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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告别了童年,我们就走进了小虎队的“青苹果乐园”,每天经过学校传达室前的黑板时,我们总希望上面有属于自己的一封信。校园里开始流行交笔友,写信等信成了我们一种最微妙的情绪。我们学会了许多种信纸的叠法,花样繁多,有的复杂到连看信人都拆不开。邮票正贴、倒贴、倾斜45度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含义,我还记得倒贴的邮票是意味着“我爱你”。这是我们绞尽脑汁创造出的暗语,那是懵懂的花样年华里萌动的第一次心跳,我们的目光开始流连在《少林寺》功夫之外的那个牧羊姑娘身上,当觉远的头发一缕一缕被剃度落下时,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爱而不能的疼痛。
这便是长大。长大的另一层涵义就是我们不再好意思向爸爸妈妈伸手要钱;就是要自己衔泥捡枝,找一处树杈为自己搭一个安身立命的巢。我们蜂拥南下,在别人的城市里寻寻觅觅,打探结网。我们想要的很多,收获的却总是有限;我们是小鸡的命,却不甘心埋头嘬别人撒下自己眼前的那几粒白米。我们一只脚拖着传统,一只脚追着潮流,常常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不知该何去何从。
岁月就这样匆匆地流走了,“七巧板”里的鞠萍姐姐眨眼间就成了鞠萍阿姨。
惟一不变的是,地球仍然在原地旋转,日子还是在向前飞奔,而生活,还在继续。
【影月花残】
光阴的故事
烟子
引言
世界在改变着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改变着世界,只是这世界变化太快,正在经历着的许多人和事,在眨眼的刹那就从我们的指缝间流失,然后我们才渐渐明白。我们总是很容易被时光抛弃在记忆的深海里,然后才一遍一遍地打捞那些沉船的往事和故人。
那些做过的游戏,那些喜欢过的人,那些多情而伤感的歌曲和诗句,你还记得吗?
1。
那一年的中国大地,被哀乐攫住了,它常常不期而至,像一个幽灵在我们的天空徘徊不去。
爸爸妈妈将我们头上红色的尼龙绳解下,在皮筋上缠绕着一圈黑色的毛线。
老师领着不谙世事的我们唱过了《绣金匾》,又给我们讲了华政委的战斗故事,然后在老师勒令我们写检讨的时候,我们就都开始沉痛地说这是“四人帮”的流毒在作祟,然后在造句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要为实现“四化”而努力学习这样的话。
家里的哥哥姐姐们却比我们自觉得多,他们没有老师,但对于书本,却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热情,那时,我们听他们念叨得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大学”。
吸吮着5分钱一根的雪糕3分钱一只的冰棍,我们仍然沉浸在我们自己的游戏之中。我们一遍一遍地唱“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就连课间的那一点工夫也舍不得浪费。我们扔沙包、抓子儿,我们跳皮筋,先从脚踝处开始,然后皮筋从膝盖头一点点地升高到腋下。学校有庆祝活动的时候,便会让音乐老师在一根皮筋上翻新出无尽的花样。到了正式演出的那一天,长长的皮筋上已经被彩色的皱纹纸装扮成花环的模样,几十双脚整齐划一地上下翻飞,煞是好看。作为看客的我们,也是一身节日的盛装,白衣蓝裤以及白色的球鞋便是我们最好的礼服,赶上鞋被谁踩了一脚,我们就赶紧将老师扔下的白粉笔头拾起,一个劲儿地往鞋上擦。
我最怕这样的活动,每到这个时候,爸爸就要找人帮我借礼服,我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向人借是因为“六一”儿童节,我记得校长在台上致辞的时候叹息了一声,因为宋奶奶在5月28日去世了。
2。
童年的记忆里,儿童节因为永远缺少一件礼服而暗淡无光,我最盼望的就是过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想的是穿新衣放鞭炮,还有许多平日里吃不到的好东西。对于大人,他们则说是“年关”。也难怪,除了多了一斤糯米2两小香油,购粮证上的数字还是和平时一样,肉票蛋票也不过是按人头一人加了半斤,光有票想买一块名副其实的排骨也不容易,卖肉的人总要给你搭上一块肥膘。到处都要排队,但为了孩子能和别人家一样过一个好年,父母还是耐着性子一样一样地把该买的都买齐全了。年夜饭桌上,除了那盘红烧全鱼不能动之外,我们尽可以敞开肚皮吃。吃饱喝足了,我们就去看春节联欢晚会,70年代的人,是听着姜昆的相声守岁的。
