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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黑社会。
19世纪后半叶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战争诸战乱后，游民人数激增，超过天下半数，饥饿流民涌入秘密帮会，使帮会失去严格的组织控制，膨胀之下蜕变成打家劫舍的黑帮，其代表如江浙青帮和川中哥老会。今人一说起帮会，几乎意同黑社会，其实二者略有不同，产生这一观念与此一时期恶名有关，也仅限于此一语境。这是狭义江湖之外的第二层意思，即黑社会。
第三，私人关系网操纵的小型民间社会。
民国以后，传统制度訇然倒塌，现代政治施展不开，权力文化陷入一片真空，江湖帮会和私人关系组织乘虚而入，掌握本土社会的主导控制权。军阀主导政府，黑道垄断经济，江湖老大成为民众偶像，群起效尤，民众习俗日益江湖化，导致整个中国社会运作逐渐奉行江湖规范，国家逐渐江湖化，黑白道和关系社会成为主流模式。由此，江湖又增添第三重广义，即由帮会（早已公开化的秘密社会）和关系社会，及其人情习俗和江湖规矩控制的大众社会。更准确说法，是社会生活被江湖控制的某些侧面，不是公众的全部，不是现代意义的公共空间。
以下五种传统社会群体可称江湖：
（1）黑社会；
（2）官场、生意场、军阀圈；
（3）商业流动人口；
（4）关系圈；
（5）以关系圈为核心的公众社会。譬如，“闯荡江湖”、“重出江湖”、“再战江湖”。
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江湖
世界各国的历史，都曾或多或少拥有一些江湖因素，诸如侠客、黑帮、邪教之类，某些群体也热衷黑手党“教父”，不能说江湖唯中国独有。应该说，秘密社会和私人关系属人类共性，只不过这些共性在不同时空和文化得到不同的培育和弘扬。纵览全球，仅中国江湖曾于民国在最高权力上颠覆过整个社会，而且至今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普通公众，干预商业文化和政治运作。唯有在中国，或海外华人社会，方可出现全社会江湖化，江湖惯例压倒正式制度影响社会。这是中国江湖的显著特征，因此中国江湖可称人类江湖世界的巨无霸。
江湖创造了一些特殊组织结构和制度。择要言之，在组织上，江湖创造了一种网络结构——私人关系网，即关系社会。它既不同于现代团体，也不同于传统宗族组织。现代团体，或称法人团体基于社会角色设计（职务），在此基础上施以正式规则管理。家族或泛家族组织（如结拜兄弟团伙）基于“辈分”、“名分”，施以礼教规则管理，二者只与角色或名分相关，而与真实的个人无关。恰恰相反，江湖私人关系网，完全基于人际关系好坏，甚至取决于某一时空内的私交好坏，而与角色名分系统无关。
此外，江湖还创造了帮会组织模式，既在结构上与现代团体相似，又在等级和称谓系统上与家族宗族组织接近，帮内称“师父、师母、师兄、师弟、师姐、师妹”，是团体与家族两种结构模式的混合物。
江湖还创造了许多因地制宜、五花八门的习俗惯例，也就是非正式规则，即江湖规矩。规矩随不同帮会而不同，甚至随不同香堂（支部）而不同，五花八门，因地制宜，有些取自儒教宗法制度，有些取自道佛经典，有些取自传统主流社会小传统，譬如人情和面子。
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大迁徙（二）
近几百年来，不管中国社会上层机构如何变动，封建朝代如何更迭，江湖始终是凝聚民间社会——即所谓“下九流”的重要因素。通过阶层流动——下层人物跻身上层社会，慢慢对上层军事、政治和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官场和商海的“应酬”延绵不绝，茫茫一片一望无际，实质上就是江湖运作。灯红酒绿、大吃大喝、夜夜笙歌、桑拿洗脚，非关中国人好吃懒做，而出于江湖运作的实际需要。江湖需要应酬，就像团体需要开会，科层制需要公文旅行。虽然江湖惯例是近代以来中国腐败现象的主要技术机制，但不能否认它也是晚清以来儒教崩溃之后，维系这个国家不至瓦解的基本因子。五百年来，曾经安居乐业的定耕家族体系土崩瓦解，在新的局面下，移民需要一定之规来管理，江湖临时担当了影子制度的角色。
这里说的江湖，不限于大陆，还包括海外华人社会。散居各国的华人习性大体接近，而与居住国的国民相去甚远。共同的语言和后儒家文化遗迹是主要原因，其行为首要特征是江湖化，讲裙带关系，讲人情，重亲族，爱面子等等。
以下四条足以标识华人与外国人之不同：
（1）讲关系：关系就是由亲属、熟人结成的社会资源和信用纽带，“多个熟人多一条路”，熟人之间相互帮忙，共谋生存；
（2）讲人情：人情是华人运作人际关系的不成文法律，它是兼有感情和利益成分的虚拟性媒介物，功能类似货币；
