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河口距离天津２００里，设置大沽炮台进行保护。
在大沽炮台外还有一道淤积的海沙，军舰至此即搁浅，不能继续航行，堪称是大沽炮台的天然屏障。
英法等国军舰在此滞留２０多天，通过望远镜进行观察，发现有一条能通过小船逼近大沽炮台的水道。
四月初八，联军驾驶小轮船突然闯进大沽口内，大沽炮台轻而易举地陷落了，京师戒严。
咸丰立即派曾同洋人打过交道的恭亲王奕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前往天津议和。
所谓议和，实际上根本没有协商的余地，在“进既不可战，退又不可守”的情况下，桂良只能代表清政府在英、法、美、俄所拟订好的条约上签字，这也就是包括公使驻京、把长江沿岸开辟为通商口岸、耶稣教及天主教可以自由传教、进口商品的收税标准以及赔偿英法军费、商业损失４００万两等内容的“天津条约”。
在武力的胁迫下，桂良代表清政府分别同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签订天津条约。
对咸丰来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公使驻京，外国公使在金銮殿上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在他看来这比割地、赔款、增加通商口岸、丧失关税自主权还要有伤尊严。
当时的中国统治者，竟然闭塞到如此程度——涉及到国家主权的条款并不那么在意，涉及到觐见礼节的条款就争个没完，皇帝的面子比国家的主权更加重要。
咸丰甚至让负责谈判进口税的桂良，以取消所有商品进口税来作为取消公使驻京的补偿。
尽管在谈判税时清方已经接受对面、米、熟肉、烟、酒、牛油、香水、服装等３０多种日用品免收进口税，英、法等国不仅坚持公使驻京，而且坚持要到北京来互换被批准的“天津条约”。
实际上英法两国政府对已经获得的权益依然不满意，英国内阁已经通过再次发动战争的表决，到北京换约不过是发动战争的借口。
从签订天津条约到参与税则谈判的桂良已经意识到，同英法打交道“断非口舌能争，亦非微利能动，必得用兵方可”，然而当时“内寇方帜，民困未苏”，在“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之前”还是“以免登时决裂”为上策。
在畿辅地区开战，必须要打有准备之战、有把握之战。
但实际上，谁都清楚在大沽炮台失守、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后，清政府根本就顾不上去更新炮台装备。
英法公使是带着二万五千多名士兵“乘军舰赴天津”，显然是来者不善，而且敌方对大沽炮台的防御体系已经了如指掌。
对方在抵达大沽后，不按照清方的规定从北塘登岸，以至双方发生冲突，有意挑起事端。
联军在再次占领天津，英军驻扎海河左岸，法军驻扎海河右岸；而当桂良奉命赶到天津英法联军进犯天津作为全权代表前往同英法谈判时，英法又以桂良所携带的关防系咸丰八年所制，不具有全权谈判的资格，拒绝与其谈判，尽管桂良一再解释由于情况紧急已经来不及再制关防、他本人完全具有全权，但英国公使额尔金、领事巴戛礼就是不同桂良谈判……英法要重新挑起战端的意图已经一目了然，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京师，一念及此懿贵妃不禁打了个寒噤，从天津到北京根本就无险可守……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根本就没有为弱者伸张正义的舞台。
就像在动物世界里，狼吃羊不需要理由。
羊要避免被吃掉，必须格外警惕、格外强壮、格外了解狼的习性，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被吞噬的厄运。
遗憾的是，以咸丰为代表的大多数清朝官员对西方列强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对外交往中要么是盲目乐观，要么是一味妥协……咸丰同他的父亲道光一样，对西方列强既两眼一抹黑，又在交涉中左右摇摆……在英法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的过程中，咸丰一会表示要御驾亲征，前往通州鼓舞士气；一会又准备巡幸热河。
也许皇帝本来就是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在准备外逃……当七月二十九联军到达通州后，北京局势已危如累卵，朝廷舆论一致谴责桂良谈判不力。
实际上联军一方根本就不打算谈，派谁去都是这个结果。
鉴于联军方面认为桂良不具备全权资格，咸丰改派怡亲王载垣，载垣同西方列强从未打过交道。
而咸丰对英法联军的态度也是摇摆不定，为了避免“请旨往返稽延时日”，实际上给了载垣“便宜行事”的权力。
咸丰态度变得强硬也同懿贵妃有一定的关系，生活在宫中的懿贵妃并僧格林沁不了解世界格局的变化，同载垣等一样主张采取强硬的态度。
在八月初三同英国领事巴戛礼见面，巴戛礼坚持要求驻扎在通州附近的僧格林沁退兵，载垣则要求英方在通州递交换约的文本、不必前往北京，虽然载垣接受撤兵，但巴戛礼还是坚持要带着军队来北京。
经请旨，清政府已经同意以不得超过四百人为条件，但联军仍不同意就此罢兵，因为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的条款咸丰没有接受。
被侵略者同侵略者的谈判，从来就是在对方开列的条件上签字，所谓据理力争不啻于天方夜谭。
处于绝境的载垣扣留了巴戛礼，想迫使对方也能给清朝皇帝留一点面子。