校长平时不轻易上台讲话,他一开口,我们就知道有大事发生,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硝烟,便从前线的猫耳洞里弥漫到我们的课桌上,一想到他们是为了我们的安宁才去流血牺牲,我们每个人都群情汹涌,心潮澎湃。于是,我们给战斗在前方的英雄写慰问信,然后把自己得之不易的心爱物品都交出来作了慰问品。信和东西交给老师以后,我们照常玩我们的游戏,就在我们都已经忘了的时候,英雄们还真的回信了。学校里又掀起一股热潮,他们的回信在每个班里被班长大声传诵,然后就贴到了学校的橱窗里。
学校的橱窗永远是那副模样,更改的只是里面的内容。第一次见到张海迪的时候,我们都惊为天人,以致于都忽略了她的残疾。她镜片后的面容散发出一种典雅柔美的气息,让我们第一次懂得,残疾也能够焕发出别样的美丽。
与张海迪同样振奋人心的,还有一群女子。那一天上完第四节课后,班主任说下午不用上学了,都在家看电视吧。这样的美事是前所未有过的,回到家里,才知道大人们也都放假了,领导布置的任务也是在家看电视。
我们看了,看见十个女子在一台黑白电视机里翻滚扣球,然后我们知道了那叫排球。每得一分,我们都欢呼呐喊,当国歌响起,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们才发现自己的眼里早已经含满热泪。
3。
那时候电视是黑白的,吃过晚饭后,有电视的人家通常会将电视搬到露天下,我们总是忙不迭地端着板凳跑去。《霍元甲》出现的那些日子,城市里万人空巷,“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铿锵之声荡气回肠,豪气冲云天。恋恋不舍地送走了他,我们又迎来了俏黄蓉、高仓健、小鹿纯子、山口百惠、三浦友合和小马哥。于是,我们平时的言语间,就多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新词——“九阴白骨爪”、睛空霹雳”、“横渡敬二”。然后,总是在节目最精彩的时候,电视荧屏一闪,我们听到“家有鼻炎康,鼻炎不用慌!”,大人们说这是广告。那时我们的课桌上都划有三八线,有一次我同桌男孩的胳膊肘过界了,我就非常不屑地拍了他一下,后来我的胳膊肘越线时,男孩也毫不客气地还了回来,我竟不能接受。我趴在桌面上,假装呜咽出声,不料心里突然充斥着莫名的委屈,一时就真的哭了。男孩就慌了,一遍一遍地说好话央求。那时电影票通常是一角钱一张,一角五分钱的就已经算奢侈了,每隔一段日子,老师就让我去收钱,学校包场一人一角。我捏着那些钱的时候手心里都冒汗,老师在上面讲课,我的手还躲在抽屉里数那些钱。我总是数了一遍又一遍,每次数出来的数目都不一样,每次都要自己忍着几天不过早,把差的钱偷偷补上,后来觉得这样实在不划算,就坚决不干了。老师除了和我们吃“大锅饭”,还时不时有“小灶”,我们倒不拈酸吃醋,还乐得自在。不过那一次全校都在窃窃私语,连老师也相互交头接耳地仿佛很神秘的样子。刚好我爸爸也是老师,也得到了一张电影票,我随口问他是什么电影,爸爸却很气恼地呵斥了我一句,不许我打听。这是从所未有过的事,第二天才听班上的男生说影片是日本的《望乡》,讲妓女的。
4。
没过多久,我就在租书摊上看见了《望乡》。那时的租书摊只租小人书,书的封皮都被撕下来,粘贴在一张大大的硬壳纸板上作为招徕读者的广告,而没有了封皮的书一本本的,都被摊主用牛皮纸包好粘牢了。租金高低不一,最便宜的是一分钱一本,最贵的是五分钱,几条长板凳一横,你看中哪本就坐在那儿尽管慢慢地看。男孩子最热衷的莫过于《说唐》《隋唐演义》之类的了,光看书还嫌不过瘾,每天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捧着饭碗守在收音机前听刘兰芳的《岳飞传》,那个时候的男生几乎都能学着说一段“秦琼卖马”。而女生听收音机多半是为了听歌,她们每个人的书包里都有一本歌本,上面抄录着她们所能听到的一切歌词。那时候,因为某种忌讳,邓丽君尚未进军大陆,但“靡靡之音”已经在国内蠢蠢欲动,呀呀学语的孩子都会奶声奶气地挤出一句:“你来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急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爸爸才肯给我一元八毛钱,我转身就跑进商店,买下了一本硬壳的笔记本,然后把同学的歌本借过来,一字不漏地誊在了自己的本里。老师总是趁我们去做课间操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