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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和唐代散阶相互比照，并着眼于是否存在着独立于职位的品位序列，我们就能发现，以“若干石”为标志的各个禄秩等级有一个鲜明特点：它们都是附丽于职位的。如果没有了职位，或者说在职位之外，官员本身便无等级可言。禄秩只是职等而已。比方说吧，某一位郡守被解免了，那么“二千石”之秩也就非其所有了。陈梦家先生指出：“所谓俸给或吏禄制度，其内容是秩别（秩级）、俸禄数量、官职和俸禄性质；即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每年或每月应得多少俸禄（所谓岁禄或月俸），用什么物资作为作俸禄（如钱、谷或二者各半）。”＇45＇陈先生并没打算透过现代文官理论审视汉代禄秩，但他对禄秩性质的叙述却相当精确，尤其是“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一句，一语道破汉代禄秩的如下特点：秩级与官职直接相应，而不是与官员的个人品位直接相应的。杨树藩在追述历代“阶职分立制”时，断言“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这并不是无根之辞，事实等于表达了不把汉代禄秩看成“品位”的意见。
汉代禄秩附丽于职位这一点，还可通过因病、因丧而一度离职后的再任情况，得到进一步的旁证。在这种非因罪过而一度中断勤务的情况下，汉廷一般并不保留官员既往官资。正是为此，离职官员在再仕的时候，其禄秩低于原官的情况屡见不鲜，诸如原官六百石者再仕为比三百石官，原官二千石者再仕为六百石官之类。还有不少离职官员是以察举辟召、甚至以出仕州郡而再入仕途的。经过辟召而为公府掾，不过百石或二百、三百石；经察举而为郎官，也不过比三百石。对那些再仕州郡者来说，州郡掾吏乃长官私属，而非朝廷命官，那么这时官员的已往仕历便几乎白费，几乎与初仕者处于同一了。官员在非因罪过一度中断勤务时，也要丧失昔日秩位，朝廷不予保有其既往官资，这都可以旁证“若干石”的禄秩并没有跟随官员本人走，它是从属于职位的。
汉代“故官”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一种资格，存在着“故九卿”、“故廷尉”、“故谏大夫”这类身份，朝廷有时还会委派给他们一些差使。不过即令如此，汉廷仍未设立品位序列以为安置离职官员之需，离职官僚的已往禄秩对再度任命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只有“故公”这样的高官，再次任命为较低官职时有可能得到增秩的优待，但“不以赃罪免”的“故二千石”，就连这种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之秩。比如说“故二千石”又做了千石的尚书令，那么他当下的品级只能是千石，而不是二千石。也就是说，尽管存在着一种“故官”概念，但其“品位”意义是很淡薄的。
当然，汉廷以“增秩”、“贬秩”为官员奖惩之法，有时还对一些称职官员给予“增秩留任”待遇，而这就将造成个人的禄秩与职位的禄秩的品级不一情况。我想在这时候，禄秩确实就开始呈现出了“品位”色彩，并反映出秦汉政治中已孕藏着对“品位分等”的内在需求了。毕竟，“职位分类”在当代中国也刚刚在尝试之中，汉代禄秩“附丽于职位”的特性更不可能纯而又纯。不过，无论增秩、贬秩，都是以职位的确定秩等为基准而上下浮动的，增秩者的日后调迁取决于其才绩，所增之秩并没有构成就任新职的条件，也没有多少材料反映它可以被带到新职上去。从尹湾简牍看，贬秩者不能够继续占有原职，而是要降职使用的，那么这时遵循的就仍是秩、职一致的原则。也就是说，增秩、贬秩之法仍未发展到如下程度：促使禄秩转化为一种超越职位而独立累加的“品位”序列，官员可以依此序列逐阶上升。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仍然是汉代禄秩等级的重要特点。
离职再仕之时，虽然再仕官高于原官的例子也不是找不着，但之所以要特别揭著再仕官秩低于原官之例，是因为这样才更能说明，“职事”才是汉廷的关注所在，至于官员个人的地位权益，则照顾得很不周到。为父母行服本应得到“以孝治天下”的朝廷表彰，在职罹疾也有可能是忧勤政务所致，当局应有体恤义务；然而在官员为此一度不能履职时，朝廷随即就停发其俸禄、漠视其官资，甚至听其从头仕起（如出仕州郡），夸张说简直有点儿视同路人。这不但远较后世苛刻寡恩，甚至都不及某些现代国家的做法＇46＇。由此一种观感便油然而生：当时王朝对官僚的个人权益，是较为漠视的。
在“品位…职位”视角中，汉代禄秩与唐代散阶由此便呈现出了重大差异。已往一些政治制度史的论著，仅仅把官阶简单地视作一种级差，在各代官制中分节叙述而已。这样的做法，有可能割裂了它们的内在脉络、忽略了其间变迁的深层意义。然而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并借鉴社会科学的“品位”、“职位”概念，昔日隐而不显的一个重大变迁线索，就呈现于我们面前了。基于“任一事物的片断都包含着整体的丰富信息”的信念，官阶制度的每一细节及变迁，都可能是官僚政治宏观变迁的投射。看似简单琐屑的官品官阶研究，由此就能获得重大得多的意义。