（3）讲面子：面子是中国文化特别强调的一种价值，是调节人际关系的规范和运作人际关系的工具。
（4）讲“混”：混这个字，不容易译成外文，是中国江湖文化语境的独有概念；在中国，其含义不言自明，大约可分为以下几层：①捞钱；②日子过得滋润；③有面子；④有地位；⑤人际关系好；⑥飞黄腾达。“混”是一种江湖的核心价值，一种人生观体系，是江湖世界的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它起源于作为江湖先驱的流浪人、漂泊者、游民和流氓。
以上四条，正好构成今日江湖主型——即关系社会的结构功能体系。
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
江湖性格成为一面面镜子，印证江湖文化沉淀之深厚，“武侠癖”是其中之一。中国人崇拜武侠闻名于世，不仅武侠书报畅销海内外，武侠背景的功夫电影更打入了世界电影之都好莱坞。要理解中国人何以偏爱武侠，人人都想做“老大”，一切还须从江湖说起。没有江湖化，便没有武侠崇拜。
有一种浅显的解释，说武侠是中国文化的英雄。此言差矣，武侠只是枭雄，不是英雄。英雄何指？譬如孙武、吴起、霍去病、卫青、岳飞、戚继光、文天祥、林则徐，他们是拿俸禄的。这很关键，拿俸禄说明身处合法正统体制内，维护正式规则，这是非江湖与江湖的界限，是第一个要点。枭雄是谁？是宋江、晁盖、韦小宝、岳不群、黄金荣、杜月笙、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没人发饷，没朝廷出粮，靠自己去打砸抢，去巧取豪夺。这也很重要，是第二个要点，是靠抢，靠制造社会不公，而不是靠劳动。实际上，文学传统早有默认分类，前者是英雄故事，后者是豪侠故事，自古各有流派，各有受众。英雄不打家劫舍，豪侠离不了打家劫舍。至于“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辞，仿佛混淆英雄枭雄的界限，其实不然，它只说明枭雄和英雄是可转换的，并无绝对界限。枭雄放弃打家劫舍，皈依合法正统，或者创建正式规则，便是王侯，可自称英雄。得了正统，即可收租派税，谁还打家劫舍？譬如刘邦、朱元璋等。
还有一种解释，说国人崇拜武侠是对暴力的崇尚，是顶礼膜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虽沾点边，却不靠谱。论暴力革命，秦始皇、成吉思汗、李世民都是领袖，但这三人与武侠毫无关涉，从未有好事者将之划入武侠。他们是英雄而不是枭雄，是创立政治制度的政治家，而不是体制外的江湖豪侠。
武侠的文化母体是江湖。武侠首先是“侠”，其次是“武”，合而为一为拥有武功的侠客。侠，即是游离体制外的实力人物。武侠是江湖英雄，是江湖文化语境崇拜的偶像，其崇拜者遍及大众。这大众，狭义上是道上喽啰；广义上是被江湖化的普罗大众，是有江湖气的百姓。
儒教正统的偶像是忠义英雄，而江湖的偶像是武侠。前面说过，假若只看秦汉以降，江湖便是蜕化的儒教，尤其明以后江湖形态完全是退化儒教形态。“三纲五常”、“五伦”、“八德”渐渐蜕变，慢慢只落得“武”、“义”二字。拳脚功夫加上义气，是立足江湖的两样法宝。一般说江湖分三教九流，下下等是那些食不果腹、风餐露宿的流浪人、漂泊者，上上等是混得有模有样，悠游自在、功夫精湛、义气盖天的武侠，专以仗义行侠名义打家劫舍。武侠崇拜是泛江湖子民对江湖豪侠的崇拜，是下下等对上上等的羡慕，这是武侠崇拜的由来。
中国人何以独具“武侠癖”？武侠故事给予深陷江湖氤氲的小人物一个白日梦的机会，使其从中寻求自我解脱和升华。梦境与现实的江湖互为表里，同属一个精神符号体系。江湖化越深，就越崇拜武侠，武侠故事就越流行。武侠文化流行与社会江湖化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清朝比明朝流行，民国比清朝流行，文革后比文革前流行，两相比较便彰显了体制管理真空与武侠文化盛行的渊源。只要正式规则松懈，非正式规则就泛滥；只要非正式规则泛滥，武侠故事就繁荣昌盛。
当然，武侠写家并非都属泛滥货色，也有高明先生，境界直逼思想大师。此非戏言，许多中文教授不屑于武侠小说，作者不苟同。华罗庚称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童话，往褒义说确系如此，背后蕴含精深的道理。譬如，对揭露中国近代史上江湖颠覆儒教制度这一黑幕，极大凸显两千年未有过的制度危机，当数金庸的《鹿鼎记》一针见血。金庸小说《鹿鼎记》所含思想之敏锐，直逼鲁迅《狂人日记》。作者时常讶异，反思近代国难的文字可谓浩若烟海，居然是金庸小说率先揭示了近代中国的江湖性颠覆的事实：即明清以后“古典性”的终结，“江湖性”的发端，现代性的薄弱，使中国演变为一个江湖国家。《鹿鼎记》的过人之处是以主人公韦小宝这样一个飞黄腾达流氓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