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多少人泪流满面！
长征路上，虽然死神常常围绕在这些勇士的身边，但患难与共、生死相交的革命情谊也在慢慢地滋长。这些并不乏情感的男女，通过相互之间的接触，碰撞出一簇簇爱情的火花。但在长征途中，有部队的纪律，有自然条件的限制，也有个人思想的波动，人们只能把这些情感强压在内心深处。到了瓦窑堡，生活趋于稳定，他们的思想又活跃起来，那些藏于内心的星星之火开始燃烧。
刘英与张闻天、谢飞与刘少奇、李坚真与邓振询、危秀英与钟赤兵、钟月林与宋任穷等等，都在瓦窑堡举行了婚礼。部队开到延安后，邓六金和曾山也结下百年之好。
毛泽东做大媒张闻天自从遵义示爱未果，长征一路，他仍没有放松对刘英的追求。一路上体贴入微的照顾，让刘英时常感到温暖，并给了她战胜困难的力量。当然，张闻天周围的很多人，都曾看好他们这一对，并伸出了援助之手，力主促成这一美满姻缘。
毛泽东足可称为张闻天和刘英的大媒人。当红军未出滇黔的1935年4月，刘英就接到了李富春交给她的去中央队代替邓小平担任秘书长职务的条子。起初她还以为是李富春和蔡畅大姐的意思，因为刘英平时和蔡大姐的关系一直很好，私下里，蔡大姐也曾多次提到过她和张闻天是很合适的一对儿。但当刘英来到中央队报到见到毛泽东时，她才知道，这件事的主谋正是这位风趣幽默、一直关心自己的湖南老乡。是毛泽东提议，让刘英来接替上了前线的邓小平，一来在后梯队太累，怕他的这个小老乡会被拖垮；二来是给刘英和张闻天创造更多的接触机会。
王稼祥也在一边敲边鼓：“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的工作你做得了。”
当刘英正在为自己能否胜任这项工作而不安的时候，张闻天及时出现了，他肯定地对刘英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1］。”
从此，刘英完全落入了这三个人编织的圈套，开始了与张闻天朝夕相处的日子。
刘英在这个岗位上的一些工作是张闻天手把手教出来的。他告诉刘英，一些重大决策的正式会议需要做记录，而且要清晰、全面；而一些小的碰头会，几个领导坐在一起议论议论，则没有必要记录。
张闻天还有一支钢笔，也成了他们传递感情见证爱情的物件。红军当时的条件还很艰苦，在苏区时，做记录用的是毛笔和草纸，到了长征途中改用铅笔。张闻天的钢笔在当时是一件稀罕物。有时开会之前，张闻天就会把这支带着他的体温的钢笔递给刘英做记录用。会议结束以后，张闻天总是认真地审查刘英的记录，经他修改之后，才小心翼翼地装进文件箱。这个小小的文件箱也承载着张闻天和刘英绵绵的情意，里面有刘英的会议记录，也装着张闻天的日记本，这个红色才子一向就有记日记的好习惯，即使在行军打仗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仍不间断。只可惜到延安以后，这些日记本遗失了。这不仅仅是刘英和张闻天个人的损失，同时也是红军历史见证的一大损失。
即使毛泽东为刘英和张闻天创造了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便利条件，聪明的刘英常常能够感受到来自张闻天的关心和爱护，但她依然与张闻天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把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当红军在瓦窑堡安营扎寨，开始筑建自己家园的时候，张闻天适时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天，当他看到刘英大口地吃着陕北的小米和羊肉那种满足的样子时，他心动了。从长征前的相识，到长征期间自己的苦苦追求和刘英不经意间流露的爱恋，张闻天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动情地看着刘英说：“你看，现在红军都有了家，我们也该有个家了吧？”
此时的刘英不再拒绝，她的整个身心都被这浓浓的爱意包围着。在她的内心深处，这又何尝不是她所向往所盼望的？
在瓦窑堡一间很平常的窑洞里，刘英和张闻天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没有任何豪华的装饰，也没有隆重的仪式，两个人只把属于自己的行李搬到同一间窑洞，自己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解决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朴素的婚礼，也正是这种朴实的情感，使他们相濡以沫，终生不渝。
刚刚从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来到瓦窑堡后，听说张闻天和刘英已经结婚，马上跑来看望他们。他这个大红娘当仁不让地进门就嚷：“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算数！不承认！”
刘英见毛泽东拉开了一副“闹洞房”的架式，忙替张闻天抵挡：“拿什么请客呀？没钱也没东西的。”
