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体，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奏……”慈禧、慈安不同意发布批驳董元醇的所谓上谕，为此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召见顾命八大臣，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词语激昂，以至把小皇帝吓得都尿了裤子……慈安只能宣布“明日再说”。
鉴于两宫皇太后不肯用“御赏”与“同道堂”的印，斥责董元醇的上谕也就发不出去。
为了向两宫施加压力，八大臣来了个集体撂挑子——用当时的话就是“搁车”。
八大臣的强硬态度，愈发坚定了慈安支持慈禧实行两宫垂帘听政的决心。
就凭慈禧、慈安绝斗不过八大臣，她们必须联合在京城的六爷。
在咸丰十年底（１８６１年１月２０日）坐镇北京同联军交涉的奕，就已经成为新建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负责人，要垂帘必须得到奕以及与其有密切交往的洋人的认可。
为此，慈禧撺掇慈安派侍卫恒起携带密信回京，来探听恭亲王的意图。
恭亲王正因被排除在顾命大臣的行列而难以释怀，当京城、宗社不守的时候他奕受任于危命之间，到联军一撤就又给撂到一边了……他吁请咸丰回銮遭到拒绝，在得悉咸丰龙体欠安后又提出到行宫看望皇帝、恭请圣安，不料咸丰却以“相见徒增悲伤，不必前来觐见”拒绝六弟前行。
也不知咸丰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积怨，毫不念及骨肉之情……无论从国事还是从家事，咸丰在遗诏中都不该把奕排斥在外……正是因为这种排除，使得热衷于垂帘的慈禧找到了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人。
恭亲王的愤愤不平、慈禧的勃勃权欲以及慈安对襄赞大臣心存芥蒂，这三方合在一起就足以掀起推翻遗诏的惊天之浪。
而慈禧通过自己的妹妹——醇亲王奕的福晋令七爷草拟好治罪载垣、端华、肃顺的诏书，一切都准备就绪，就等着两宫回銮了……由慈禧策划、慈安协助以及恭亲王运作的旨在推翻咸丰遗诏的宫廷政变，已如在弦之箭。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两宫皇太后同小皇帝回到京城，在恭亲王的导演下大学士周祖培、贾桢、驻防京畿的胜保都把吁请两宫垂帘听政“因时制宜”、“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等内容的奏折呈上。
被蒙在鼓里的载垣、端华刚一上朝就被拿下，负责运送大行皇帝灵柩的肃顺行抵密云就被已在那里等候的睿亲王仁寿拿下，时为九月三十日，旋即下达了赐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正法的谕令。
至此咸丰遗诏中“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的谕令已经被推翻。
与此同时八大臣为新君所拟定的年号“祺祥”也一并被废弃。
在这场政变中，最大的赢家就是慈禧，由此而揭开的就是她左右政坛４８年的历史。
咸丰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三人同治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九，载淳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以明年为同治元年。
十一月初一，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到养心殿垂帘听政。
两宫皇太后当然也清楚外面的事务得靠恭亲王撑着，便以同治的名义封奕为议政王，享受双亲王的俸禄，并入主军机。
已经坐镇北京一年的恭亲王，在北京同文馆同洋人的交涉中也多少有了点资本，遂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成为清王朝外交事务的负责人。
为了培养同外国交涉所需要的翻译人才，奕在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创建“京师同文馆”，禁锢得像一块铁幕的京师，终于同外部世界有了些许接缝。
无论是恭亲王还是两宫皇太后都意识到，要把政变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尽管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都是肃顺所重用的人，但他们知道在江南半壁同太平军的战事还要依仗这些人，因而带兵打仗的人不仅未受到政变的牵连，反而依旧得到重用……至于英国方面为了早日兑现开放长江沿岸城市为通商口岸，也加入同太平军作战的行列，在李秀成进攻上海时就遭到英军、法军以及华尔所组织的洋枪队的狙击……两宫与奕所组成的三人同盟，应该有个比较长的稳定时期。
其中地位最高的是慈安，但恰恰此人的能力在三巨头中是最弱的。
据薛福成的《庸庵笔记》所载“西宫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太后（指慈安）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
