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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桥事件中，有个现象很值得回味，那就是声援韩少功的，绝大多数都是韩少功的部属和朋友。声援张、王二人的，绝大多数都是和张、王二人毫无干系，有的连面都没见过，有的竟是先前对张、王没多少好感的。
事情已过去了，我仍不否认我对韩少功的敬意，在当代中国，他是个不错的作家。纵然经过了马桥事件，有资格嘲笑他的也没有几个。这不是临时的补救，早在今年二月间，我写我那本二十多万字，看过的人都说好，至今仍无处出版的《飘零的刀客》时，就说了这个意思——
韩少功也像林少穆一样，绝对是一位失败的民族英雄。林少穆捍卫的是国家的主权，韩少功捍卫的是作家的主权。张颐武越看越像个琦善，与洋人勾结在一起，拱手出卖了中国作家的权益。与鸦片战争唯一的不同处仅在于，中国不再是大清帝国，塞尔维亚也不再是蛮夷之邦，世界成了一个人人共生共享的村落。世事的变化太快了。
尤其是这失败，发生在中国作家已对天盟誓，业已起程，正艰难地跋涉在去斯德哥尔摩的路上，便显得分外的壮烈。这一点，颇像中国的足球，几度冲剌，几度悲伤，长使英雄泪满襟。
四
评论马桥事件，有几个对立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韩少功本人是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海南省政协文教委员会主任，是正厅级的政府官员。
张颐武是北京大学副教授，王干是南京《钟山》的编辑，都是一介书生。
韩少功时时都想借助官方的力量来平息此事，最后还是借助法院的力量作出判决。
张颐武、王干时时都想借助舆论的力量来扭转局势，最后仍是借助舆论的力量赢得道义上的胜利。
韩少功在经济发达的海南。
张颐武和王干分别在有文化古都之誉的北京和南京。
在马桥判决中，韩少功胜诉了，张颐武败诉了，不必说虽败犹荣，至少韩少功的胜利是“惨胜”，至少本世纪到下个世纪的一百零二年内，没有一个作家敢再次消受这样的胜利。这就是马桥事件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马桥事件结束了一个文学时代的缘由。
在一百零二年内，再也不会有人敢这样模仿外国作家的作品了。
在一百零二年内，再也不会有人在模仿了外国作家作品之后，还敢将批评者送上法庭了。
以模仿为特征的新时期文学，就这样结束了。从此中国的文学，不管怎样的平庸，总算进入了一个正常的时期。我们的希望正在这里。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韩石山酷评——童志刚
伊万就是童志刚。写《韩先生教你写文章》时我就知道了，是外地的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我早就认识志刚，在一起吃过饭，算是朋友了，但我假装不知道，故意要跟他开个玩笑，气气他。“马桥事件”中，他是站在韩少功一边的。存下了这个心，那就怎么刁钻怎么来，他批评我的话全不理会，只说他的文章写得太臭了，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最大的轻蔑。
我的文章中，有一处误判，就是那句“工厂又催得太紧，以致你的文章插进去，连页码都忘了打”。当时我看到的志刚的文章，不是刊物，是从刊物上撕下的几页。是那位外地朋友给我寄来的。我拆信的时候，是用剪刀剪的，恰巧将边上的一绺儿剪掉了，就没了页码。当时没有觉察，也是利令智昏，便一口咬定这是因为志刚急于要发表他的文章，慌乱中连页码都忘了打。这个误判，不久之后就发觉了。按说后来出书时该改了，我没改。这次也不改。留下这个印记，让后人知道我当时是多么卑劣好了。
我的文章发表后，志刚的气愤是可以想见的。在他编的《今日名流》上，也狠狠地挖苦了我一顿，还奖给我一册刊物，真的寄出了，我也真的收到了。
事情到此，按说该完了。偏偏湖北的一家报纸，还想把这场笔战打下去，给我寄来一张报纸，上面有志刚批评我的另一篇文章，还附来一位杨姓记者的一篇文章，说是让我写篇回应文章，他们好一起发表。于是便有了下篇《原本没有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志刚就没有一点气了，只是攻击那位杨姓记者，不该做出那么一副正人君子的嘴脸。再后来，那家报纸果然登出了我们三人的文章，记者的就是我看过的那篇，志刚的是另写的。让我吃惊的是，志刚一点也不买我的账，还是那么气汹汹的不屈不挠。我能理解，我对他的挖苦是太刁钻，太狠毒了。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韩先生教你写文章
