晗等等，使他们能蒙混过关；另一方面是假装反右，把一些本来不是右派分子的人打成了右派。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一些人得以继续窃据各级党政文教机关的领导职位，继续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毛泽东不以为然地对他说：“这些问题以后再说，现在你就别提了，提了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年七月间，毛泽东巡视了许多地区，他在青岛作了题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的讲话，提到反右斗争时，反覆地说：“这场斗争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现在我们党对中间派的领导权还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起党的领导。我们要深入开展一场全民性的大辩论，辩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重大问题。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所以这场反右斗争要继续深人地持久地进行下去。”
在七月二十五日到九月十七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出现了相持不下的激烈斗争。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报告：“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文艺界右派依然嚣张，周扬竟将作协党组扩大会停会四十多天，目的就是要抵制反右斗争开展。总理和康生同志再三指示还迟迟不动。在党组会上，周扬等人一方面假装反右，一方面利用冯雪峰的批判煽起一股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三十年代王明路线翻案的歪风。林默涵说什么‘这次斗争不但改变过去的文学史，而且直接影响到当前。要坚决，不惜牺牲一切，宁可没有文艺！’他们究竟要干什么？我们应该警惕。”
毛泽东对她和周恩来说：“这次不打算解决周扬这些人的问题，让他继续暴露，到一定的时候再说。江青你也要正确对待文艺界的情况，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黑暗，没有多大了不起嘛！”周恩来送给毛泽东几篇文艺界批判右派的文章，其中有巴金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上题为《惨痛的教训——“过关谈”之一》和于同年九月二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题为《国士论——“过关谈”之二》的两篇文章。
毛泽东饶有兴趣地看了巴金的这两篇文章，对其中的段落划出来，表示欣赏：
“有一个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得意地招供：‘秀才虽然不能造反，可是他们会鼓动别人造反’。所以右派分子到处煽风点火，煽动学生上街，准备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他们自以为算盘打得很好，‘天下’唾手可得，却没有想到现在已经不是‘劳心者治人’的时代了。放火的只是一小撮人，灭火的却是广大人民。他们妄想自己可以抵挡三百万军队，谁知仅仅三篇社论就把他们缴了械。右派分子虽然狡猾阴毒，可是除了低头认罪外，再也没有别的生路……”
毛泽东看了哈哈大笑：“说得好！说得好！三篇文章胜过三百万大军呀！这个巴金的笔锋倒是有点份量！”
巴金的文章继续说：“右派分子从进攻到失败这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可以说明一件事情：这些知识分子不但没有知识，而且也没有常识。他们只有一样本领：骗术。他们先骗了别人，然后欺骗自己。又有人把他们比作赌鬼，整天关着门聚赌抽头。外面已经在大喊‘抓赌’了，他们的赌兴正浓，还梦想一掷千金，赢来个王国。在这些人的身上哪里还有一点书生的气息？虽然他们披着‘教授’‘学者’‘作家’‘代表’‘高级知识分子’的外衣，干的却是赌鬼、骗子的事情。等到有人敲门抓赌，他们的骗术当场出丑，他们就吞吞吐吐、躲躲藏藏、哭哭啼啼，甚至装病装死，耍无赖、耍流氓腔。这就是他们的‘骨气’，这就是他们的‘清高’。他们大概因为没有受到‘国士’的待遇，就索性撕掉假面，露出流氓面目来了……”
毛泽东对周恩来、刘少奇说：“这篇文章虽然写得短小，但是很精悍，很有力量，也很有说服力！”
巴金的另一篇文章里写道：“今天的知识分子中真正和工农打成一片的新知识分子还是占极少数。大多数人仍然是旧知识分子。旧知识分子喜欢吹嘘自己的‘清高’和‘骨气’，字眼当然是很漂亮的。其实这种高不可攀的‘清高’和‘骨气’说穿了也并不稀奇，用他常常摇头摆脑地念来念去的一句‘豪迈的话’的话来解释倒很恰当，那就是‘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我现在把它称作‘国士论’。右派分子在这次猖狂进攻和退却检讨的时候都使用过‘国士论’这个武器。例如徐中玉在他的所谓‘第五次检查’里就一再地承认：‘具有“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之类的思想。像“以国士待我，即以国士报之”在我身上是十分严重的’。要是得不到‘国士’的待遇呢，据他自己解释就会‘滋生出反党的情绪和思想，进一步就会作出反党的行动来。’
“大家可以替他们算一算，他们究竟身兼若干职位。这是有目共睹的。连徐中玉也不例外。可见党待他们实在不薄，他们为什么还要反党呢？原来‘国士’的解释可大可小，个人的野心无穷无尽，做了皇帝还想成仙。像章伯钧、罗隆基之流，即使做了总理、副总理，他们也不会认为受到了‘国士的待遇’，更不会停止他们的反党的活动。即使在检讨中，他们还会继续提出要求：‘拿国士的待遇来……’”
毛泽东对江青和田家英、陈伯达说：“我看巴金的看法提到了点子上和要害处，右派们的根本动机就在于此，即政权也。你不把政权交给他们，他们始终不会停止反党的活动，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八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决定在农村开展大鸣大放，进行两条道路的群众性大辩论。指示说：“我们要通过这次大辩论，使广大贫下中农更加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坚决击退地富反坏右的猖狂进攻，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并为农业大跃进开辟道路。”
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所谓反右斗争胜利的基础上，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我看依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现在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那个右倾思想，有人似乎连多快好省的口号也不敢坚持了，我认为应该继续坚持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路线。”
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纲要》指出：“农业合作化给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纲要》还提出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并要求今后每年“在全体农村人口中集中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纲要》对农村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提了全面的规划，对农业生产提出了跃进的指示。
江青曾经欢欣鼓舞地说过：“如果没有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胜利，也就没有农业《纲要》进一步激发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热潮，当全国广大农村迅速出现了一个大兴水利、大抓积肥的群众运动时，也就为一九五八年震动世界的大跃进运动揭开了序幕。”
这时，是毛泽东最为得意和兴奋的时刻。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看到我们党解决了国内的这一系列的矛盾，赫鲁晓夫没有话说了吧！不是我们小看他，他没有这个本事！所以，国际共运的大事，我们理应发挥大党的作用，不能再让赫鲁晓夫牵着世界的鼻子走！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我要亲自去，发挥一下我们的作用嘛！”
果然，当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莫斯科会议时，就连赫鲁晓夫也感到了意外。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几次讲话，驳斥一些共产党人害怕战争、害怕革命、害怕帝国主义的观点，指出当前的国际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讨论会议宣言时，中共代表团对苏联提出的许多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苏联提出的宣言草案中的一些观点被否定，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些观点被会议采纳。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体现了毛泽东始终坚持的一些革命原则，特别明确指出的是：“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在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时，说：“我们的坚持斗争，对克服苏共二十大的恶劣影响，使国际共运坚持马列主义的道路起了重大作用。为了顾全大局，我们代表团对宣言中关于苏共二十大和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提法作了让步，但在当时，我们还是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正确意见。”
随后，中苏两党产生了分裂的迹象。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民整风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的社论，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写道：“近半年来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是我国过渡时期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个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从政治界、文化科学界的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中开始，逐步扩大到工人、农民、工商业者、中小学教职员工和军队中间，已经具有全民的性质