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明清两朝，从制度史或通史层面看，是中华古典文化的尾声，也是新时期启蒙和转型发轫期。再往后，古代文化和典章制度的地位和名声逐渐暧昧不定，甚至有时声名狼藉。
明清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什么”之重要，在于它导致了中国社会体制在近代的无声巨大改变，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偷偷转型，导致官方制度被架空、被僭越——事实上崩溃了；然后，社会转由一种“不成文法系”——江湖操纵。这“不成文法系”足以与任何官方体制呈鼎立之势，历经礼教、共和宪政、社会主义和新时期现代法制这四个正统的强悍对手，而无溃败征象。
它太大了，大到成为中国的累赘。
很快地，这一阶段告一段落，既留下一些线索，也留下巨大疑问。往后的路数更需要想象力，也离形式逻辑越来越远，使用假设越来越多。
回顾下来，这一阶段主要依赖两个逻辑要件：一、大量史料显示上述三个词汇发源于移民群体，尤其是游民社会；二、史家何炳棣所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中提供的经济史资料，该著论述了明清时期人口增长趋势，与古典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的衰退，以及经济供给力破产的详细关联。
明代以来，国家土地开发日臻边际化，而人口规模在文化价值观激励下却不断攀升，二者冲突的交汇点发生两次，一次发生在明中叶偏后时期，人口攀升过亿，然后在明末战乱调节下趋于缓和；另一次发生在清乾隆晚期人口超过三亿，直接导致古典制度崩溃，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整个中国近代史悲剧的序幕，就发生在后一次期间。难道说，中华民族近代百年国耻与人口过剩、文化盛极而衰没有关系？难道仅仅归结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凌辱？
何著给我的最大震撼是引述19世纪士子汪士铎（1802…1889）所著《乙丙日记》几句骇人听闻的记载：
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菁，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
一句话：穷得丁当响了；两句话：人口是土地之“癌”，失控了。
当代人健忘，类似的丑闻奇闻在清晚期不绝于耳。譬如光绪二年“丁丑奇旱”，仅山西一省饿死逾百万，发生人吃人的惨剧。当时消息闭塞，消息传至朝廷已是第二年。
想想真奇怪，五千年文明啊，如何最后竟落得全民素质不如立国二百年的西方新兴国家。几千年岂不白过了？你吃过的盐呢？走过的桥呢？曾经吹过的牛皮呢？都到哪里去了？说穿了，你不过是一个破落户，一根枯藤朽木而已。
事实就是如此，文明并非越悠久越好，就像苹果一样，并非越老越好。一切生命，都有一个黄金时期。文明也吃“青春饭”，就像漂亮的女演员。儿童幼稚，青年靓丽，壮年性感，中年必有更年期，年老必色衰。儒教文明既衰，“丑陋”、“吃人”、“素质低”肯定接踵而至，那还用说吗？一切便顺其自然，挡都挡不住。
汪士铎《乙丙日记》促使我将江湖问题并入人口背景考量，并由此推及对制度转型初始原因的探究。
因此，我更怀疑促使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最早原因，并非所谓“西风东渐”，而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什么问题？人口危机和经济危机，背后是儒教价值及其生产关系承载体系的矛盾。延绵至今日的文化转型，制度反复更替，不仅起源于西方文明的竞争压力，更早先起源于儒教生产关系承载力的破产。这是内因和外因的差别。儒教向以鼓励人口繁衍为宗旨，又缺乏对人口规模的有效制度性控制，失控的人口规模先搞垮了典章制度；恰逢此时，西方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不断东扩，在这种国际压力背景下，中国社会的演化分别走向两边——一面向西方学习解决“救亡图存”之道，另一面蜕化成江湖化。在现代化之前，先诉诸江湖化，即儒教游民化和流氓化，这一切都符合晚期儒教社会的自然趋势。江湖化，先下手为强；现代化，在弱势中缓慢集结。现今的教科书，大多只说一边，不说另一边。江湖化与现代化互释，应是我们秉持的基本叙事架构。作者以为，这更符合近代中国历史的事实。毋宁说，江湖化是中国广义的、立体的、辩证的现代化浪潮的一部分。
后记（四）
放眼世界各国，但凡有体制，必有体制外现象如何管理的困扰。假如说，中国仅有体制外运作，那并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什么？奇怪的是“体制外的体制”，也就是非官方的体制文化，它像孙猴子一样钻进体制内“大闹天宫”，颠覆了官方体制，暗中主导官方体制运行。
