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传- 第6部分

　　宗教问题仍然是个障碍。9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报道的是名称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民宗教自由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Citizens　for　Religious　Freedom）——该机构由150名以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博士为首的新教牧师组成；他们说，罗马天主教具有教堂和教皇国的双重身份，因而肯尼迪的信仰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有一位成员宣称，肯尼迪跟赫鲁晓夫一样，是“一个体制的俘虏”。虽然牧师们都是希望尼克松当选的共和党保守人士（并且在宣称肯尼迪的教堂会有何作为时，表现出了十足的虚伪嘴脸——干涉世俗政治），但他们的阴谋诡计并没有消除他们提出的警告的影响。　　　　

　　有些预测表明，除非这种宣传得到回击、反天主教倾向得以克服，否则肯尼迪的宗教问题可能会给他带来多达150万票的损失。肯尼迪竞选班子立刻组织了一个社区关系分部，迎头痛击宗教问题。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职员詹姆斯？瓦恩（James　Wine）负责这项工作。瓦恩像杰克竞选班子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忙碌，每星期要回复600至1；000封信，并敦促新教的在俗和神职人员抵御那些矛头直接、间接指向天主教、指向肯尼迪的言论。　　　　

　　9月1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群新教牧师前的一次取得重大效果、被大肆宣传的公开演讲起到了帮助作用。博比、杰克的竞选队伍、约翰逊和雷伯恩都反对他去演讲。“他们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逮着你，”雷伯恩告诉肯尼迪。但是，肯尼迪相信，他必须在某个时候面对这一问题，而且他希望能够在竞选活动的早期完事，以便自己可以转向更富有建设性的问题。　“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以为我要用圣水来取代诺克斯堡的金子的人们，”他告诉奥唐奈和鲍尔斯。事实上，他在教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教堂的关系十分有限，因而他请来了天主教学者约翰？科格利（John　Cogley）辅导他进行演讲的准备工作。　　　　

　　虽然肯尼迪认为自己的演讲以及按照自己所说过的话对观众提出问题的答复是竞选活动的关键，但他走到休斯敦莱斯饭店（Rice　Hotel）水晶舞厅中300名观众（以及全国各地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说没有明显的紧张迹象。他讲话时表达的真诚看法瓦解了他的政敌，传达了一种内心的自信，从而转化了几个反对者，并使得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相信，他具备一个好总统所需要的成熟程度和平衡能力。　　　　

　　开始演讲时，他首先强调，虽然宗教信仰是今天晚上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但他看到“1960年的大选中还有关键得多的问题……因为战争、饥饿、愚昧和绝望是没有宗教界限的。”但是，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眼下的关心对象，而且他毫不避讳地坦率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打算。他宣称，他信任“美国这个将政教绝对分开的国家……我信任的总统，其对宗教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既不是国家强加给他的，也不是国家作为担任这个职位的一个条件而强加给他的……我不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他声称。“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恰好还是个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务上我不是代表我的教堂——教堂也不代表我……如果当真出现了这种时刻……即我的职责要求我要么违背我的良知，要么违背国家的利益，那么我就会辞去公职，而且我希望任何其他有良知的公仆也会这么做。”演讲结束时，他恳求用宗教的宽容心服务于国家的安康。“如果大选的决定基础是4；000万美国人在他们接受洗礼的那天起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的话，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看来，在历史看来，在我们的人民看来，输家将是整个国家。”　　　　

　　虽然后来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不屑一顾，但他回答时的镇定和克制令牧师们在会面结束时不禁起身鼓掌，而且有些人还走上前来跟他握手，并祝他竞选顺利。在电视里观看演讲场面的雷伯恩喊了起来，“我的上帝，看看他——听听他说的话！他简直是在给他们洗脑。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9）

　　休斯敦的演讲暂时抑制住了围绕宗教问题的喧嚣声，使得肯尼迪能够集中精力说服选民们，他当总统并不是太年轻或者太缺乏经验。反击这些说法的最有把握的方式就是直接与尼克松进行辩论。艾森豪威尔告诫尼克松不要接受电视转播型对抗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他比肯尼迪的知名度大得多，已经建立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发言人和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形象——1958年，他在委内瑞拉加拉斯加面对过一群投掷石块的暴徒；1959年，他与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进行过“厨房辩论”。但是，尼克松喜欢直接面对政敌。想到自己在1952年竞选活动中在电视镜头面前的成功演讲（他的切克斯演讲——对有人指控他收受非法礼品的答复——是截止当时美国政治家运用电视最成功的一次），他同意进行4场辩论。他还认为，在这个电视新时代，拒绝辩论会造成他在政治上的损失。　　　　

