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之绝色赌妃(完结)- 第15部分

　　　　＇97＇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1页。从本书视角看，这种“合理成分”的意义就更加明晰了，它体现的是一种“俸禄从属于职位”的精神，从而淡化了“品位分等”的比重。

　　　　＇98＇曾小华：《中国政治制度史论简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

　　　　＇99＇葛承雍：《中国古代等级社会》，第192页。

　　　　＇100＇楼劲、刘光华：《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第537页。

　　　　＇101＇例如徐道邻先生说：“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君主专制，到了明朝，才真正恶化。……到了明朝的皇帝，才真正能‘为所欲为’、‘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明太祖与中国专制政治》，《中国法制史论集》，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338页。

　　　　＇102＇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7年版，第76页。

　　　　＇103＇钱穆：《国史大纲》，下册第668…669页。“鞭笞捶楚，成为朝廷士大夫寻常之辱。终明之世，廷杖史不绝书。其残酷无理，殆为有史以来所未见。”又第701页：“明室政治之支撑点，上面靠有英明能独裁的君主，下面靠有比较清廉肯负责的官僚。”

　　　　＇104＇野史稗乘中关于明太祖文字狱的那些记载，是在弘治、万历朝才大量出现的，有很多难以视为信史，但它们仍然反映了“国初”的政治气氛和后人的追忆。参看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05＇《稗史汇编》卷七四《国宪门…刑法类…皮场庙》，转引自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757页。赵翼《廿二史札记》原称出自《草木子》。这条材料中有朱元璋在府州县立“皮场庙”、对贪官“剥皮实草”的著名记载，近来有学者辨其说之非。参看王世华：《朱元璋惩贪“剥皮实草”质疑》，《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稗史汇编》刊行于万历朝，这个记载的出现可能与关于“国初”文字狱的传说相似。

　　　　＇106＇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九，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73页。

　　　　＇107＇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八《职官受杖》，《日知录集释》，下册第1248页以下。顾氏谓唐制“优于南北朝多矣”，然而亦如顾氏所引，南朝官吏行杖大抵有名无实，所谓“上捎云根，下拂地足”。这都与明代不同。

　　　　＇108＇可参看陈登原：《国史旧闻》卷四九《廷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分册第273页。

　　　　＇109＇丁易：《明代特务政治》，中外出版社1950年初版，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

　　　　＇110＇陈高华：《从〈大诰〉看明初的专制政治》，《中国史研究》1081年第1期。

　　　　＇111＇张显清：《〈大明律〉的形成及其反映的时代特点》，《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12＇参看黄惠贤、陈锋等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388、493、504页。

　　　　＇113＇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官俸最薄》，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750页。又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四一《职官考…禄秩》：“明代禄米最薄。”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册第9013页。又《明史》卷一六四《黄泽传附孔友谅传》孔友谅云：“国朝制禄之典，视前代为薄。”

　　　　＇114＇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俸禄》。《日知录集释》，上册第549、552页。

　　　　＇115＇《明会要》卷四三《职官十五》，中华书局1956年版，下册第798…799页。

　　　　＇116＇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七《致仕官给俸》，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5…456页。

　　　　＇117＇《明会典》卷六《荫叙》，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2页。

　　　　＇118＇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期功丧去官》。《日知录集释》，上册第702页以下。

　　　　＇119＇参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奔丧守制》，《日知录集释》，上册第708页以下。又张德信：《明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品官丧礼”。当然，许多官僚心底并不乐意舍弃禄位离职守丧。不过官僚个人是否选择奔丧是一回事，帝国法律是否给予服丧权利则是另一回事。

　　　　＇120＇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武官丁忧》，《日知录集释》，上册第712页以下。

　　　　＇121＇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九，第26页。

　　　　＇122＇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214页。

　　　　＇123＇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九，第73…74页。

　　　　＇124＇参看关文发：《明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章“明代官吏的法律责任制度”。

　　　　＇125＇参看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论明初的重典治吏》，《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