读书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写书又是十几年，每看到一篇文章，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我最看重的是文章的写法。写得好，纵然观点偏狭些，仍以为是好文章，写得不好，纵然句句是真理，嘴上或许诺诺，心里是绝不敢恭维的。
这毛病得的深了，拿起今年第九期《今日名流》（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办），见上面有篇批评我的文章，名叫《“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批评的激烈与否，仍是文章做得怎么样。看完了，实在不怎么样。我对妻子说，他们若肯将这份稿费给了我，我替他们写篇糟践自己的文章，会比这篇好得多。
这里，对批评的内容不作一点反驳，只教教作者怎样写好此类文章，但愿他下一篇会有所长进。也但愿往后还有人批评我时先把文章写好再说别的。
一、批评文章要署真名。
你叫伊万，这不像个真名，也不像个常见诸报刊的笔名，一看就是个化名。我在文坛混了这么多年，多少有些名气的作者，即便不知根底，也会听着耳熟。湖北有哪些作家，我心里是有底的，从未听说有个叫伊万的。批评别人，自已先要站稳脚跟，用真名就是站稳脚跟的一个标志。这是论战的常识，也是起码的道德规范。退一步说，也是一种论战的技巧。明知理上亏了些，先做出一副“坐不改名，行不更姓”的骄横模样，才能唬得住人。用了化名，即便占点理，这副鬼鬼祟祟的样子，一交手就让人看不起。我从不做这号事。前些年批评王蒙时，王是文化部长，按说该用个化名了，我不，用的还是韩石山。至于写别的文章，无此限制，这两年我就用过韩蒲州、韩富贵等笔名。
二、写批评文章要从容。
写别的文章，可以急就，写批评文章一定要从容不迫。你的这篇文章所以没写好，绝不是水平太低，从文章中看得出来，你的知识水准至少也是中学毕业或肄业。批评我，是低了点，若你能写得慢点，用心点，不至于就差成这个样子。你太着急了，整篇文章丢三落四，疙里疙瘩，文气不是一点点的不畅。说你太着急，绝非瞎猜。你看嘛，我的那篇《我看“马桥之战”》，是七月二十六日在《文艺报》上刊出的，报纸到湖北，当在月底。《今日名流》是月刊，每月一日出版，此时第八期已出（正由工厂往邮局送），第九期已发到工厂（提前两个月或一个半月发稿）。你的文章要在第九期刊出，显然是撤下了别的稿子换上去的。工厂又催得太紧，以致你的文章插进去，连页码都忘了打。这么慌里慌张的，怎么能写好一篇批评文章呢？若不是这么匆忙，放在十期刊出，我想多少会好些。（这也是上面我推断你是湖北作者的原因之一，这么急迫，外地的稿子是寄不去的。）
三、要会用标点符号。
文章差点不要紧，标点符号一定要会用。不要在这种小地方露了怯。你的文章题名叫《“批评家”韩石山的“文风问题”》，接连用了两个双引号。第一个加在批评家上，意思是我不是批评家，或不配当批评家，作为批驳文章，这是对的。若按这个用法，你的第二个双引号加在文风问题上，不就等于说我的文风没有问题了吗？这显然和你的原意不符。你或许会说，双引号还有个用法是“着重”，你是这个用法。这就不对了。在一句话里，两个引号的用法应当是一致的。可见中学时你上语法课不太专心，老师肯定是讲了的。再就是，两个冒号不能连用。你的文章中，第一自然段末尾到第二自然段开头，接连用了两个冒号，连在一起就成了：“且听我对照韩文一一道来：韩文说：‘毕竟中国文坛成熟多了……’”你看看，两个冒号连在一起用，有多别扭。附带说一句，多少年来我研究中国语法，一直想找一个三个冒号连用的例句，这次无意中在这儿自己写出来了（你的两个连上我的一个共是三个）。还想找的一个例句是，一句话末尾有四个标点的，至今未找见。你身边若有语言学家，问一下就知道这两种例句多难找。
你的文章并非一无可取，最让我欣喜的是，自从“文革”以来，这是我的姓名在报刊上用得最大的字号，是特号字吧，还是那种极为醒目的黑体。
末后须提醒你的是，我所以写这篇东西，仅仅是为了教你写好文章，绝无批驳你的意思，你千万不可以为我批驳了你而自高身价。
《谁红跟谁急》 第三部分原本没什么
今天是元旦，到处都喜气洋洋，《书刊文摘导报》编辑部给我寄来一张报，一篇文章。还有一封信。
报上登的是童志刚的一篇文章，并转载了我在《文艺报》上发的那篇《韩先生教你写文章》。文章是一位名叫杨建武的新闻工作者写的，名叫《文人们，请不要“相轻”了——致童志刚、韩石山》。信上说，此文亦同时寄童志刚，如我也能写千余言寄给报社，他们“准备将韩、童、杨三文一并刊出”。
这倒教我作难了。
跟童志刚的争论，我已决计不再多说一句话。有话我想将来见了面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