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和我在一个语文组里，给她分了房子，却没有给我分，我如何能咽得下这口气。那时，我比较年轻，不谙世事，硬要跟王桂枝比，觉得学校这样做对我很不公平。
第二天，刚好是一个星期天，我叫上我大弟，二话没说，砸开了学校办公室的锁子，抢占了学校的房子。刘秀秀帮我收拾屋子，我们用报纸费力地糊用苇席编织的顶棚。
雇了一辆车把我们的东西全都拉到学校的办公室去，按位置摆放好，又把大红的喜字贴上去，把房子四角用彩条重新拉上。婚房的样子立刻就显示出来了。
忙完了这些，我立刻跑到公路上去等王长安。那天，王长安不在家，他到宜子县去了，我十分焦急地在徘徊在通向宜子县的路口上，盼望在这里截住他，尽快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他。
第二天早晨，当袁老师第一个打开办公室时，他惊异地发现，办公室一夜之间奇迹般地成了一间婚房。
晚上，我叫上王长安跟我一起先到副校长家里告诉副校长我把房子占了，我对副校长说：“我来向校长负荆请罪了，校长批评吧。”
副校长说没什么，只是说，学校的房子嘛，当然应该让老师住 ，不过这种做法不太好，最好再去找一找校长 。
我的祸闯大了。
校长停了我的课，宣布什么时候把办公室腾出来，什么时候再让我上课。
我和校长都僵到了那里。
校长说：“这还了得，如果不处理殷媛媛，以后谁想干啥就干啥，我这校长还咋当？”
校长还说：“你是不是看王桂枝分了房子，你就占房子，王桂枝跟你一样不一样？人家爱人在天津，你爱人在秦州，你爱人咋不给你找房子，非得让学校给你找房子？”
可是我往哪里搬呢？我既然已经搬进来了，哪还有脸再搬出去？在我抢占的“家”里，我躲了半个月，不敢出门，生怕碰见我的学生，问我为什么不去上课。
刘秀秀和几个亲近的老师到我家里来对我和王长安说，这个事情不能僵到这里，要找人跟校长沟通沟通，把事情早点解决了。你是学校的教师，住学校的房子也是应该的。学校不让你住，也说不过去。反正房子已经占了，也得让校长有个台阶下。
几天以后，早晨十点钟，正是校园里老师和学生一起做课间操的时候，王长安突然坐着当时机关单位普遍使用的一辆黄色北京吉普来了，他让他单位的年轻司机小牛，故意地把小车停在了校长的门口，然后他从车中下来，看也不看校长，大模大样地走了。
他是想采用这种办法，显示他的了不起，让校长知道，他是坐小车的人，他是市政府里的人，从而给校长以威慑，吓唬吓唬校长，然后让校长因惧怕他的权力和地位而向他妥协，恢复我的工作。
哪里想到，这样做得效果适得其反。我们的校长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的大学生出身，干了二十多年的校长了， 校长一下子就看穿了王长安的用意， 并且为他的这种做法感到十分气恼，更加地不让我上课了。
这时，我才第一次发现王长安有些愚蠢。
关于王桂枝为什么能够分上房子的事？两年以后，王桂枝和校长不知为什么闹翻了，王桂枝提着校长的裤头到教育处告校长，我才明白，那时候，校长为什么给了王桂枝房子而不给我分房子的原委了。
后来，我去找了教育处的处长，处长帮我解决了问题。
不过，这个教育处的处长却是一个老色鬼，因为房子这件事，我险些遭了他的手。处长当时已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了，一个精瘦精瘦的小老头，眼看着就要退休的样子。他是一个“土著”的陕西人，说着一口地道的关中话。走起路来象典型的老陕一样，微微撇些“八”字步。
瘦老头很和善，认真地听完了我的叙述，当我说到自己因为没有房子住，连孩子也不敢要的时候 ，哭了。
瘦老头就拿过一个毛巾来，替我擦眼泪。
又当即抓起电话打给校长，他说：“年轻人的困难学校也是应该考虑的，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是我们当领导的责任。年轻人一时冲动，犯了错误，也是可以原谅的，但他们的困难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解决的嘛。随后我叫她给学校写一份检查 ，检查深刻了才能叫她上课。”
第二天，处长又专程来到学校找到校长，处长管着校长，处长是校长的直接上级，校长还有什么说的呢？
校长于是就说道：“ 其实，她也已经认过错了，她占房子的当天晚上，就到副校长家里来了，说是来负荆请罪的。那就叫她再写个检查吧。”
处长是我工作以后遇到过的第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后来，安顿下来以后，我就买了一些水果去感谢处长。
处长说，办公室说话不方便，就领我到他的家里来了。我在处长的客厅里坐着，处长又说，客厅里太冷 ，坐这边来。
“这边”是一间卧室，有一张席梦丝床，处长说凳子太硬了，坐床上吧。