　　肯尼迪同样信心十足——尤其是在他的休斯敦演讲之后——相信只要在媒体和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驳倒尼克松或者仅仅保持自己不被击败，他就能树立一种更值得入主白宫的形象。无论是以上哪种结果，都能够驳倒有关他参加大选太不成熟的说法。　　　　

　　于是，9月26日晚上，在芝加哥的CBS演播室里，2个候选人在主持人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　Smith）和由4名电视记者组成的专题讨论小组面前，面对大约7；000万美国观众——占全国成人人口的将近2/3——讨论竞选问题。肯尼迪用了几乎整整一天的时间准备如何回答可能提出的问题。正如竞选历史学家西奥多？怀特所描述的那样，肯尼迪躺在国宾东大酒店（Ambassador　East　Hotel）的床上，身穿鸡心领白色T恤衫和咔叽裤，手里拿着助手们为他准备的一沓“数据卡片”；他准备了大量的题目，每完成一个主题就将一张卡片仍在地上。演讲稿撰写人为他准备的8分钟开场白没有令他满意，于是他向一个秘书口述了自己的讲话。　　　　

　　虽然他和尼克松在辩论的大部分时间里争论的是一些具体问题，但是肯尼迪通过向美国人民直接宣讲自己的开场白而获得了早期优势。相比之下，尼克松则利用介绍和总结的机会突出自己与肯尼迪的不同之处。其中的差距不言自明：肯尼迪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打算应对国家最大问题的领导人；尼克松给选民的感觉是试图在一个政敌面前占上风。尼克松的语言很有节制，但与肯尼迪相比却缺乏政治家风范，进一步强化了许多人对他在过去竞选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时留下的负面印象。他的竞选伙伴亨利？　卡伯特？洛奇——他曾经劝尼克松不要生硬粗暴——在辩论结束后说，“那个狗娘养的刚刚输掉了大选。”　　　　

　　人们一致的看法是，肯尼迪之所以占了尼克松的上风，同时也因为他看上去更加轻松，更具自制能力，或者说——正如西奥多？怀特所描写的那样——“冷静、沉着……相比之下，副总统则很紧张，几乎很害怕的样子，时而脸色阴沉，偶尔显得很憔悴，到了病怏怏的程度。”在镜头面前，尼克松表现出“有点无精打采，他脸上的‘懒汉剔须’（Lazy　Shave）粉被汗水冲出隐隐约约的沟痕，他的两眼夸大了黑色的深邃，他的嘴部、下巴和面孔因为紧张而下垂。”（“我的上帝！”戴利市长说道，“他还没死他们就给他做了防腐处理。”）此外，在浅灰色的舞台背景灯光下，身穿浅灰色西服的尼克松“淡化成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而肯尼迪的深色西服却在光线反差中呈现出一个欢快的画面。”尼克松还没有从最近的一次住院中——为了医治一场事故中受伤的膝部感染——完全恢复过来，又被紧张的竞选活动折腾得筋疲力尽，因而显得骨瘦如柴、萎靡不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肯尼迪的身体问题远远超过尼克松患过的任何疾病，却表现出一副健康魁梧的模样。＇注：尼克松的竞选班子里可能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从肯尼迪的医生的2个纽约诊所偷窃医疗档案的企图有可能是尼克松的助手所为，目的是想拿约翰逊的一些指控材料做文章。根据《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的说法，那些指控材料由一位“心怀不满”的林登？约翰逊支持者因为不满意杰克？肯尼迪获得提名而转交给他们。虽然42年后，尼克松竞选班子的参与人员和同情尼克松的其他人对该指控都矢口否认，但这些事显然可以理解为水门事件和擅自闯入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在贝弗利山的精神病诊所事件的前奏。此外，1960年竞选活动中的先遣人员约翰？埃利希曼（John　Ehrlichman）承认，双方都有些“肮脏的招数”。所有这一切固然都不能明确证实尼克松的某个特工企图偷窃肯尼迪的病例档案，但却是很有可能的。除了尼克松的竞选班子外，谁会从获取这些资料中获益呢？＇在辩论过程中，肯尼迪乘胜追击，在尼克松发言的时候露出厌烦或者好笑的神情，仿佛心里在想，“真是愚蠢。”　　　　

　　在辩论结束后，他们站在舞台上相互调侃打趣的时候，尼克松一边用余光注视着摄影人员，一边“脸上露出严厉的神情，用手指狠狠地戳着我的胸膛，这样他就会看上去像是在对我制订有关外交政策或者共产主义方面的法律，”肯尼迪说。同样，这一举动表现的不是控制，而是一个校园小流氓的形象。　　　　

　　虽然民意测验和人数、激情都在上涨的人群促使人们相信，肯尼迪已经取得了第一次辩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