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出发，终点是伊朗的阿巴斯港。“银河”号主要货物是文具、五金、机械等，均为集装箱货柜，而伊朗的阿巴斯港并无集装箱码头。由此可见，美方的情报完全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美方仍一意孤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8月10日向国会宣称：“美国决心检查那艘船只。”
8月18日，江泽民主席会见美国众议员代表团，芮效俭大使也在座。江主席直接向他说：“我亲自过问了此事，我肯定船上没有你们指控的化学品。”芮效俭心里明白，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表态已经说明，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肯定有误，事态的发展将以美国的难堪而告终。他立即向华盛顿申述自己的看法，认为船上不会有化学武器原料，美方最好以低调了结此事。但中央情报局此时仍坚持己见，胡说中方的表态不可靠，因为美方有装船货单为证。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也都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意见，同意与中方斗到底。于是美国政府又指示芮效俭向中方提出要求：必须制止该船驶往目的地，否则美方将对中国进行制裁。美方还提出要搜查该船。为向中方施压，美方还于8月25日宣布，由于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M—11导弹，美方在两年内禁止向中国出口敏感的高级技术产品。实际上美方这一指控是克林顿总统上台前已经提出的，一直拿不出可靠证据，此时却突然宣布制裁中国，纯属进行恐吓，企图来个下马威，使中方在“银河”号问题上让步。
中方在与美方的霸道行径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从策略上考虑，同意在第三国与美方对“银河”号进行联合检查，以便向世界舆论揭穿美国指控的虚伪性。
开始中方曾向“银河”号已到达的海域近处阿曼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联系，希望在其某个港口停泊，以便进行联合检查。8月17日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已同意提供此项方便，但8月18日突然改口，表示不愿介入中美纷争，拒绝让“银河”号入港。美方此时继续向中方施压，要求“银河”号返回中国。这就表明，美方已感到心虚，最初是它提出的检查货物，这时它又向有关国家施压，不让它们让“银河”号入港，其不可告人的企图显然是躲避公开检查，让“银河”号返航，到时候中方如宣布货轮上未装载美方指控的化学物品，美方也可继续造谣，使中方背上黑锅。
经过中方努力，8月底沙特阿拉伯政府同意允许“银河”号驶入达曼港，并愿由中、美、沙三方人员共同检查货物。当时中国政府同意检查时坚持一个条件：美方必须公布检查结果。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二次危机：“银河”号事件（2）
美方派中央情报局人员到沙特参与此事，在中国、沙特和美国三方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对船上782箱货物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全面检查，美方一无所获。9月4日，美国国务院无奈地宣布，对中国船只的检查没有发现载有化学武器的证据。
美方耍了一个花招，它拖延到9月4日才同意公布结果，而这一天是星期六，经历一个“长周末”，在美国新闻已成了“旧闻”，可以大大减少美国外交上出丑的轰动性。美方在宣布时还加上一句话：美国曾掌握“可靠”消息，因此追踪和检查是必要的。
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银河”号事件是美国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它给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国强烈要求美国方面公开道歉，赔偿中方蒙受的一切经济损失，并采取措施消除其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
美国在全世界面前丢了面子，政府内部因此发生争吵。克里斯托弗、莱克和国防部长阿斯平都把怒火指向中央情报局和防扩散中心，而后者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又无中生有地说，中国货船已把化学品投入大海。这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在大批美国军舰和飞机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下，中国货船怎么能把大量化学品投入海中而不被发现呢？
1993年9月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上述谬论批判说：“在‘银河’号事件真相已经大白的情况下，美国还在继续造谣，为自己的错误辩解，这样做只能是欲盖弥彰。”