我第一次见这样大的领导，十分胆怯，领导让我干啥我就干啥，让我坐哪儿我就坐哪儿。
处长从客厅的天蓝色饮水机里给我倒了一杯水，还放了一块冰糖，用小勺子替我搅了搅。—— 那时候，使用饮水机的人很少，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我喝着水，处长问了一些关于“爱人”的情况，问爱人在哪里工作，老家是哪里的等等，又问我冷不冷。我说不冷 。处长把闪着红光的电暖气往我的跟前移了移。说：
“小殷那，你说过要好好谢谢我，怎么谢呢？”
抬起头，看到了处长异样的目光，我紧张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低下了头。我领悟了处长的意思。
处长说，你现在就谢我吧。
我一动不动。
处长把我顺势按在床上，三下两下，扒下了我的裤子。
我觉得没办法拒绝处长，他是我的恩人！ 想想我被校长停课的那段日子里，我心里有多么着急，多么难过，又觉得多么丢人。不敢见同事，更不敢见学生。就象贼娃子一样。
想起自己趁着学生放学到王长安的办公室来找王长安之时，王长安在同事的宿舍里呼呼大睡，我问他房子的事到底该咋办？
“我咋知道哩？”王长安说。对于他的回答，我心里失望极了。要不是处长帮我，这事还不知道要缰到什么时候呢 ？这样想着，就只有任凭处长所为了。
处长把他的裤子也脱掉了，在他那个长得象处长一样瘦小的玩意碰触到我的身体的时候 ，我忽然觉得很委曲，眼泪突然流出来了，我一边流泪，一边说：
“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不害怕我去告你吗？”
我本来以为没办法了，绝望了，才这么说的，没想到我的话一下子把处长的玩意说得缩回去了，跟一个小男孩的一样大小了。
处长说：“没事的，我以后把你调到教育处来，教书太辛苦了。”
我噙着泪躺在那里，可是处长的那个玩意却怎么也起不来了。
处长最后说：“真是怪了，一看见你来 ，这家伙一下子就硬起来了，这半会咋一点不听话哩！算了，我刚才把你的也看了，跟别的女的也没啥两样。”
这件事，我一直埋在心里头没有告诉过王长安，说不清楚是为了什么。
从此，在那间我抢占的房子里，我和王长安便过起了我们的小日子。
第三章 日子
然而，不幸却很快发生了。
结婚后的日子和我原来的想像截然不同，王长安果然是一个沉默而怪异的人。
三月的天还不是太暖和，房子里有些阴冷，炉子里的火却烧得很旺，我坐在温暖的小火炉旁，小小铝壶里的水开着，咝咝的冒着热气，我的心中也蒸腾着温馨幸福的感觉 ，这就是我的家，我非常喜欢我的这个小家。
我一边看着书，一边扎着耳朵听着门外自行车的铃声，那“嘀铃铃铃”从学校门口的大坡上冲下来的自行车声，我能够分辨的一丝不差，我能从别的老师和家属的各种自行车声中一下子就扑捉到王长安的自行车声音，至到听到自家门口“咔嚓”一声支自行车的声音，我便确信是他回来了，我的心便激动万分，不等他用钥匙开门 ，我就冲到门口给他开了门。
我希望他象邻舍老师的男人回来家后那样，站在门口喊着爱人的名字叫开门，男人喊着，女人应着，一喊一答之间，家庭的气氛立刻就被营造出来了。而他却总是悄无声响地自己用钥匙开门 。
我对他的这种沉郁而不够浪漫的作风多少有些失望。
有时，我故意制造一些浪漫，但却得不到他的回应。当我听到钥匙在锁孔里旋转的声音之后，就躲到了门的后面，他开门后找不到我时，我再突然跑出来大叫一声从后面抱住他。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他用力地甩掉我说：“没球事干了，一边去。”
我只有讪讪地无趣地到一边去了。
实事上，他根本就顾不上浪漫 ，他回到家以后的脸多数情况下都是阴沉着的。一年之后，我们有了女儿，女儿渐渐懂事以后 ，把他叫做“老阴天”。
女儿真是一个有语言天赋的人，她的概括极其准确生动，抓住要害。没错，王长安一天到晚都只是阴沉着脸。
有一次，我硬把王长安拉进了学校组织的舞会上跳舞，无论怎样教他，他都踏不到鼓点上去，他的乐感实在太差了，他的腿在地上拖着，我几乎是拽着他在跳舞。
在跳舞的人群中，我们碰到了机关里跟他一块到农村考察的人，他说：“你本事真大呀，能把长安拉到这种场合，真是不容易呀。”
原来，他在单位里也是沉默寡言的。
星期天，我很想和他上街去逛一逛 ，可是他不愿意出去，他宁愿坐在家里面抽闷烟，就算是死拉硬拽地上了街，你正在看一件衣服，想请他当一下参谋，一转身却不见了他的人影，你只有扫兴之极，悻悻然回到家，却看到他蹲在一群老头身后在看老头们下象棋。
我的同事到家里来时，他也不太热情，凉冰冰的，使我常觉得在同事面前很没面子。如果你忙着接待来人，一边安排客人坐下，一边吩咐他给客人倒杯水来，便会引发他的大怒，“我知道，不用你说。” 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