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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意大利小说家，被誉为“作家的作家”，可说是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了。他的三卷本的选集，正一摞一摞的摆在书店的柜台上出售。一九八五年九月前写好他的讲稿，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演讲，未及前往便去世了。这年年初开始准备这些讲稿，定名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既可说是他对未来千年文学的期望，也可说是他一生写作经验的总结。书中收有他的五篇讲稿，打头一篇题名便是《轻逸》。你千万别以为他说完了轻逸，还要接着说沉重，没有，接下来的四篇是《迅速》、《确切》、《易见》和《繁复》。原拟作八次讲演，已有设想，未来得及写出的第六讲是《连贯》，第八讲是《开头和结尾》，第七讲不知道，想来也不会是沉重。往下看你就知道为什么不会是了。
一开篇，卡老先生便讲道：“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和做过各种实验之后，应该是我寻求自己毕生事业的总体定义的时候了。我想指出：我的写作方法一直涉及减少沉重。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沉重感：人的沉重感，天体的沉重感，城市的沉重感；首先我一向致力于减少故事结构和语言的沉重感。”（该书第1页，辽宁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
接下来是周详而精湛的论述。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3）
实际上这个道理，在中国古代的文论中，在中国现当代一些著名作者的写作谈中，都有论述。只是不及卡老先生这么郑重其事地提出罢了。比如苏轼和金圣叹就说过类似的话，比如老舍的写作谈中，就有这样的意思。他老人家也是这么做的。
唉，若是路遥这些人，在向斯德哥尔摩进军的途中，肯停下来，趁喘气的工夫，看看中外作家这些有益的告诫，琢磨琢磨其中的道理，也就不会那样卖命地写作了，不管文学成就的大小，至少命是保住了。
三
轻逸——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用轻松这个词，而改用轻逸——不是一种单纯的写作方法，诚如卡尔维诺所言，更是一种深邃而精辟的文学观念，后面他对这一层意思有更为具体的阐述。
我的心绪有点烦乱，从墓地踱开，来到林墙跟前的一个石凳旁坐下，看看远处的山峦，天际的白云，让自己的心绪平静下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想到了这位哥伦比亚的优秀作家。“许多年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这是《百年孤独》那个著名的开头。自从这个长篇小说由翻译进入中国作家的视野后，有多人做了或精明或愚蠢的模仿。然而，又有几人意识到，这绝不是一个俏皮的语式，乃是一个全新的文学观念的标识。
米兰·昆德拉，我又想到了这位杰出的捷克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刚刚翻译过来的时候，在作家圈里，是怎样的走红。没看过这本小说吗？那你就不配称为作家。中国作家的模仿力是极强的。精明的日本企业家模仿欧美的电器，有抱负的中国作家则模仿欧美的文学，堪称世界双绝。新时期一浪高一浪的文学大潮，其动力多来自大洋彼岸欧风美雨的侵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阅读，让中国的新进作家们喜出望外。相近的社会形态，长期禁锢下的也大体相同的人性，啊，对现实社会的描绘原来也可以纯然出之以情欲。本来是一个有益的启发，经过愚蠢的大脑的过滤，竟变成了一条轻狂的捷径。多少年过去了，多少本书出来了，只见血色的肉欲，没有见一只血中飞出的凤凰。学的最到位的，是那种一见面就上床的叙述，还有那种凌乱不堪的结构。米氏的上床自有他不得不然的苦衷，其结构看似凌乱而有他内在的纹理。我们呢，上床就是上床，看似凌乱也就真的凌乱。
按照卡尔维诺的文学价值观（《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最初曾打算用《给未来千年的几种文学价值观》这个名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恰是一部轻逸的小说，那种绝对世俗化的故事，那种轻快灵动的笔调，在在显示了米兰·昆德拉举重若轻的小说艺术功力，更何况他的书名中还赫然嵌着一个轻字，而这种轻，又是难以承受的一种重。
