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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又说：“《文星》时代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他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警察总监，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肇和军舰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这就隐含了祸延自己和子孙的某种‘原罪’。吴申叔在向我谈到他的‘原罪’时候，如怨如诉，颇为感伤。他是学艺术的，在台湾拍了一部名《海浦春潮》的电影，这部影片，其实是一部主题上肯定‘国民党德政’的影片，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就是不让他这部片子过关，他弄得一身都是债，困窘难言，在走投无路之时，他说他只有去拜托当时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经国哥哥’（他是一直用这样的老称呼称蒋经国的），可是没有下文；他无奈，感到吴、蒋两家关系已经非比从前了，蒋经国也许不喜欢这一老称呼了，于是他自行知趣，改用晚一辈的身份，重新提出陈情，可是仍旧没有下文；他又想到，过去吴、蒋两家关系非比寻常，吴忠信手中，有不少蒋介石写的信件，也许这些信件物归原主，会邀得一点垂怜。于是他便把所有的信件都交出了。可是，还是没用，还是没有下文，吴申叔在向我叙述了这些感伤之事以后，最后说：‘李敖兄，最令我不服气的一点是：没有我们吴家替他们打天下，哪有蒋家的天下！如今他们有了天下，却连场电影都不准我们拍，这算什么公道！’可见蒋家父子的凉薄，非局内人不知也！我初识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他请我在台北‘喜临门’吃饭；最后一次见申叔，是1966年4月9日，他约我在他家吃饭。这次饭局中有熊式一、林文奎（熊式一学生）、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逐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地离开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第六部分：生活李敖《文星》时代的朋友（2）
李敖说：“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到今日犹为能文之士，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龄转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11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村，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10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 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第六部分：生活李敖梁实秋 — 一代大儒太软弱了（1）
生活李敖·自述
梁实秋 — 一代大儒太软弱了！
李敖是文人中的强者，因此被他敬佩的文人委实有限。特别是在台湾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屿上，有名气的文人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在这些文学名人之中，作家梁实秋是李敖在回忆录中着笔较多的一位。由此可见，并非李敖太狂太傲，而是他实事求是，评价起逝者来也往往一针见血。李敖认为：“《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1961年11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
“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38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地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反共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