隋唐以前的历朝“阶”、“职”关系，只以“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一句轻轻带过的话，是不惬人意的。隋唐的散阶制已相当成熟了，它是如何演变而来的呢？汉代的禄秩，又为何呈现了“附丽于职位”的性质呢？在随后一节便尝试叙说。
三、先秦至隋的阶、职关系变迁
对隋唐以前的散阶制发展，宋代的岳珂曾有过专门讨论＇47＇，我们把它转述如下，借以引发讨论线索。岳珂首先就唐代散官来追溯汉代散官：
还考汉制，光禄大夫、太中大夫、郎（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定员，多至数十人＇48＇；特进、奉朝请亦皆无职守，优游禄秩。则官之有散，自汉已有之矣。然当时之仕于朝者，不任以事，则置之散，正如今日宫观设官之比，未有以职为实，以散为号，如后世者也。故成都侯王商以特进领城门兵，置幕府，得举吏，是正如今日兼官，不可以官称为比。
有些隋唐制度的研究者，也把隋唐散官的渊源，追溯到汉代散官那里去了。然而也正如岳珂所论，汉代散官颇不同唐，“当时之仕于朝者，不任以事则置之散”，“未有以职为实，以散为号”，它们依然是“职”而不是“号”，或者说不是用作“等级符号”的“阶”。为此，我们宁愿把“散官”和“阶官”区分得严格一些，视为两个不同概念。
进一步说，为了解汉唐间“品位”、“职位”的关系变迁，仅仅追溯到汉代我想依然不够，还应向更早的先秦延展视线。
相对于“事”，越富传统性的社会越重视“人”，所以学者指出：“在开始实行常任文官制度时，一般都采取品位分类结构”，“对官吏进行品位分类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49＇。中国的周代已发展出颇具规模的官员体系了，在当时它是贵族政治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后世官僚政治的沃土和温床。在这时候，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类爵级，以及与之相关的“命数”，就被用来标志贵族官员的个人身份并与“职位”分立，从而呈现为一种“品位”。爵级、命数决定了服章銮旗车马之赐和礼仪的等差，田邑人民的授予尤为大宗，它们都构成了“爵禄”，并往往可以终身以至世代享有。这就是说，中国古代最初的官员等级制，同样是以“人”为本的“品位分等”，较之文官制度史的通例并无二致。
在变法最彻底的秦国出现了二十级爵制。爵和官存在着一定对应关系：斩一甲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甲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军功爵制令“有功者显荣”，贵族和宗法身份不再是授爵的天然资格，这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但另一方面，秦代仍是爵重于官和“官、爵合一”的情况。“爵”依然被视为地位之根本，为各种权益所归依，包括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等，这明显比居官俸禄要优厚得多了。《汉旧仪》：“秦制爵等，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二十等爵根据军功来授予一点，已突破了周爵的贵族传统；但在以身份为本上，它与周爵仍有藕断丝连、一脉相承之处。
到了汉代，不但卿、大夫、士之类“爵禄”等级被禄秩取而代之，就连二十等爵制也逐渐衰落下去了。俸禄制的普及与官僚制的扩张是同一进程，这一点众多学者都有揭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线索：先秦曾经出现过“年俸”之法，而秦汉禄秩的典型形态却是“月钱”，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异同样不可不予深究。这种按月授薪的制度，可以追溯到周代“稍食”。周代的士大夫享有采邑、禄田，士大夫之下则有一批无爵命可言的胥吏，古称“府史胥徒”、“皂舆臣僚”或“官师小吏”。与采邑、禄田这种“长时段”的酬报方式不同，王朝对胥吏采用按月考绩、分等授廪之法，时称“稍食”。田邑人民的占有是一种永久性的产业，而按劳取酬领取“稍食”，却是一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计，当然又更富于功绩制的意味。
《荀子…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在这个说法中，“士大夫”对应着“爵”，“官人”对应着“秩”，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战国士大夫当然也领取俸禄，但他们最终以晋身封君、占有田邑为安身立命之所，我觉得这依然有“爵禄”色彩；同时日益普及中的俸禄则针对于“官人百吏”，可称“吏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