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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不是肯定当年特务们对李敖的刑求，而是相比较在台湾，假如李敖在中国大陆的话，以他一身反骨，他不是五七年反右时，惨遭迫害；就会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其处境，将可能比张志新更悲惨。
假如李敖不到台湾，留在大陆，他和任何一个小情人的同居，不仅很难实现，而且都将被视为「乱搞男女关系」的「大流氓」而被整肃、被批判。他将被公安拘留审查，他的小情人，将被套上用破鞋连上的「项链」游街示众。他将无法写作，整天是写检讨、写认罪书。他五六十年代任何一句在台湾所发表的自由言论，在大陆都可能被判成死刑。
假如李敖不到台湾，留在大陆，他不可能留下洋洋洒洒、恢弘巨制的李敖著作。
假如李敖不到台湾，留在大陆，他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李敖。
假如李敖不到台湾，留在大陆，李敖也不可能像在台湾那样能够纵情发挥，也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名誉或者文字诉讼，向文化官僚和权势人物，在法庭索赔到损失（按：共产党的特务抄家比国民党特务抄家更狠）。
假如李敖不到台湾，留在大陆，李敖更不可能参选总统。
即便是在今天的大陆，假如李敖不到台湾，留在大陆，李敖也不可能作上述任何一项他已经完成的事业和他正在努力的事业。换言之，这不仅社会环境不许可，也是李敖的自身条件不允许，因为即便李敖能够逃过类似张志新的死劫，但因李敖自己多年被迫害，脑筋枯槁，才情干瘪，思维僵化，身体衰弱。不仅无法笑傲江湖，也无法潇洒倜傥。
反过来讲，正因为台湾历史的成长，国民党的从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成就，才有了台湾的今天。从威权时代，才有了李敖的生存。威权、开明、开放、民主的台湾历程，才有了李敖的成长。因此，台湾的渐行、缓行的民主化进程，完全可以成为中国大陆模仿参照的经验。在台湾采纳先经济发展后政治改革的社会步骤，实在是台湾政治家的理性措施。
可见，历史的发展绝不可能没有沿袭，中国大陆的社会之脆弱，使得横割一刀的医生反而置他于死地。中国大陆只能用汤药，而不是用霹雳手段。笔者至今还坚持中国大陆应该是缓变而不是激变。很多海内外华人，从期望中华民族稳步发展的角度，希望中国共产党也应该是一个可以改造的党。
（按：假如李敖不到台湾，他也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郭沫若。）
我的读后感是：
1。 这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与假设不同的是，我五十一年前到了台湾，并且一住五十一年，一天也没离开过。按说假设性的问题答案也是虚拟的，不过我倒愿虚拟一下：汤本断言我留在大陆，一定「惨遭迫害」、「可能被判成死刑」等等，其实一个人爱国的方式因环境有异而方式不同，我留在大陆，爱国方法并不一定和在台湾一样，我也没有「张志新」那样执迷，也并非人人都是死劫，还是有挥洒的空间，要看你有没有本领。
2。 汤本说：「反过来讲，正因为台湾历史的成长，国民党的从军政、训政、宪政的政治成就，才有了台湾的今天。从威权时代，才有了李敖的生存。威权、开明、开放、民主的台湾历程，才有了李敖的成长。」这话汤本弄错了，因为他倒果为因。因是李敖打拚，果「才有了」国民党败绩，汤本说是国民党「政治成就」云云，好象是国民党主动从良的，未免太厚爱国民党了、未免太抬举国民党了。
3。 汤本说：「假如李敖不到台湾，他也有可能成为另一个郭沫若」，这话可无心做了错误的模拟。郭沫若人格太菜了，岂能跟李敖相比耶？
拆穿白道李远哲的一些黑底
我的被告，前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死了，他死的那天，正在三月四日所谓总统政见发表会上我揭发李远哲前的几个小时。我意外的发现我竟帮我的被告吴大猷出了最后一口气。
一九九四年一月，李远哲顶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光环，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莫名其妙的让很多台湾人感到兴奋不已，就好象中华少棒队在美国威廉波特拿到「世界冠军」一样。其实，中华少棒队拿的根本不是什么世界冠军；李远哲拿诺贝尔化学奖和台湾也没有关系。因为李远哲是以美国人身分拿到这个奖的，按照李远哲入美国国籍的誓词，一旦美国跟外国（包括中国台湾）作战，他还得帮美国打中国台湾呢。
李远哲回来了，很多人忘了原来在中央研究院担任院长的那位银发老人吴大猷，似乎没人注意到在新旧任院长交接典礼上那位九十岁老人的落寞神情；一如没人注意到这位老人其实是被「赶」下台的。
