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华大使传奇- 第2部分

第一部分布鲁斯言行谨慎，彬彬有礼

　　　　布鲁斯到北京任职时已73岁高龄。他的妻子叫伊万杰琳·布鲁斯，在她四岁时（1948年）曾跟随其父亲（美国驻华高级外交官）在北京待过一年，长大后又学过一些中文，总算同中国有一定缘分。布鲁斯没学过中文，但他一生爱好艺术，喜欢收藏古玩和艺术品，晚年来中国任职对他是个早已渴求的机会。　　　　
　　　　美国任命驻外大使时有个习惯做法，即第一把手可选择第二把手，这样在工作上易于协调合作，不致引发矛盾。至于下面的外交官，则由国务院和有关部门选派。布鲁斯选择了当时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亚洲事务的霍尔德里奇当副主任，负责政治事务，即两国关系事务。为了不引起国务院的反感，又选择了国务院当时的“中国和蒙古处处长”艾尔弗雷德·詹金斯为副主任，主管领事、行政等事务。一个驻外机构任命两个副主任，这在美国外交界也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美国政府对其驻华联络处的重视，也是美国政府处理白宫与国务院之间关系的特殊措施。　　　　
　　　　布鲁斯主管下的联络处还有多名高级外交官，如政治部主任尼克拉斯·普拉特（后来先后任驻菲律宾和巴基斯坦大使）、政治部助理唐纳德·安德森（后为驻香港总领事）、政治部助理詹姆斯·利利（中文名字李洁明，后为驻华大使），经济部主任是赫伯特·霍罗威茨，其他如文化部、领事部主任等都由得力官员担任。　　　　
　　　　美国驻华联络处第一批人员由詹金斯率领于1973年5月1日抵京，暂在北京饭店居住和办公。布鲁斯到达后先在三里屯外交公寓居住和办公，同时加紧装修日坛公园附近的官邸和办公楼。7月1日，新址正式启用，布鲁斯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并开始在他的官邸接待客人。初期他的两位副主任霍尔德里奇和詹金斯都住在三里屯的外交人员公寓，又称“九层办公大楼”。按照中方规定，美国联络处雇用中国工作人员（厨师、会计、翻译等）都通过“外交人员服务局”申请和安排。　　　　
　　　　布鲁斯的任务是尽速同中国有关机构建立联系，开展两国间的各种交往，沟通两国间的高层外交信息。他在最初两个月内就在外交部礼宾司的协助下，拜会了外交部有关司、局领导、国家体委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卫生部负责人等有关部门的主管官员。对一些重要的美国访华团他都要出面招待，介绍情况，并派联络处官员随同访问。他在官邸接待的第一个访华团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查尔斯·约斯特率领。该团成员都是学术界的泰斗，如鲍大可教授、斯卡拉皮诺教授等知名的“中国通”。第二个较大的访华团是“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团，由会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率领，成员都是企业界知名人士。布鲁斯也招待中国访问美国的重要代表团，如中国古代文物展览团等。这些活动使他忙于应付。对于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的大型活动，他一般都不参加。　　　　
　　　　布鲁斯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上面提到的周恩来总理5月18日的会见，主要谈了印支问题，周总理强调解决印支问题对缓和远东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催促美国在结束印支战争问题上早日采取实际行动。布鲁斯把这一重要口信及时传回了白宫。过了不久，周总理又在6月25日会见布鲁斯，这次主要谈美苏关系问题，周总理以严峻的态度表达了中国政府对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反对立场，认为该协定限制不了苏联扩充核军备的势头，反而对世界人民造成虚假的安全感。在这种场合，布鲁斯很少讲话，仅表示将如实向白宫汇报中国领导人的口信。　　　　
　　　　周总理还向他指出，毛主席1973年2月会见基辛格时已向美方讲过，“美国是踩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他甚至估计到一旦中苏打起来，美国会等中国把苏联拖得差不多了，再从屁股后面戳它一下。中国是准备坏的，争取好的，两种情况都估计到了。布鲁斯急忙表示，美国同苏联不一样，不会对中国搞霸权主义。周总理这次谈话把美国将对苏缓和政策的底牌都讲明了，有很深刻的用意。布鲁斯通过这次谈话，清楚看出了中美在战略上的分歧所在。　　　　
　　　　布鲁斯开始与中国各界人士接触，在交谈中他表现出是一位谨言慎行、彬彬有礼、谈吐得体的外交家。他多次讲到：中美经过20多年的隔离，现在两国人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谊，在美国已出现“中国热”，不分党派、信仰和民族的人，都对中国发生了好感。这就是双方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基础。他还说，两国利益有时不同，但从根本上说，两国的利益是紧密相联的，以致最终交织在一起，我们各自设立联络处，也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会见不同单位的人士时，则讲话内容有所侧重，如拜访外贸部官员时，强调发展两国贸易关系。与体委、卫生部负责人交谈，则表示愿促进双方的交流和合作。