一心要挑衅的联军遂以此为借口发起进攻，僧格林沁在八里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根本不可能挡住如狼似虎的联军，八里桥、定福庄均已失手，朝阳门一战更是徒有其名，一听见枪炮声驻防军队便如鸟兽散。
即使到了这步田地，懿贵妃还劝咸丰留守京师“皇上在京可以震摄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方寸大乱的咸丰已经没时间再听懿贵妃谈古说今了，他只有一个念头：跑……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避难热河
咸丰与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大阿哥载淳等都平安逃到了热河的避暑山庄。
在离京前，他已经把同洋人谈判这件极为棘手通州八里桥八里桥激战的差事交给了奕，要不是闹到这步田地，咸丰绝不会起用已经赋闲五年的六弟，而且在离京之前还下达了处死巴戛礼的命令。
以前常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现在对奕来说是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联军的前提就是释放巴戛礼，如果处决了巴戛礼就更难办了……尽管释放了巴戛礼，联军依然向北京推进，本来一直住在圆明园附近的奕，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匆匆逃到卢沟桥一带，紧接着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香山相继被劫掠、焚烧，皇家园林冒出的熊熊浓烟与窜动的火苗，对每个中国人都如同烈火焚心。
这把火，从八月二十二持续了将近半个月，一直到奕都已经在联军拟订的“北京条约”上签字，火势依旧……联军已经从安定门入城，驻扎在国子监一带，京城内外一片惶恐。
进入京城的联军只有三四百人，但留下交涉的奕却没有一兵一卒，“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的悲凉袭上恭亲王的心头。
按照联军的安排，奕在九月初三从卢沟桥迁到西便门附近的天宁寺，一天后又住进法源寺，以便能就近同占领京城的联军谈判。
所谓谈判不过是个外交辞令，实际上就是在联军拟好的条款上签字，根本就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
留在北京的奕惶恐不安，度日如年，逃到承德的咸丰则是如惊弓之鸟，惟恐洋人再追到避暑山庄。
奕把同英国全权谈判代表额尔金签订的“北京条约”的文本送到承德请皇帝批准，除了“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外，又增加了开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给英法的赔款各增加到白银８００万两，同英国还有个割让九龙的问题，而同法国则有个天主教传教以及教产的处理。
趁火打劫的俄国，利用“中俄天津条约”的附件——“中俄北京条约”把清王朝的发祥地——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东的１０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吞并。
咸丰面对强加给自己的北京条约只有用玺的义务，没有审批的权利……“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可签订“北京条约”时敌军岂止兵临城下，都占领了京城，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耻”，无论对清王朝还是对中华民族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而咸丰不仅要忍受这种奇耻大辱，还要通过用玉玺而使其变得符合当时的国际交往惯例。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九月底，占领北京的联军在“北京条约”正式签订后已经撤走，北京又成为了京城。
尽管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廷臣一再吁请皇帝回銮，但咸丰就是不想起驾，惟恐“夷人又来挟制，朕必将去而复返”，一次又一次地拒绝回銮的奏请，甚至还在十月初一的上谕中明确表态：“本年回銮之举，王公大臣等不准再行渎奏”。
尽管天气已经进入了初冬，皇帝还是留在了建在口外的避暑行宫。
他无法面对圆明园、颐和园、玉泉山等皇家园林沦为废墟的现实，也无法面对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被他抛弃的宗庙、坛社，更无法面对已经驻进北京的外国公使随时都会要求同皇帝见面、又不叩头的觐见礼。
他既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也没有痛定思痛、励精图治的志气，宁愿躲在避暑山庄继续做着大清天子的梦。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咸丰驾崩
对咸丰长期滞留在行宫，最着急的是懿贵妃，再这么下去同洋人进行交涉的六爷奕就成为朝廷的代表了，谁还能再把皇上看在眼里？载垣、端华、肃顺这些从驾的王公大臣就会由着皇上的性子在烟波致爽、福寿园、如意洲等处散心，甚至还把升平署的人召到行宫来上演皮黄、昆腔，长此已往到哪儿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