吴大猷其实是被「赶」下台的。
吴大猷不见容于李登辉，是难以否认的事实，但吴大猷下台的导火线，却是他的爱徒李政道。李政道当时替美国政府游说台湾参加「SSC高能物理对撞机」实验计画，吴大猷是物理学家，对SSC计画很有兴趣，表现得非常积极。但这计画牵涉到庞大的预算，对物理研究的圈圈来说，参加SSC，就等于封杀其它大型计画获得补助的机会，终于引发了台湾需不需要SSC的论战。当时吴大猷、李政道、李崇道（李政道的弟弟，当时是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为首主张加入的一方，显然输给了丁肇中、杨振宁、郑洪反对加入的一方。这件事结果导致李崇道黯然下台，不久后吴大猷也被逼退。当吴大猷被告知「八十三年一月下台」时，曾向李登辉请求延至八十三年七月开完院士会议再走，但不为李登辉接受，而且还说，让你做到七月，那李远哲回来去哪里？
吴大猷辞职，总办事处处长邬宏潘随即同进退，比起日后的历任处长来，邬宏潘显然有先见之明，因此少受了些屈辱。接着秘书组主任戴政也跟进，李远哲因为一时缺人手，曾几次请戴政留任，但均被戴政以「你不尊重读书人」为由，岸然拒绝。
此后的处长、主任，好象出将入相的走马灯一般，来来去去，反正研究人员有兴趣的都有机会来此一试身手。当然有些研究人员来去得干干脆脆，有的却拖泥带水，这样刚好也顺便检验一下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风骨。
李远哲主政六年的中央研究院，是不是脱胎换骨了呢？整个台湾社会对李远哲评价如此之高，中央研究院内部人员认同吗？我从几件事来分析：
一、李远哲来了以后，新成立了四个研究所，有社会学研究所、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生物农业研究所筹备处、应用科学工程研究所筹备处，占全中央研究院二十六个研究所的六分之一，版图扩展迅速。与吴大猷时代不断宣示「中央研究院不是百货公司，不能要什么有什么；中央研究院坚守基础科学研究路线」比较起来，显然李远哲不但想开百货公司，还想开一家时髦的百货公司，而且逮着机会想在汐止、桃园八德、南投埔里开三家分店。尤其「应用科学工程研究所」，光看名称，就知道中央研究院已从「学术研究」走向「科技研究」了。我的老同学李远哲虽然在他自己小范围的学术研究领域上有他的成就，但一跨足行政事务，他的低能，马上就窘态毕露了。
二、李远哲一到中央研究院就开始搞的「学科整合」、「单一学科设所」，但最近已不再提到。当时张光直副院长很辛苦的努力去完成这项任务，但我看到的所谓成果，不外乎多了两个所和两位所长而已，并未看到什么「整合」。如果检视一下，打着「整合」旗号设立的「社会学研究所」，当初获准设所的条件之一是：「把研究社会学的研究人员集中于社会所」，目前该所已从筹备处正式设所了，但社会学的研究人员集中到该所去了吗？甚至其它人文科学的所，仍不断进用社会学学者，更增加了「整合」的难度。所以「整合」了半天，最后只是落花片片耳。
三、人文学科的「整合」，包含了分与合，所以有社会所的合，也有语言所的分。但现在看起来，似乎分与合都是分，没有看到合。当初所有社会学学者集中于社会所时，为了民族学研究所、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经济学研究所，是不是仍有存在价值而引发的争论，最后，并不因为获得什么结论而平息，而是因为问题复杂到没人敢继续讨论而平息。但现在又要成立「法律研究所」、「政治研究所」了，难免重蹈成立「社会所」的覆辙。这两个设所的案子，政治味十足，对李远哲是一大考验，但前途可想而知。
四、吴大猷时代，中央研究院首创「特聘研究员」这个职位，一九九四年时，中央研究院有郑天佐（物理所所长）、刘玲根（地球所）、林圣贤（原分所所长）、李远哲（原分所）、吴成文（生医所所长）五位特聘研究员。现在，中央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增加了陈长谦（副院长）、李德财（信息所所长）、鲁国镛（天文所主任）、杨祥发（植物所）、王光灿（生化所）、刘德勇（生化所）、伍焜玉（生医所所长）、沈哲鲲（分生所所长）、郭宗德（分生所）、杨宁荪（生农所主任）、蔡振水（科工所主任）等十二位特聘研究员，李远哲上台后又变为十五位（见附表）。中央研究院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一日起聘李远哲为特聘研究员，李远哲同时又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两者之间有无什么关系呢？有关系，并且有很大的关系。吴大猷领的是「部长级」薪水，二十万左右，用这个价码是请不动李远哲的，必须想一些其它的办法。特聘研究员的薪水和研究员一样，但多了研究奖励费，而这一研究奖励费最高可拿到三十五万，由于特聘加特任的双重高薪，李远哲愿意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