　　　　＇126＇杨一凡：《明大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

　　　　＇127＇《明史》卷二二六《海瑞传》万历十三年（1585年）：海瑞上疏，“因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

　　　　＇128＇《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序》。

　　　　＇129＇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明初吏治》，《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760页。

　　　　＇130＇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明祖行事多仿汉高》，《廿二史札记校证》，下册第737页。

　　　　＇131＇参看丁易：《明代特务政治》，第5章“杀人如草不闻声”第2节“血肉横飞尸虫满狱”，第353页以下。

　　　　＇132＇参看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引言”第3页。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与“自利取向”并不矛盾。前者是就道德风貌而言的，后者则是指官僚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权势扩张，涉及了官僚较大的特权、贵族化程度和相对于专制君主的自主性。在特定情况下，这种扩张也能激发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气象。反过来说，在“服务取向”之下，官僚个人同样要牟取私利的。

　　　　＇133＇2000年4月7日，我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就本书内容发表学术报告。报告之后，张帆先生随即就唐宋到明清散阶制的变质问题，向我提示了一些重要看法，并把他的意见写成了约五千字的论述垂赐本人。张先生认为，对于唐宋到明清间的这个重要变动，金、元二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金、元两代的政治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金、元的官僚制虽以唐宋为蓝本，但因其是北方少数族王朝，只能做到轮廓大致仿佛而已，实际的复杂精密程度较唐宋远为逊色。金、元虽然设立了42阶散官，但徒具形式而有名无实，以往繁密的资格、阶级制度大大化简了，并倾向于向职位提供待遇。第二、金、元王朝带有明显的北方民族“家产制国家”特征，由父家长权力发展而来的皇权很少受到约束，唐宋以来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传统大大削弱了，官僚自我扩张和“自利”的趋向受到了明显抑制；专制者至高无上，奴视臣下，前代优礼臣下之举多成具文。值此之时，用来优遇官僚阶级的散官制度受到漠视、趋于贬值，是顺理成章的。张先生的意见使本书有关论述大为深化。期待他的文章早日刊出，以飨读者。此外，楼劲、刘光华也曾推测：明代散阶制“出现这样的格局，大概与元代的做法有关。”《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第537页。就此而论，杨树藩认为辽金元位阶制度上承唐宋，也不够全面，失于简单化了。

　　　　＇134＇参看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第三、四章；以及林金树：《论明代品官的等级特权》，《史学月刊》1981年第4期。

　　　　＇135＇《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七一《吏部…汉员升补》，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影印本，第7册第6006页。

　　　　＇136＇《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八《吏部…汉官品级》，对各种“晋衔”、“加衔”、“兼衔”都一一说明。第6册第5285页。

　　　　＇137＇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三《兼衔》及《加宫衔》，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69页。又《清会典》卷二三《职官一》：“凡师保傅，皆有少，皆虚衔，无职掌，亦无员额，凡大臣宣力中外，劳绩懋著者，则奉特旨加衔。”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160页。

　　　　＇138＇例如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三《七品衔》所记：“近江宁黄虞稷、慈溪姜辰英以诸生荐入馆修史，特加七品服俸，覃恩得以其品貤封父母，而实未授官也。”上册第53页。

　　　　＇139＇明代缙绅地主的政治经济特权，参看张显清：《明代缙绅地主浅论》，《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40＇张海瀛：《明代的赐田与岁禄》，《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91页。

　　　　＇141＇吴晗：《明代的新仕宦阶级，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关系及其生活》，《明史研究论丛》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142＇吴唅、费孝通：《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143＇另一些对传统专制官僚政治发展史的分期方法，就不大能够看清本书所揭示的上述段落。例如近年的巨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1卷（总论）的分期如下：战国到汉初，是“军事封建君主制”的形成、鼎盛到衰微时期；两汉到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四段，则分别是“宗法封建君主制”的确立、巩固、高度发展和鼎盛时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34页。李治安、杜家骥先生则把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三段，分别定性为“封建官僚行政管理”的推行、发展和完善时期。见其《中国古代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