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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陈伯达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斯大林同志的伟大著作＜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文章。他在请江青向毛泽东转送的信件里说明：“我着重论述了在中国革命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把我们国家引上了最正确的道路。我还在文章里指出：在全国解放以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向我们国家、向工人阶级、向全体人民进行了猖狂进攻，他们妄图用偷偷摸摸的方法篡夺这一个伟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经过千百万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人民共和国，梦想阻止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道路。我尤其指出，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三反’、‘五反’运动后还是会存在的。”毛泽东请江青转告他：“文章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这也让苏联的同志们看到，中国正在沿着十月革命的路线但是已经经过了中国实践检验的形式在稳步前进着。我们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外再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要让全国人民都认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不管我们还要进行怎样的斗争，我们这个方向和决心是绝对不会动摇的。”这种提法和刘少奇的主张明显不同，陈伯达开始高度重视和注意两人之间的区别了。
一九五二年的上半年，毛泽东多次批判了彭真提出的“民主建政”的口号，他说：“你彭真提出这个口号究竟是什磨意思呀？人民当家作主难道不是民主，还要让资产阶级来个两党制才叫民主吗？”彭真马上辩解道：“‘民主建政’的口号不是我提出的，是别人鼓吹宣扬的，他们却不来认账，把责任推在我的身上了。我只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讲过这样的话，我宣布收回，不再坚持了。”
六月，国家出版总署按刘少奇的意见，拟定并发出了“关于查禁书刊问题的指示”。刘少奇曾对他们提出责问：“查禁一本书，就等于枪毙一个人。谁给你们权力查禁图书的？”于是，出版总署赶忙下令撤销对一切书籍的禁令。
七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对一九五二年暑期留苏学生出国前夕的讲话中，说：“革命已经是搞得差不多了，敌人已被打倒了，我们要你们去，不是要你们学习关于革命和战争的这些问题。你们学习的任务是如何搞建设，如何使国家工业化，克服中国落后现象。讨小便宜吃大亏，吃小亏的人挣大面子。这里面就有许多的辩证法，我希望你们好好地领会。”
八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青年团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反覆说：“今后，大的政治运动不可能再有了，主要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中国经受了这么多的运动和斗争后，需要休养生息。谁要再搞什么大的运动，就会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失。”康生在同江青谈话时，针对刘少奇的许多讲话说：“少奇同志讲话太随便，缺乏认真的研究，一些提法是和毛泽东同志的精神背道而驰的。应该让他多注意一点。”江青说：“主席的态度是让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让全党同志熟悉一下他们的面貌，这样对今后的工作有利。主席考虑得比较多，我们还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吧！”
一九五二年九月，江青出面领导，对上海的资本主义电影企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一些新的章法。康生说：“江青同志为资本主义文化事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做出了良好的开端，创造出一条新路。江青同志的经验应该好好地总结和推广。”
毛泽东制止道：“还需要实践考验，不宜作太多的宣传。江青同志对电影是内行，可以让她在一定的范围内搞一些新的试点，以便我们创造出属于无产阶级的电影来。”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杨献珍在马列主义学院的“三反”总结中，提出：“围绕创办中央党校，我作了大量的工作，坚持了办党校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方法。但是陈伯达同志却对这一点多次提出怀疑，甚至对我执行刘少奇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多方责难，干扰了学校的教育和工作。同时，我们批判了艾思奇同志在教学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批判了他的学院式的工作研究，从而为正确的教学莫定了基础。”刘少奇听取他的汇报后，说：“我同意你的报告，对陈伯达应该给他说明，让他不要多管党校的事情。艾思奇这个人就是不懂矛盾论。这一点，我早就和毛主席讲过，毛主席也同意我的看法。”
一九五二年秋季，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很快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高岗对林彪说：“邓小平怎么能够担任这个职务？他的资格远远地不能和你相比，他爬得可是太高了，弄不好又是刘少奇、薄一波这些王八蛋搞的鬼，现在中央的位置缺人，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白区党代表千方百计地在争位置呢，你要注意呀。
林彪说：“我在静观时局，看看毛主席究竟是怎样的想法。一个人要想成点气候，光凭个人的努力是不行的，一定要和时局，和决定自己命运的人相结合才行。我承认自己是三分靠天，七分靠自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底，周恩来在政务院会议上宣布：“在我国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所留下的任务并恢复了国民经济以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及时地提出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同志们，我们要在全国展开大张旗鼓的宣传活动，使党的总路线迅速达到家喻户晓，深人人心。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高潮就要到来了，让我们展开双臂，迎接这个伟大的革命高潮的来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主张和意见，说：“你的许多提法不切中国的实际，要注意改正。不过，依我看，刘少奇的问题确实是属于认识上的问题，大家应该给予一定的观察和帮助，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问题看得太严重了。”
毛泽东讲这个话，显然是针对着对刘少奇虎视耽耽的高岗、饶漱石等人的。
对陈伯达来说，他确实吃不透毛泽东的真正用意。他曾经对江青说：“如果主席能够给我们一个实底我们就好工作，他总是让我们正确地理解他的指示的含义，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呢？”
毛泽东冷笑道：“他还是那个书呆子劲，什么都想摸到实底。哪里有那么多的实底！如果领导人把自己的底牌都交给了他的部下，那还有什么政治领导艺术性！你告诉陈伯达同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风浪里，只有靠自己的觉悟和敏感，才能不迷失方向。政治上的迟钝，是会误大事的。”
第五章 出师不利
＇刘少奇提出和苏共领导改善关系的谈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沉思。改善什么关系？怎样改善？改善了以后还要干什么？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毛泽东感觉到，党内已经出现了危险的信号，一种政治阴霾正悄悄地向他逼来……＇
康生送来的材料，其中一篇是《刘少奇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和五日同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约翰·高兰和英国＜工人日报＞主编乔治·马修斯会谈纪要》，康生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特意写道：“少奇同志的讲话，应该引起主席的重视。他表示要和苏共改善关系。这是一个信号。我不知道这样的讲法，是否和主席研究过？如果没有和主席研究，那就是一件重大的问题。请主席思考。”
江青看了材料和信，在一些段落上用红铅笔打上了很多的记号，然后亲自放在了毛泽东的案头。这些年来，江青总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大量地阅读各方面的材料，尤其是国内方面的重大动态。毛泽东指示她：“凡是你认为有重要价值的东西，都要打上记号，我就会及时地处理的。”今天这份材料，正是一个大大的记号。
毛泽东醒来后，看到了这份材料，对打上记号的地方反复看了几遍：
刘少奇说：“我们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在处理中苏两党的关系时是很谨慎的。我们绝对不会首先采取同苏联分裂的步骤……”这段话的旁边，江青批示：“刘少奇首先讲这番话是什么意思？他怎么能够讲这样的话呢？”
刘少奇又说：“中苏两国的团结，是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如果中苏两国破裂，对中苏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对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有严重损害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这么讲。我也相信，苏联人民也不愿意中苏两党两国分裂，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分裂，对于苏联的利益也是严重的问题、严重的威胁。因此，我们对于中苏两党、两国避免分裂，恢复团结，是抱有希望的……”
毛泽东看到这些，轻轻地推开这些材料，深思起来。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睁开眼睛，看到江青站在自己对面。她问道：“这些东西，你都考虑了吗？”
毛泽东点点头：“我考虑了很久。康生同志的提醒是对的。他的头脑一直比较清醒，能看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现在我们许多的同志眼睛盯着美国和境外的公开敌人，不知道我们党内就有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在党内的代理人。这些暗藏的反动分子才是真正最危险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