轻逸不是轻飘，更不是轻狂。为了说明自己的这一文学观念，卡尔维诺举了一个希腊神话作例子。神人美杜萨（Medusa）有一种特别的本事，凡是她看到的一切都可化为石头。决心为民除害的英雄柏修斯（Perseus），想到了对付这恶棍的办法，他穿了长有翅膀的鞋飞来飞去，使美杜萨难以施展其魔法。他不看美杜萨的脸，只观察映入青铜盾牌的女妖形象，终于一剑砍下了美杜萨的头颅。“柏修斯依凭了万物中最轻者，即风和云，目光紧盯间接映像所示，即铜镜中的形象。我不由自主地立即把这篇神话看作是对诗人与世界关系的一个比喻，写作时可资遵循的一种方法。”不必多加阐释，最好是细细地玩味，玩味其每个细节，多加思考，却又保持住对于其形象语言的感悟。此中有道，其道在文学的叙事过程，而不在我们从旁对它添加的因素。
谢天谢地，在这篇演讲稿中卡尔维诺也提到了米兰·昆德拉，且十二分的推崇。他是这样说的：
一个小说家如果不把日常俗务变作为某种无限探索的不可企及的对象，就难以用实例表现他关于轻的观念。这正是米兰·昆德拉所做的。他做得十分明确，十分直截了当。他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实际上是对生活中无法躲避的沉重表现出来的一种苦涩的认可。这不仅仅存在于他的祖国命定遭受的那种极度的、无所不及的受压迫的处境之中，也存在于我们大家所处的人类的命运之中，尽管我们可能要比他们幸运十倍、百倍。对于昆德拉来说，生活的沉重主要存在于威迫，把我们裹得越来越紧的公共和私人事务的小孔眼大网般的威迫。他的小说告诉我们，我们在生活中因其轻快而选取、而珍重的一切，于须臾之间都要显示出其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的本来面目。大概只有凭借智慧的灵活和机动性我们才能逃避这种判决；而这种品质正是这本小说写作的依据，这种品质属于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
不是没有文学的才华，也不是没有对人生的深切的感受，我们的作家，我说的是那些一流，或号称一流的作家，他们与昆德拉这样的作家，差别只有一点点，那就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认知。不需要多么的深刻，重要的是准确，或者说是基本的准确。
事实不是这样。相当一部分作家，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感激的，是满足的。看看他们在那些自叙性文章中流露的心态，看看他们平日在社会上操劳的身影，就知道他们是多么的安于现状，志得意满了。社会职务，竞相角逐，大小奖项，志在必得。大奖大喜，小奖小喜，至不济也要弄个荣誉奖得之。不是要你远离或反判这个社会，不是的，没这个可能也没这个必要。然而，假如你认为将来必定更美好，你就得承认现在仍有不那么美好的东西存在着，需要着力地揭露它改进它。这是一个公民的责任，更是一个作家的良知。普通老百姓住进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可以高兴得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一个作家住进这样的住房，也同样的高兴，但他应当知道，还有许多人没有这样的住房，住房分配中还有许多不合理的现象。这就是作家和普通老百姓的不同。不是让你吃苦，你也可以享福，但你应当承担更多的责任。对社会的各项改革，都应作如是观。
一个满足于自己生存境况的作家，会什么深刻的思想？又怎么能够轻逸地写作？
中国当代作家中，真正达到卡尔维诺所说的那种“轻逸”的，王朔是第一人。我不认识此人，但我一直关注他的写作，毛病是毛病，但他的优长就像一根棍子那样戳在你的眼前，想避而不见也难。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在斯德哥尔摩西郊墓地的凭吊（4）
张弦，路遥，刘绍棠，徐迟，公刘……
我一个一个地默念着他们的名字，从墓地的甬道间走过。多看了路遥一眼，心里说，老兄，你就是不多看书，不多思考，光一个王朔，就应当让你对自己的写作方式，有所警觉啊。你去世之前的几年，这小子已声名大噪。
唉，我这也是事后诸葛亮，那些年，我也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呀。
“天亡我楚，非战之过也。”项羽将军拔剑自刎前的这句感慨，最能说明人生的无奈与不甘。再大的本事，也难违拗那冷酷的时势。
时势，是的，还有什么比时势更能左右人的命运呢！
这两年，在一些讨论会上，我常听到“盛世出大作家”的话，偶尔也听到有人反驳，说是“乱世才出大作家”。都能举出几个确切的例子。总是前者占了上风，实际上后者从不服气。我是学历史的，要叫我说，都有一点道理，都没多少道理。盛世修史，向有成例，盛世文章，那是贬义。想来“盛世出大作家”，是从盛世修史、盛世文章套过来的。不是说盛世出不了大作家，也不是说乱世就出不了大作家，什么都有个度。盛世要看是怎样的盛世，乱世也要看是怎样的乱世。若盛世让人耽于淫乐，不思长进，肯定出不了大作家。若乱世让人流离失所，衣食无着，乱世民不如盛世犬，也肯定出不了大作家。硬要从历史上找例证，粗略地说，反倒是那些不盛不乱、亦盛亦乱的时期，出的大作家多些。
这是从历史上说的，现在什么样的时代，才能出大作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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