克林顿政府在对华关系的两个方面都遇到了麻烦：在人权与贸易挂钩问题上面临美国企业界的反对，政府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在防止武器扩散上，借“银河”号事件攻击中国的企图落空，政府内部出现争吵。美国的霸权行径和高压政策不但使中美关系不断下滑，而且在亚洲普遍不得人心，美国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和孤立的处境。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政府终于进行了一次政策评估，开始认识到，再一意孤行下去对美国自己是不利的，并决定进行政策调整。在“银河”号问题上，克林顿接受了芮效俭大使早已提出的“低调处理”意见，派助理国务卿帮办汤姆森访华，向中方承认美方的情报有误，做了口头道歉，并表示美方今后乐于改善对华关系。汤姆森20世纪80年代曾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工作，当时是洛德大使的主要助手（副馆长），后来调任驻阿富汗大使（长驻在巴基斯坦），过去同中国交往较多，一直主张加强中美关系。这时选中由他来缓和关系是一个用心良苦的选择：一是他同中方关系较好；二是地位不高不低，来华认错和道歉，不致引人注目，也不会引起媒体宣扬。接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于9月25日会见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表示克林顿总统愿扭转两国关系的下降趋势，对华采取“全面接触”政策，不但国务院和军方要恢复与中方有关对口单位的交往，而且克林顿本人将邀请江泽民主席出席当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亚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将与江主席举行单独会晤。1993年11月20日，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了会晤，中美关系又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第三部分中美关系第三次危机：美国批准李登辉访美
芮效俭任大使期间，中美之间遇到的第三大危机便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批准李登辉访美。
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宣布对华实行“全面接触”政策后，中美高层对话开始增加，到11月中旬两国首脑在西雅图实现了正式会晤，两国关系开始好转。1994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印尼实现了第二次正式会晤。
中美关系有个令人不安的规律：每当关系有了转机时，反华势力便制造借口，设法加剧双方分歧，使关系倒转。这说明美国有些人抱着冷战思维不放，总想丑化、妖化中国。台湾当局也总是趁机推波助澜，把水搅浑，从中渔利。以分裂中国为己任的李登辉从1993年到1995年一直想以访问或过境美国的行动突破美台关系现状，他让亲信刘泰英（掌握台湾国民党党控企业的巨额资金）雇用美国卡西迪游说公司（原来每月付12。5万美元，此时又加付250万美元）在美国活动，为李登辉访美造势；同时又向康奈尔大学捐赠巨资，使校方邀他访美。当时美国国会几个委员会领导人发生变动，有利于共和党右派，其中有些亲台分子当上了委员会头目，形势变得对反华势力有利。1995年3月，参院外委会一致通过决议，支持台湾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席位。同年5月，众院以390对零票、参院以97对1票，通过议案要求政府同意李登辉访问母校康奈尔大学。克林顿政府开始拒绝国会的要求，但在国会决议压力下，克林顿总统步步后退，直至批准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康奈尔大学。连在人权问题上多次攻击中国的助理国务卿洛德都惊呼，“这将改变两党六任总统决定的对华政策”。
1995年5月22日，美方将此决定通知中方，立即引起中方强烈反对。李肇星副外长召见芮效俭，向美方提出强烈抗议。6月17日中国政府召回了驻美大使李道豫。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两次在东海进行了导弹发射和火炮演习。美国派遣两艘航空母舰驶至台湾以东海域，但未敢进入台湾海峡。
美国政府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美动用军事力量，一旦发生突然事件或意外冲突，局势将不可收拾。它向中方做了几项积极表态：今后将严格限制台湾领导人的类似访问；它将公开声明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它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这也就是报界所称的美国“新三不”政策。此后两国关系又逐步步上了正轨。
在中美关系危机时刻辞行
芮效俭有些时运不佳，来华之初碰上了美国宣布售台F—16战斗机的危机，中间还有“银河”号事件等风波，临辞行时中美关系正值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造成的危机之中。
1995年6月上述危机尚未过去，而芮效俭大使的任期已经届满。他是抱着遗憾的心情怏怏返国的。
芮效俭离华前夕，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于当年6月中旬先后会见了他。尽管中美关系在他任期内发生了不少风波，中国领导人还是实事求是地对他做出了公正的评价。
第三部分资深参议员出身的尚慕杰大使
1995年6月，克林顿总统任命前国会资深参议员詹姆斯·拉尔夫·萨塞（James Ralph Sasser）为新任驻华大使。萨塞大使虽有个中文名字尚慕杰，但过去几乎与中国无缘，更不是一名“中国通”。他的经历与伍德科克大使相近，属于政治性任命。
一位能与总统和副总统直接通话的人
尚慕杰大使1936年9月30日生于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先后毕业于田纳西州大学和范德比特大学，在该校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3年在海军陆战队作为后备役军人服役，退役后进入法律界当律师，与人合伙成立法律事务所。1973年至1976年任田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