
圣人乃逢场作戏之蓝本，百世之后延及民间，至明清江湖时代趋于鼎盛。
“假人”、演戏与做假（二）
几千年后有一句经典俗语：“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个典型情景可见于许多戏剧，譬如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第四场《智斗》，典型地呈示了“双语义平面”挤压的夹心层：
唱腔
刁德一：这个女人不寻常……
阿庆嫂：刁德一有什么鬼心肠……
胡传魁：这小（呃）刁，一点面子都不讲……
阿庆嫂：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
对白
刁德一：哦，这么说新四军伤病员都走了？
阿庆嫂：都走了。你把个沙家浜里里外外搜个遍，也不见一个。
……
一段对白，合着一段唱腔，穿插进行，用以展示场面和里子的双面互动。正反两个对手，一个要将新四军伤病员问出来，一个要将真相搪塞去；中间一个胡司令，傻乎乎全未听懂，一个劲地责怪自己的参谋长不买账。对白絮絮叨叨，套话应付，唱腔则表白心机，相互暗中较劲。
撇开战争背景，这是一个江湖日常应酬、相互探底的典型范例，一个逢场作戏的蓝本。它之所以经典，源出于展示逢场作戏文化的精髓，而不仅囿于20世纪40年代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内涵。“智斗”之智，乃在于巧用面子，逢场作戏，在历来商战、政争中大量充斥。
范例是对共性的浓缩。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一个人，偶尔葫芦里卖一次药，偶尔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是总在卖药，总在装糊涂，老江湖们几乎变成开药店铺子的，货色千变万化。嘴里滔滔不绝说的尽是垃圾，心里藏着、掖着要害。只偶尔，露出一字一句，精义暗示给你听，既让你明白，又不让你认为是他说的——“我没说过，我啥时说过？”要的正是这种效果。生活中，若要学习阿庆嫂“听话听声，锣鼓听音”的真功夫，便要先在垃圾话语中，挖掘有价值的碎片。这是在中国做人、在中国近代文化中做人的艰深费力之处。《智斗》一场之成为经典，在于展示近代面子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展示逢场作戏的真谛，它因触动观众集体无意识而备受欢迎。
面子制度下的逢场作戏，与名实分离密不可分。若以资深程度比喻，名实分离是小学，逢场作戏是中学，弄虚作假是大学。专业都是江湖。
江湖逢场作戏，原本源于做面子和撑面子，即拉场子、捧场、做门面。明知自己或对方达不到面子高标准，故意伪装一个“高姿态”，赠对方一个高帽，以虚拟地迎合面子标准。于是，演戏应运而生。所谓演戏，包含的基本技术就是面子术语“做”、“撑”和“装”，就是假象制作。江湖人逢场作戏居多，油腔滑调居多。所以，江湖社会总弥漫着一种装腔作势氤氲，没有一定的智商，很难如鱼入水，畅游其中。
譬如，手机在中国就是一个很有江湖意味的道具。手机与江湖人有天作之合，只因江湖人骨子里属漂泊者，生活走来走去，行踪不定，手机正可派上用场。围绕手机，产生了许多逢场作戏的文化。譬如将手机倒扣于脸盆屏蔽信号，或者干脆开机状态下取下手机电池，既不显示关机，又不在服务区内，既可以躲避也不授人口实，令呼叫者无可奈何。手机来电，若是追债、求情、老婆查岗之类麻烦事，你不接听，随后必有麻烦。下次见面，情面如何过得去？所以，一定要逢场作戏，靠即兴发挥的假话缓冲紧张——东北人说“忽悠”，福州人说“满说”，上海人说“捣浆糊”。编一堆瞎话，撒些无关痛痒的谎——譬如忘带手机、正在开会云云。只要属追债、求情一类情景，对方也知道你撒谎，无奈之下也予以接受。不接受又怎样？无非大家反目。反而，你撒谎有利于保全他的面子，不是不尊重他，而是粗心和疏忽。若戳破真相岂不是拂他面子，大家下不来台？故而大家心照不宣，该追债的继续追，该求人的厚着脸皮求人，该躲的继续躲。就像一场战争，攻者继续攻，守方继续守，看谁坚持到最后。
大部分演戏带有程式性，像民间戏曲一般拥有相对固定的台词和脚本。中国人常说：“舞台小社会，人生大舞台！”做戏与做人一脉相承，这也是中国民间戏曲发达的社会基础。但凡某地逢场作戏文化繁荣，地方戏曲必根基深厚。从严格的逻辑关系上讲，前者未必是后者必要条件，却肯定是充分条件。逢场作戏文化促进了戏曲生活，提供了一种社会心理滋养。