“那我就只有不承认喽！”毛泽东故意难为他的小老乡。之后，毛泽东索性做了首诗来祝贺他们的结合。诗的大意就是：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当今皇帝，既爱江山又爱美人。［1］
会师幸福之城——瓦窑堡（2）
刘英听后立即声明自己并不是什么美人。毛泽东仍然不依不饶，一面夸奖张闻天是“开明君主”（当时，张闻天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一面笑说刘英是开明君主的“娘娘”，最后，还自封了个“毛大帅”。［2］
刘英和张闻天这对受到大家祝福的相爱的人，在瓦窑堡那间别具风格的窑洞里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谢飞生命中唯一的一段情缘谢飞和刘少奇熟悉起来，是在红军到达瓦窑堡以后。
长征结束后，谢飞调到工农检查部工作。这个工作正好与刘少奇的工会工作有很多联系。于是，一来二去两个人很快便熟悉起来。在此之前，他们两人还是曾经有过一面之交的。
那是在长征途中，连续不断的急行军给女人们带来了许多不方便，由于身上背着很多行李，有时照顾起伤病员来很困难。谢飞便被女人们选作代表，去找当时负责后勤方面工作的刘少奇，希望能批准她们去找一个民夫帮助背一些东西。刘少奇是一个极富同情心的领导，他非常体谅这些女红军，行军中他清楚地看见，这些女人不仅要背很重的行李，还要护理伤员，到了宿营地以后，也不能马上休息，而是先去为部队找粮食。于是，他欣然同意了她们的请求。也就是这一次，谢飞和刘少奇之间有了第一次交谈，并互相留下了很美好的印象。
到瓦窑堡后，谢飞做好了大干一番革命事业的准备，她的名字就是在这一时期由“谢琼花”改为“谢飞”的。在工作上，谢飞很努力，经常与上级部门有所联系。工作上的接触，给她和刘少奇的感情发展添加了催化剂，刘少奇很喜欢这位性格像男孩子一样爽快的小姑娘，谢飞也非常崇敬这位清瘦而书生气很浓的工人运动领袖。很快，邓颖超便做了这个顺水人情，在她的撮合下，谢飞与刘少奇也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在瓦窑堡这座小城里举行了朴素的婚礼。
有人说，谢飞的性格某些方面与贺子珍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只不过一个是跨山而出，一个是踏浪而来。这位来自琼州海峡的渔家女儿，做事果敢，性情爽快，而且同样有着一股不怕难、不服输的劲头，对革命事业执着追求。她还因为曾在香港和新加坡做过地下工作，眼界比较开阔，做事情不拘泥于小节。
不久，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1936年1月初，谢飞随刘少奇离开瓦窑堡去天津，踏上了新的征程。
他们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刘少奇化装成做生意的小商人，谢飞则化装成一个家庭妇女，在天津开展地下活动。之后北方局迁址北平，谢飞又随同刘少奇到了北平，在秘书林枫的安排下，住在鲍家街17号的一栋房子里。
三年后，刘少奇按照中央的指示，从延安南下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谢飞随后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参加了新四军，追随在刘少奇的身边。
在谢飞的眼里，刘少奇永远忙碌着工作，常常是几天回不了家。他那为革命工作废寝忘食的精神，让谢飞敬佩不已。谢飞默默地躲在刘少奇的背后，一边努力自己的工作，一边操持着刘少奇的日常生活起居。
有人说，谢飞那样的性格，不可能长期忍受白区工作所规定的只能做个家庭妇女。以她那样老的资历，不能永远甘于只在刘少奇身后，干些收收文件、发发信函的事。在刘少奇取得开创华北根据地的辉煌业绩之后，谢飞拒绝与刘少奇同往新的征途。虽经刘少奇以组织名义下令，但她只是不得不从。到了延安后，谢飞便主动要求进了马列主义学院，加油充电。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刘少奇身边。
也有记载说：1941年的一天，谢飞乘小船渡过长江给在苏南的新四军送信，可完成任务准备返回时，却由于国民党的扫荡，所有的交通要道都被阻断，她无法再回去。［1］由于战事不断，兵荒马乱的，她与刘少奇之间从此音信杳无，六年的婚姻无疾而终！
至于谢飞和刘少奇的六年婚姻，大家无权妄加评论。但就谢飞对待革命事业和自身利益冲突的把握上，应该不会出现偏差。她有过相当长的一段从事白区工作的经历，很清楚这一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即使她向往自己能够在革命工作中独当一面也应无可厚非。
事实上，离开了刘少奇以后的谢飞在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浙江省余上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她领导独立营近600名指战员，仅在1945年就与日军和伪军激战十几次，最多一次歼敌300多人。自此，谢飞声名远扬，当地的群众都亲切地称她“谢团长”［1］。
与刘少奇分手后，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