第一部分海军陆战队惹下麻烦

　　　　美国联络处开办小学　　　　
　　　　由于国情不同，中美外交人员对处理家属问题是各不相同的。当时中国外交人员出国都不带家属，除非配偶也是外交人员，子女都留在国内。因此，中国驻美联络处人员都是工作人员，且住在同一座大楼内，有集体食堂，吃住都解决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人员大都带着家属，包括小孩，到了北京以后分散住在公寓内，办公与住处分开，宴请一般都在家内举行。这就发生了两个问题：一是住房条件要求高，一再向中方请求多租公寓，中方满足不了时，只好一部分人暂住旅馆、饭店，花费自然会很高。二是家属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小孩的上学问题。本来法国人和巴基斯坦人已在北京办了学校，但美国人到北京后由于种种原因不愿送小孩去入学。中国在外交公寓附近办的学校也收外国小孩，但美国人也不想入。布鲁斯主持的美国联络处决定自己办学校。开始时只有六名小学生，地点就设在美国人住的公寓的门厅和阳台里，教员由联络处人员的家属担任，有时美国外交官也去讲课。课程则选用美国教材。联络处也曾向中方提出，希望解决小学的校舍问题，但中方当时也有困难，暂时只能因陋就简办下去。后来也有些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家属到美国办的学校入学。这件事从美方来说，也算是布鲁斯任职期间的“政绩”之一。　　　　
　　　　海军陆战队惹下麻烦　　　　
　　　　布鲁斯的驻华联络处开始时人数不多，开馆前通知中方将有29人，分别为：外交官9人，办事人员11人，海军陆战队警卫人员5人等。另外，还将雇用一些中国雇员，担任会计、翻译、打扫卫生等工作。实际上开始只来了26人，以后随着工作量的加大而进一步增加人员。　　　　
　　　　派海军陆战队的做法有些特殊，美方解释称，这是美国驻外机构的通用做法，并非专为驻华机构而设。但就是这5个海军陆战队成员，却闹出了许多麻烦事。　　　　
　　　　这些海军陆战队员平时着便装，不抛头露面，所以没有引起中方注意。1973年7月1日正式举行新址开馆仪式时，布鲁斯曾请示美国国务院，建议海军陆战队人员不着军装，以免引起不良反响，但美国国务院征求海军陆战队司令意见后，否定了布鲁斯的意见，所有海军陆战队成员都穿正规蓝色军装出席，不少人并佩戴在越战中获得的勋章、勋带。这就引起了中方的反感。美国军人不能没有夜生活，因此，海军修建营为联络处装修官邸和办公楼时，也在海军陆战队成员居住的建国门外外交人员公寓修建了一个酒吧间，公开打出“海军之家”和“海军陆战队俱乐部”的招牌，并印刷、出售饮酒票券，招来许多驻京外国人员到此跳舞和饮酒作乐，有时相互打打闹闹，搅得四邻不安，影响很坏。酒吧间的高保真音响设备和扬声器传出的乐声，使周围居民受到干扰。由于出席的人多，酒吧主管人就发会员证，发谁不发谁又引起各国驻华人员的争执。一位非洲留学生由于得不到会员证，竟在喝醉后发酒疯捣毁了酒吧附近一位非洲外交家住的公寓套房（他原意是想报复美国人，结果找错了对象）。这些事越闹越不像话，中国政府向布鲁斯提出了外交交涉，要美方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布鲁斯只得承认美方人员行为不端，须严加管束，但希望该批人员能留下来。1973年11月13日基辛格访华时由基辛格亲自向周总理求情，希望体谅美方的困难，这批人才暂时免遭驱逐。但周总理当面向基辛格和布鲁斯提出三个条件：第一，对外不能以海军陆战队的名义，要尊重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习惯。第二，不要穿军装。本人是否海军陆战队队员，中方不管，反正他们是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外交人员，如果在自己卧室内穿军装，我们不管，但不能穿军装到外面。第三，不能带武器到馆外，武器只能在馆内配带。听了以上三条，布鲁斯提出了几点理由辩解，其一是说不穿军装影响士兵的士气。其二，如改由非军事人员担任警卫，纪律更难控制，且他们要带家属和孩子来，联络处还要为他们安排房子。这时基辛格倒比较识相，赶快不让布鲁斯再说下去，表示同意中方的三个条件。从此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老实了一阵，不再着军装，只在联络处内部活动，还停止了引人注目的集体上操跑步。1974年4月，海军陆战队成员恶习不改，又闹出事端，其中有人竟以“强击手”和“虎鲸”的署名向各驻华使馆乱发通知，提议组织垒球协会等组织。中方再次向布鲁斯交涉，要他撤走海军陆战队人员。在此情况下，这批海军陆战队成员不得不撤走，其内部保卫工作改由外事安全官员接替。至此，这一事件终告平息。但事后了解，美方的安全人员实际上还是由海军陆战队选派的，但不再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