晚清，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初到中国，惊诧于中国人的演戏本能无时不有无时不在。譬如，两人吵架，旁边分明无人，当中一人偏要转过身来，指着周围一个空地方，口中念念有词，大声叫道：“你，还有你，大家都听到了，这可是他说的！”仿佛周围真有证人存在，仿佛他不是自己，而是戏里某个角色，仿佛台下黑压压一片观众。①这种情景，现在渐渐稀少了，真正是改革开放消灭了这种性格。仅仅在三十年前，在作者少年时候，仍时常看到成年人如此装腔作势。
演戏的核心是程式，尤其是脚本和台词，这种程式与传统戏曲一脉相承。生活就是戏，戏就是生活。生活里演戏与戏里演戏，不可能断绝关系，面子文化与戏曲文化一样源远流长，甚至比戏曲艺术更久远，对戏曲艺术影响颇深。不管面子影响戏曲多些，还是戏曲影响面子多一些，二者相辅相成构成艺术社会学的互动是毫无疑义的。每当戏曲角儿一身行头上台，“哐切”甫一亮相，十足地有面子，台下叫好声一片，既为演员的做功喝彩，也为有面子的感觉称赞，那一瞬间浓缩了面子文化的精华，是面子痴迷的集中体现。
“亮相”和面子，都牵涉人的脸。究竟是“亮相”继承了面子，还是“亮相”启蒙了面子，只有戏曲史家才可考据。然而，二者共处一条演戏生态链，是面子文化不可分割的元素。演戏源于面子，面子源于名分，名分源于礼教。
生活演戏的脚本，源头来自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古人向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各种行为都有程式和脚本，不可随意篡改。儒教千年熏陶，遗存的不仅是仪节，同时还有形式主义的思维定势。儒教衰亡后，演戏的剧本不再囿于残存的儒教，也可以改作其他新教条。套话、官话、官样文章仍不绝于耳，内容与儒家没关系，譬如某某主义、某某精神，模式源于儒家。“文革”时代“批林批
孔”——已经开始批判儒家了，报刊社论仍是科举八股。换言之，以儒家的方式批判儒家，无非一场笑话。
逢场作戏的程式和脚本，不囿于儒家“三礼”，可以是任何时尚和主流规范。
中国最小的逢场作戏是寒暄。“寒暄”这个词，本身具有演戏意味。两个熟人街头偶遇，大抵会应酬，不像外国人见面“哈罗”一声完事，若是两个男人，还要掏出香烟，倚着墙角对吸，消磨功夫。寒暄即是应付，并无知心话。中国人很少在街头说知心话，大多是逢场作戏，事先编好了台词——好久不见/混得怎样/老人还好/孩子胖了/有空来玩/啥时聚聚……应酬的话语，都是陈词滥调，却不能不说。这是台词，是寒暄的礼节。这个仪节暗含一种表态，互相留个情面，认同这层关系。如果不再想留情面，不认同旧关系，寒暄就可省却。
中国的逢场作戏是面子制度的产物，面子制度相当于西方社会角色体制。可以说，面子是中国式的角色体系。世界上任何角色体制分裂后，都可能导致逢场作戏。中国面子敢称世界第一，若延伸到演戏，戏子精神未必敢称第一，只可称一流。论及此，美国社会不遑多让。此处将美国演戏做一借鉴，以比较文化的观点探求演戏的共性。
“假人”、演戏与做假（三）
美国人没有礼教，但是拥有强制性的价值规范——资本的专制和形式主义的个人主义，偏执的个人独立观和游戏式的两党政治。这些东西形成的游戏规则，个人不论认同与否，都要遵照执行，还要假装出热爱与执著。经历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年人去美国生活，能感受到类似的舆论专制，自由名义下的不自由感，以及权力的压迫感。价值规律的压力，是演戏的根源。
美国人，小到白领求职面试，大到总统竞选，都演戏。譬如就业指导书籍通常强调找工作要善于夸大其词，适当吹牛。按照一般规范，美国人求职默许吹嘘，可以适当夸大。一般先摸清公司底细，然后刻意装扮自己是公司急需人才，面试时表演一番。考官问：“会开车吗？”“当然！”“会打字吗？”“当然！”不妨先应承下来，然后现学。
吹牛是演戏的一种，即表演一个比自己更有能力的角色。环顾世界，几乎所有移民国家都或多或少流行吹牛性格，即演戏文化。吹牛是移民社会不可避免的传统。在中国，是混子；在美国，是牛仔；在日本，是浪人；在欧洲，是骑士。在中世纪农耕社会，人民定居一地，朝夕相处，知根知底，连隐私概念都不存在，更不用说吹牛了。近代以后，伴随工商化进程，人民开始大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