史家称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光荣革命”（The Glorious Revolution in England），这里称19世纪以来中国江湖颠覆官场为“不光荣革命”。不光荣，就是做事不磊落，偷偷摸摸。反不如光明磊落者，譬如刘邦、朱元璋之类，尽管原本是流氓，但是当上皇帝后，就彻底按皇帝规矩办事，所谓在其位谋其政。不像“不光荣革命”在其位不谋其政，通俗地说，就是流氓混进政府，当上总统、皇帝，继续耍流氓。自古流氓当皇帝或者总统不足为奇，前有刘邦、朱元璋，后有袁世凯、曹锟；纷攘莫辨之间，还有孙中山、蒋介石黑白两道，乃是史家尽知的事实。没有天地会帮助，便没有同盟会成功；没有青红帮扶持，老蒋也没那么顺利。
说得形而上一点，天底下本无所谓官方或非官方，哪一种体制取得主导权，都可以“官方”一下。“官方”之后，再来检查规矩的合理性，然后逐步调适，最后无非发现合理的官方制度都趋同，都必须迁就当时的大众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又影响当时的文化。周而复始，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生态的元素链。无论太子继位，还是权臣篡位，只要制度执行得下去，结果都一样——迁就背景文化。就像不论大陆台湾，分离50年后，经济起飞的路径大致相同，此纯属国民使然，文化使然。所以台湾岛屿经济饱和后，商人可以跑到大陆继续发展，重复使用岛上的成功商业模式。中国社会近五百年之所以江湖化，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而是文化趋势如此，或曰儒教文化破产的趋势如此。问题是，扭曲的不在于谁做官方，谁做在野党，而在于将冠冕堂皇的“仁义礼智信”或者“人权共和”这些理想的符号当作官方，偏偏又不信以为真，背地里以非官方的“下三烂”充塞期间，当作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就是作者解读的“潜规则”——非正式的腐败规则的起源。
冠冕堂皇图名，非正式规则图利。中国有江湖不奇怪，奇怪的是以下一种二律背反现象：
冠冕堂皇说得，做不得；下三烂做得，说不得。
欲走出这一怪圈，只能靠彻底的现代化改制。
过去十年中，国内反思流氓领袖、法外规则的著作层出不穷，其中较有建树的有吴思的《潜规则》。读《潜规则》后，我感受到作品题材与自己的同源性，他来自早年在农村当生产队长以及后来做农业记者的经历，我来自在小城从业房地产的生涯，都来自草根生活。大家观察的是同一个现象本体，不过没有交流，各自解读不同——一个看到“潜规则”，一个看到“体制外体制”或“江湖”。外延不同，或许内涵并无差异。不过，他走向对专制的批判，我走向对文化制度反思。按照康德或者波普尔说法，预成图式不同，就是原先心底里埋藏的东西不一样，潜意识不一样，所以走向不一样，而且运用的理论工具也不一样。潜规则较多地运用了博弈论及其“纳什均衡”。扪心自问，这是本书薄弱之处。实际上，“混”这一篇，也可以博弈论的权力话语写出，或许那将会更增色一些。
潜规则不可怕，可怕的是正式规则失控，是主规则和正式规则的失控——儒教道统失控或现代宪政失控，造成法外规则的泛滥；而不是法外规则泛滥，造成宪政失控。宪政失控是原因，潜规则泛滥是后果。因果关系倒置，很容易造成对真相的误读。我们不必纠缠潜规则，而应着重审查主规则。江湖、潜规则等法外体制这一系列现象都是镜子，映照出了主规则的松懈和瓦解。而这些现象是社会制度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症候群。要解决这些问题，最终也只能仰仗正式规则建设完善，而不是消灭潜规则。加紧正式规则建设，方可能让潜规则退出生存空间。一旦正式规则产生缝隙，潜规则自然当仁不让。
任何社会的规则都不会只是一个，肯定是一个序列，一个系统。其中拥有主导权的是正式规则，其他的是非正式规则。背地里诉求腐败的非正式规则，就是潜规则。脱离合法规则运行的规则，是江湖或称“江湖规矩”。合法规则里运行江湖，就是江湖化。合法规则的江湖化，反映了中国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深远矛盾。
如果我们相信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我们将更加乐观。所有合法的正式规则，都是交易追求费用最小化的规则。毫无疑问，宪政的交易费用是最低的，所以宪政战胜潜规则、战胜腐败是必然的。江湖蕴含着腐败，所以交易费用必然提高，虚增部分恰好是贪赃枉法的收益。尽管眼下猖獗，它的寿命并不长久……
后记（五）
江湖，还有它包容的帮会、死党、关系网、人情、面子、混世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社会现象。
对一种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读。但是要读透，只能选一个角度。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中间数篇都是尽量本土化的社会学解读。譬如关系，还有关系网，本书将它当作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去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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