在两宫太后中起作用的是慈禧，但在垂帘之初也要有个熟悉的过程，连拟份谕令慈禧都错别字连篇，从内务到外交不得不更多的依赖奕，就连宗人府、神机营也都交给恭亲王办理，甚至就连恭亲王的女儿都被封为固伦公主。
咸丰之后的政坛三巨头，在反对八大臣的问题上一拍即合；而动荡的局势，也迫使他们必须同舟共济。
但伴随着同治三年（１８６４年）六月十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由洪秀全所掀起的反清浪涛基本被平息，“同治中兴”就像一现的昙花在晚清的政坛上出现。
所谓“同治中兴”不过是把困扰清王朝１４年的太平军的主力给镇压了下去，至于太平军余部以及捻军依然牵制着清军的大队人马。
内忧的问题都未彻底解决，更不要说外患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算不上中兴的局面却使得清廷“三人同治”的体制受到冲击。
本来两宫同恭亲王的联合就各有各自的动机，慈安主要是不愿小皇帝受制于八大臣，而慈禧则是为了借助奕的力量实现垂帘，至于既有能力又有雄心的奕不过是以支持垂帘的名义推翻八大臣把持朝政的局面、取而代之，因而在结盟之初就潜伏着日后龌龊的契机。
慈禧本来就是个一山不容二虎的人，更何况三虎乎！因而慈禧极力争取慈安，以恭亲王在两宫面前失礼作为借口把奕从三巨头中排挤出去。
所谓失礼实在是慈禧有意找碴。
恭亲王被两宫召见时，每次都要商议国内外的大事，一说就是一两个时辰，两宫也都预备下赏赐的茶水，谈的时间长了两宫中的一位必然会说“给六爷茶”。
然而有一次却没有预备，唇焦口燥的恭亲王下意识地从御案上拿起个茶盅，一看不是自己平时用的，赶紧又放了回去，水没喝到，反而被慈禧抓到把柄——竟敢擅自动用两宫的御用茶盅。
还有一次，跪着回答两宫问话的奕，说的时间长了就自己站了起来……这类事情在垂帘之初慈禧也未必较真，但在收复南京后她觉得削弱奕权力的机会到了，在这个问题上她必须拉着慈安一起干，这才是“嫌隙人有意声嫌隙”。
在慈禧的策划下一份弹劾奕“揽权、纳贿、徇私、骄盈”的奏折在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三月初四炮制出笼，慈禧遂利用这份“均系风闻”的弹劾，以同治的名义罢免了奕的一切职务。
令慈禧始料不及的是，不仅内阁以“此事须有实据”拒绝附和两宫的意见；在要颁布处分奕的谕旨时，内阁大学士周祖培竟以“此惟两宫圣裁，非臣等所敢知”为由而拒绝拟旨；以至慈禧不得不亲自动笔，把“事出有因”写成“是出有因”；“诸多狂傲”写成“诸多狂敖”；“倚仗爵高权重”写成“以仗爵高权重”；“诸多挟制”写成“诸多挟致”；“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也许她已经忘记是以同治的口气写谕旨了，竟然写成“若不即早宣示，朕归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正”，居然把“亲政”写成“归政”。
让慈禧惊诧的是，就连近支亲王也都开始上书：“请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更令慈禧感到意外的是，被派往东陵祭祀的醇亲王闻讯也急忙赶回，上言道：“恭亲王感荷深恩，事烦任重，其勉图报效之心，为我臣民所共见。
至其往往有失检点，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若因此遽而罢斥，不免骇人听闻，于行政用人，殊有关系。”紧接着肃亲王隆（qin）联络诸王近支联名上疏，一再强调：“恭亲王受恩深重，勉图报效之心，为廷臣所共见……臣等以为醇郡王所言，深合用人行政之道。”至于廷臣的疏奏中更有一语破的者：“若廊庙之上，先启嫌疑，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于大局实有关系。”王公大臣的反对使慈禧意识到：虽然经过四年的垂帘，要甩开老六奕还为时尚早，在三月十六降旨：恭亲王“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到四月十四日才又下达“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
慈禧想把奕从权力中枢排挤出来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毕竟削掉了奕的议政王名号。
奕当然也清楚，这场风波名义上是两宫发难，实际上是慈禧一个人在筹划，缺乏主见的慈安不过是被慈禧利用。
在三巨头的同盟中，别看慈安几乎什么都不插手，可谁能把她拉过去谁就占有优势……奕不仅窥到慈禧的勃勃野心，也发现了慈安的价值，他知道在今后三人同治的道路上，这类风波依旧会出现……自从留在京城同联军交涉，奕就已经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厉害，三四百人的军队就逼得天子出狩、就把皇家园林烧成一片废墟，大清国要想不被鱼肉，只有走“自强”的路，以奕的认识也就是购买洋枪洋炮。
虽然奕的认识还相当肤浅，但同两宫相比他在洋务方面的经验就算是丰富的。
而且在他的带动下，曾国藩、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